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政治史(21)_李剑农

二一

　　三、湘军的精神

　　日人稻叶君山说曾国藩的湘军，并不是勤王之师，其目的全在维持名教，实无异于一种宗教军；此说大概是对的。但说曾氏无一语及于勤王，则非事实。太平军攻下南京后，曾氏与江忠源书，说：“……逆贼在金陵恐不遽去；扼天下之喉，盐漕两事，不复可问；而京师饷项支绌，实有日不能支之势。为人臣子，一筹莫展，清夜自维，能无愧死。……”这不是表示要勤王的意思么？我们须知道：勤王忠君，就是所谓“名教”的一部分；既说他是以维持名教为目的，又说他不是勤王之师，这是稻叶氏未能看清“名教”两字的内容。曾氏讨粤匪的檄文说：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卖以取税，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恶，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自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官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耻于冥冥中者也。

　　稻叶氏因为檄文中没有骂洪秀全反叛皇帝，只骂他破坏名教，破坏旧道德旧宗教，便说他是一种宗教军，而不是勤王军。其实维持名教，便是尊王。故说湘军含有宗教军的精神是不错的，说他不是勤王军则误。当时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大多数，都是笼盖在旧道德旧宗教之下；就是非士大夫阶级的群众，也是一样。再看得深透一点，便是太平军中的名将忠王李秀成，与其说是信服洪氏的天主神权说，毋宁说是全为名教的精神所涵濡；李氏的名教精神在他的供状中随处流露，如说：“天王加封我与陈玉成二人……那时我为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我是为兵出身，任大责重；见国乱纷纭，主又蒙尘，尽臣心力而奏谏。……”又如说：“主与我母，被困在京，那时我在全邑（即全椒），日夜流涕。”又如说：“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臣认识天情，自有升平之局。……严诏下颁，令我领本部人马，去取苏、常，限我一月回奏。人生斯世，既为其用，不得不从。……”又说：“……天王迷信过深，竟说天父天兄自能佑助，不必将政事办好……后来人心乱了，粮食尽了，还是讲天话，全靠天心，不挽回大局。”

　　李氏攻陷杭州后，清政府的浙抚王有龄死节，李氏优礼送王榇回乡，说：“各扶其主，各有一忠。……生各扶其主，两家为敌，死不与为仇。”这不是李忠王的脑筋里面名教的观念多于神权的观念么？然而李忠王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有增减。曾国藩既是旧道德中的人物，他所吸引的一班同志也是和他一样，自然都是以维持名教为己任，不容异教的天主神权说来破坏社会的秩序。我们须知人类虽然是进化的动物，进化的程序是有时间性的。我们研究历史，不要忘了这个时间性去下判断。

　　当时多数人既时浸渍在名教的观念之中，所以洪氏的天主神权说不能为社会所容，他们的天国平均制度也不能为人所承认。至于他们的排满主义，仿佛可以鼓动一部分人士，但当鸦片战争失败不久后，一般人痛恨“洋鬼子”的心理尚未全消，用洋鬼子的洋教来排满，反把排满主义的效力打消了；所以，太平军的神权主义，在时间性上是必失败的。曾氏的名教维持主义，还是时间性上的宠儿，就是到了甲午以后，还有许多人以渎乱圣经排挤康、梁，何况在甲午以前数十年的曾国藩，安得不用名教来抵抗洋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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