中国近百年政治史(28)_李剑农

二八

　　◆第三章　西法模仿时代

　　从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被推倒，至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发生，共三十年；这三十年中，除了前一小段，南部尚有太平军的余党，北部尚有捻军，西北及西南尚有回乱外，总算是内部的平安时期；重要的事变，全在对外的关系上，就是藩属的丧失。此时期中比较明敏的政治家，也看到中国对外的问题日趋紧迫，尽力讲求所谓洋务。洋务如何讲求呢？最重要的就是模仿西法。于是，“西法模仿”四字，成为此时代的政治中心问题。从一八六五年创设江南制造局起，作到成立北洋海军舰队；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发生，北洋海军被日本摧毁，西法模仿的成绩归于泡影；于是有人进一步要讲维新变法了，西法模仿的时期至此终止。

　　▼一　同光两代的朝局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西法模仿时代，跨同治、光绪两朝。在前章的末节，已将清廷政治势力的推移，略略说过一遍，本节再就同光两代的朝局变化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分别叙述一下：

　　一、同光时代的朝局

　　肃顺等失败后，中央的政权，形式上分寄于两位太后和议政王奕訢三人，实际上东太后和奕訢都不过是西太后的工具。太平天国颠覆后一年（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因为西太后所宠幸的太监安德海窃窥政权，嫌忌奕訢，西太后本人也忌刻奕訢，于是在是年三月里，藉口奕訢信任亲戚，不能破除情面，平时于内廷召对，多有不检之处，命奕訢毋庸在军机处议政，并撤去一切差使，这是西太后第一步向奕訢立威。但此时皇室中及在廷臣工还有替奕訢鸣不平的人，惇亲王绵恺、醇亲王奕譞、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相率上奏力争；给事中广诚的奏语更为切直，他说：“庙堂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西太后看到这种情势，还有一点顾忌，旋令奕訢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未几，又命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毋庸复议政王名目。在面子上，奕訢算是恢复了一部分名位，但是站在军机大臣以上的议政王，变了在军机大臣上的行走，而此时军机大臣的势力又远不如从前；自此，奕訢俯首帖耳，变了西太后的驯仆，西太后第一步的立威成功。

　　至于东太后和西太后之间，形式上东太后应该立于优势；但西太后通文字，而东太后不大通文字，同治帝又是西太后的亲生子，因此东风不敢与西风抗衡，表面上保持圆满。及同治帝渐长，看到自己生母不正当的行为，甚不满意，反倾心于东太后；到同治帝将要成婚立后时，东太后看中了一个阿鲁特氏（崇绮之女），西太后看中了一个察富氏（凤秀之女），阿鲁特氏年已十九，察富氏年仅十四；西太后利用察富氏年幼，可以听自己的指挥，持之颇力，而东太后不欲，相持未定，要同治帝自己取决；同治帝同意于东太后，遂于一八七三年立阿鲁特氏为后，立察富氏为慧妃，帝于是年亲政（此时年已十八）。

　　西太后因为选后的竞争失败，便用母权干涉同治帝及帝后间的关系，不要帝后常相亲近。同治帝愤而独居，郁郁寡欢，行为渐不规则，形式上的亲政仅一年有余，便患病死了。（同治帝之死因，私家记载多谓由近侍引出微行，感染花柳病而死。恽毓鼎力为辨证，谓系患痘症。薛福成的记载，亦认有“太监越礼状”，大概谓患痘者掩饰之词也。帝死时年仅十九岁，即一八七四年。）同治帝没有生子，病危时，召其师傅李鸿藻入见，口授遗诏，谋以贝勒载澍承继大统。鸿藻持遗诏赴西太后处，以诏草进，西太后览草大怒，命鸿藻出。少顷，帝崩，外间尚不知道；西太后召宗室各亲王密议继统之人，西太后说：“帝疾不可为，继统未定，谁其可者？”有人说：“溥伦长，当立。”惇亲王奕誴说：“溥伦疏属，不可。”西太后说：“溥字辈无当立者。奕譞（醇亲王）长子，今四岁矣，且至亲，予欲使之继统。”所谓“溥”字辈者，在爱新觉罗氏的世系，为同治帝以下之一辈（同治帝为“载”字辈），若立“溥”字辈人继统，则为同治帝立嗣，同治帝后将为太后，而两太后将为太皇太后，不得再有垂帘听政之权；若立“载”字辈中年长的人继统，两太后也不便再行垂帘。奕譞的长子，便是光绪帝载湉，他的母亲是西太后的姊妹，所以西太后说是至亲；用他来接承咸丰帝统，两太后依然是太后，依然可以把持政权，所以西太后不用“溥”字辈人。那些宗室亲王慑于西太后的淫威，没有人敢反对，于是在清室的皇位继承法中又开一个传弟不传子的新例，而载湉堕入苦海。

　　光绪帝继统后七年（一八八一年），东太后也死了。据恽毓鼎所记，东太后之死亦由西太后进毒所致（参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在东太后未死以前，西太后虽纵欲无度，尚有所忌惮。（西太后所宠的太监安德海行为不法，朝臣敢怒而不敢言。一八六九年即同治八年，安德海奉西太后命往广东织造龙衣，道经山东，招摇不法，山东巡抚丁宝桢执而杀之。丁氏实受东太后及同治帝密旨行事。清朝祖制，太监不许出北京，违者拿获就地正法。当丁氏奏上时，东太后持祖制为言，西太后无如之何，从此心甚怏怏。）至此便没有一个人在她的目中了。

　　当同治初年，有一位御史满人德泰，由安德海授意，奏请修复圆明园，并代呈内务府库守贵祥所拟筹款章程，向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抽捐；为恭亲王奕訢所格沮，不得行。同治帝亲政时，因为一个广东奸商李光昭想作官发财，向内务府呈请报效木植，修复圆明园，以备两宫太后燕息。同治帝或者也想借此安顿他的母亲，省得她来干政，于是准行，赏李光昭道员，任为工程监督，往各省采办木植。御史沈淮上奏反对，无效。

　　不久，李光昭除了在各省勒索横行外，又因为购买外国洋木，虚捏价目（以五万两实价报至三十万），和外国商人闹出一件大讼案来，命李鸿章查办；结果，李光昭被革职处刑，又把圆明园的工事暂行停止。到光绪帝时代，东太后去世后，游宴土木之费日增月累；修造颐和园没有钱，便挪用海军经费。总管太监李莲英的招权纳贿，更远出安德海之上；安德海以违背祖制出京，被丁宝桢杀之于山东；一八八六年，醇亲王受命往天津巡视海口，西太后公然命李莲英同往；御史朱一新因此上奏，请慎防宦寺流弊，便得到一个降职的处分。

　　一八八九年，光绪帝大婚，形式上，太后虽已归政于帝，说是由帝亲政了，但事实上，皇帝一切用人行政还是要禀命于太后，皇帝仍不过是一个偶像。概括地说，同治以后的朝廷，全为西太后的朝廷。总管太监的权势，渐至驾乎各亲王及军机大臣之上。前此肃顺当权时，疏请太后临朝的，说是怕威柄下移；现在一班亲王大臣们眼睁睁地望着威柄移于阉宦，除了阿附以外，别无办法。于此可见清皇族及在廷各大僚中，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换言之，清朝廷已成了一个空空洞洞、没有实力的朝廷。

　　但是西太后以一弱女子，为什么有这种笼盖一切的能力呢？她所倚靠的就全在道德上的名教影子。就她的本身说，她是不顾名教，并且是名教主义的罪人；但她对付别人，却全恃名教主义的威力。她自己不循祖宗的家法，对付皇室亲贵，对付皇帝、皇后、皇妃，动辄藉口祖宗家法；亲贵稍不如她的意旨，即拿交宗人府议罪；皇后、皇妃稍逆己意，轻则叱面，重则弛衣受杖，皇帝不敢庇护；对付在廷各臣僚，用伦理上母子君臣的名分，捧着一个儿皇帝作傀儡，把他摆在前面，各人不敢不低首于皇帝之下，便不敢不低首于皇帝的母亲之下；“圣人以孝治天下”，久成为名教主义的金科玉律，没有人敢违背这条金科玉律，便没有人敢违抗她。东太后在时，这条金科玉律的把柄还是操在她们两人手里，故仍有所顾忌；东太后死后，祖宗的家法及一切名教上的威权都成了她个人的囊中物，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她还看清了一点：太平天国是名教主义之敌，若不将此敌消灭，她便快乐不成；满洲的亲贵大僚已没有力量；难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一班人，浸渍在名教主义的精神里面，愿意出死力，替她保持那种可以控制一切的名教；所以她就一心一意的依靠他们，将巨大的事权委给他们，用崇高的名位圈住他们；有了他们替她抵御朝廷以外的敌人，朝廷以内可以安然无事，她就可以享乐。关于这一点，她的眼光，不惟与肃顺相同，并且比肃顺还要看得深切。所以对于信用汉人以制服汉人的政策，她便踏着肃顺的旧路走去；到了太平天国平定后，还是守着这种方针不变。这是西太后的眼光锐敏处，也便是她所以能够维持长久局面的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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