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集卷二十(4)

卷二十(4)

　　◇仲孙羯会晋荀盈〈云云〉城杞，晋侯使士鞅来聘，杞子来盟

　　伯主以天下私其亲，故命使施礼为可鄙，而屈身要信为可贱也。夫惟义可以率人，苟以其私，则无以令与国矣。

　　今晋之平公以杞出之故，合十二大夫而城杞，役诸侯以私其母家，罪莫大焉。是故既城之后，而使士鞅来聘，来聘所以拜城杞也；未几而杞子又以来盟至鲁，来盟所以拜杞田也。比事以观，则其以不义动人、而有不慊于心者可知矣。然则晋之失伯，不亦宜哉？夫伯者，所以合诸侯而匡天下也。苟以德命，谁敢不从？是故齐桓公以诸侯之师城邢封卫，天下翕然以存亡继绝之美归齐，不闻桓公之遣使以谢诸侯，而亦不闻邢侯、卫侯之亲往结盟于诸侯也，而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其功为何如哉？惟其心在于公义，而非为私也。今晋侯以奕世之伯，号令诸侯，非弱于齐也。而城杞之后，仆仆焉来聘、来盟之不暇，宁不可鄙贱哉！何以言之？晋平之母，杞女也。杞于是时，非有外患如邢、卫之在齐桓时也，德则不竞，而介于大国，以劳诸侯。夫诸侯者，天子之诸侯也，非晋国之役也。昔者平王不抚其民而戍母家，诗人有“束薪蒲楚”之刺，君子伤之，而况于晋乎！今晋臣彪不恤周宗之阙，而夏肄是屏，于是乎合十二国之大夫，勤版筑于东楼之杞。文之伯也，未至改物，何以有此？弃同即异，不仁；役人以私，不义。不义不仁，何以为伯主？当时鲁、郑大夫有甚乎之叹，而不敢违也，则天下皆知其不当为。而晋亦自知其不可矣，城杞之役甫旋，而士鞅之聘踵至，谓区区礼文之未可以盖其愆、而收诸姬之心乎，则其鄙也，不待贬而自见矣。既成其国，又治其田，使晋命之出于公，鲁何敢不尽归乎？今瘠鲁以肥杞，乃以卿大夫相继于朝府无虚月之故，则晋之所以令诸侯者，利而已矣。来盟以固归田，而以国君亲其事，且不守中华之礼，而用夷俗焉。夫以土田之故，亲辱于人，是徇利也；以先伐之后，而变于夷，是弃礼也。礼亏利胜，其能国乎？呜呼！晋以城杞之故而来聘，杞以得地之故而来盟，则伯主之所以为伯主，杞子之所以为诸侯，皆可知矣。《春秋》于“城杞”，则列序十二大夫，以著其动众之罪，而继之以“晋侯使士鞅来聘”，又继之以“杞子来盟”，杞称“子”，贱之也。盖尝考于斯时，天下甚多故也。吴、楚交政于中国，此何时耶？平公举七世之伯业，一朝付之于楚，自谓可以奠枕而居矣，不知于虢之会，再读旧书；于申之役，楚主中夏。他日将通少习之言，一出而执戎蛮子赤归于楚，如事天子然，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蛮夷侮其外，而大臣叛其内，晋国卒剖而为三，则皆平公之罪矣。城杞之役，可胜叹哉！

　　◇楚人伐黄，楚人伐徐，公至自会

　　外患自远而至近。《春秋》危望国以见伯业之衰也。夫华夷之势不两立，伯业衰，则夷狄强矣。

　　当齐桓之暮年，楚人伐黄而公不救，然后楚复伐徐。夫黄，远国，而徐在山东，与齐为邻，非“外患自远而至近”乎？是以牡丘之盟，《春秋》始书“公至自会”，而桓德之衰，与国皆有可危之势，于是因鲁以见其余也。楚之为中国患久矣。东迁以来，僭号称王，凭陵上国，尚赖齐桓创伯，以攘夷安夏为己任，是以有次陉之役，而中华之势复振，抑何幸也。奈何葵丘既会，震矜遂生，一念之怠，前功遽废。使强夷得以付度其心，而前日相与周旋之国悉蒙其患。自远以及于近，岂不骎骎乎剥床及肤也哉！观《春秋》危公之意，亦可惧矣。且夫黄自贯泽受盟于齐，于是有阳谷之会，相为掎角，以牵制楚人之肘腋，用能致屈完之来盟，则黄实有功于齐也。今楚人敢兴兵以伐黄，无乃讨其前日从齐之故与？黄以从齐见伐于楚，则楚师之起，乃所以尝齐也。齐既视黄而不救，然后浸淫而及徐，鸣钟击鼓，将问徐以何罪？不过为其附齐而取舒也。借曰黄远国也，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徐在齐之宇下，可不被发缨冠而往救之乎？始之伐黄，则置而不恤；继之伐徐，则救而不亟，则桓公之不竞、不足庇与国可知矣。是故《春秋》凡桓公之盟会皆不书“至”，安之也；至于牝丘之盟，始书“公至自会”。夫楚之患，自黄而及徐矣。徐之去鲁不远也，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宁不有无厌及我之患乎？呜呼！岂独鲁也？天下之从齐者，莫不岌岌乎殆矣！《春秋》鲁史，故“至”公以著其危，而他国从可知焉。

　　《商书》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吾于桓公见之矣。厥后公卒未几，而楚遂至其国都，以盟鲁、郑、陈、蔡；越八年而以师伐齐，取谷。至是则盟贯取舒，进次于陉之憾，悉报无遗。呜呼！向使桓公敦不息之诚，当楚人伐黄而振旅焉，天下事岂至此也？或者谓桓公初致江黄之时，管敬仲尝有言矣，桓公不从，而卒贻祸于二国。吁！仲之言是也，而未知道也。使其能引公以正心修身而行王道，则岂无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之遗事乎？而仲不能也。使小国贤君欲自援于蛮夷之污而不克遂其志，君子盖深伤之。不然，仲之器不小矣。

　　◇吴入郢，于越入吴。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于越入吴

　　强国每逞力于外，而不虞敌人之乘其后，观《春秋》书吴之事，亦可以为戒矣。方吴之败楚而入郢也，师犹在楚，而于越乘虚以入吴，亦可警矣。至于黄池之会，方与晋侯争长，何不虞于越之又入其国耶？《春秋》始书“于越入吴”于“吴入郢”之后，再书“于越入吴”于“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之后，则其虚内事外、阻兵安忍之效，岂不深切著明也哉？

　　尝谓以力胜人者，人亦以力胜之，此理之必然也。春秋之季，吴国，天下莫强焉。长岸、鸡父之战，灭巢、灭徐之文，经不绝书，犹曰以蛮夷而攻蛮夷也。及其胜楚，则遂及齐，而及鲁、及晋，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自以为莫能敌已，不知祸乱相寻，罔有纪极，东南又生一越，为其腹心之患。一之已甚，而至于再，姑苏之栖兆矣，岂不可为陵人而不顾己者之大戒哉！自今观之，吴乘楚之得罪于中国而伐之，虽曰因以复怨，犹有名也。至于五战而造其国都，系累其人民，鞭挞其冢墓，君居其君之寝，大夫处其大夫之室，弃约肆淫，恣行无忌，暴横未有甚于此矣。方且扬扬然自以为得志也，不思国内空虚，而于越之兵捣其不备，入其巢穴，如造无人之境，无乃出乎己者之反乎己也乎？《春秋》书“吴入郢”，而继之以“于越入吴”，比事以观，可谓深切著明矣。吾意吴人为是恐惧而警省也，岂意夫胜齐伐鲁之后，复驾晋而争伯，黄池有会，方将逞其枭雄，以长上国，不知勾践之又蹑其后也。死灰燃于会稽，而太子毙于姑蔑，所得几何？不足以偿所丧。《春秋》书“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而又继之以“于越入吴”，何其蒙患于前，而又不戒于后也？

　　呜呼！吴以力胜楚，而越又以力胜之；吴以强陵晋，而越又以强陵之：天道好还，岂不信哉？阖闾之时，犹曰不备不虞而已矣，若夫差，何其愚耶！《春秋》因事而比书之，垂戒之意远矣。是故观入郢而会黄池，宜吴之盛也。而于越入吴，败亦随之，譬之蛇豕踯躅，卒以自偾，不亦可哀也哉？虽然，吴不足论也，吾于此而为中国诸侯悲也。当入郢之时，特以晋不救蔡，而吴得假之以为功。吴兴而晋遂失伯，槜李一败，北向之图稍辍，而诸侯莫之省也。齐、卫方助叛臣以挠晋，鲁方有事于邾，而晋则惟纳蒯聩、伐鲜虞之是务也，而皆不以吴为忧，遂使伐陈会鲁，势焰大炽，而齐、晋大国，俱受其患，庸非自致之耶？然后吴、越争衡，而春秋终矣，其可叹也夫！

　　◇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

　　大夫越礼以生事，而贻患于其国，《春秋》据事直书而自见矣。

　　夫失己失人，寇之招也。今公子结以国卿下媵陈人之妇，既失己矣；媵妇之后，遂专事，以及齐侯、宋公盟。公、侯岂大夫之敢敌乎？是以牲歃徒陈而反以致三国之伐，然后生事病国之祸见矣。结可责也，而齐侯、宋公亦不得免焉。古者大夫之出疆也，受命而不受词，有可以安社稷、利民人者，专之可也。未闻专命而非礼以致患者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皆由己以致之。况于己为大夫，固当使其君安富尊荣，而民无侵陵之患也。今一举而害及其国，其罪岂不大哉？是故公子结者，鲁之卿也，媵妇浅事，非大臣之当亲，今乃纵其私情，去国逾境，以媵微者之妇，则以尊而临卑，紊上下之分矣。彼齐侯者，太师之胤，尊为东州之方伯；宋公者，先代之后，爵为天子之上公；夫岂列国大夫所可敌哉？今结也因媵妇之行，遂及二君为盟焉。夫盟者，有国之大事也。乃不禀命于君而专之，外有以卑抗尊之罪，而内有以臣专君之恶，一举而二罪并焉，其可乎哉？他日西鄙之伐，辱国殄民，果谁之所致乎？则结之罪不可逃矣。是故媵妇浅事不当书，而《春秋》特书曰“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郢”。“陈人”微者，既见其重以失己矣，而继之曰“遂及齐侯、宋公盟”，“遂”者专词，“及”者所欲，又见其轻以失人也。至于西鄙之师，而书曰“伐”，见三国之有词于伐也。

　　然则三国义乎？曰鲁则失矣，三国亦岂义哉！夫以伯主之严，上公之重，谁得而犯之？蕞尔大夫而求盟，其从其否，诚在我耳。训之以礼义，道之以名分，不与之盟可也，执而治之可也，何至以二大国之君，俯首与之共歃？既歃之后，而以兵刃临之。夫抗尊求盟者，公子结也，西鄙之民何罪？慢鬼神而食话言，虐无辜以黩威武，不义甚矣！吾尝观乎文公之经，有曰：“季孙行父会齐侯于阳谷，齐侯弗及盟。”夫以商人之不义，且能却大夫之请，何桓公乃不能慎之于始而悔之于终乎？然则结也不足责也，齐为伯主，于是乎有惭德矣。

　　◇公围成，公至自围成。筑蛇渊囿

　　君令不行于陪臣，而劳民以自乐，甚矣鲁之不竞也！夫佚游从欲，已非人君之当为，而况作于患难之时乎！是故成，鲁邑也，而疆臣据焉；定公欲堕其城，而亲帅师徒以围之，卒不能克而返。是正恐惧警省之时也，奈何告至之后，乃役民以筑蛇渊之囿，尚可谓知务乎？《春秋》书“公围成，公至自围成”于十有二年之冬，而书“筑蛇渊囿”于十有三年之夏，则定公之失君道可知矣。

　　呜呼！鲁自宣公受国于东门氏，而禄去公室矣。成公失政，而政逮于大夫。丘甲之作，费邑之城，三军之作，中军之舍，不绝于经。三家竞爽，不弱一个焉，孰知陪臣之又专制其后哉？至于孔子摄相，然后费、郈继堕。公室可为之兆，已见于此。使其终用圣人，鲁可以为政于天下矣。虽百成，何能为哉！今定公不知二邑之堕，出于仲尼之化，而以为己功也，于是亲帅其师以围成，而不知公敛、处父之徒，无君之人也，于公何难哉？是以“无成是无孟氏”之言一动强臣之心，而深沟高垒，坚守弗下。以封内之邑，而用师围之，有如敌国，已见鲁之失政矣。况以堂堂国君之尊，伐一陪臣而不能胜，卷甲而归，亦可危已。吾意定公因是而惧，改前辙以自新，委国圣人之不暇也。奈何恬不知畏，告至之后，反自肆于骄乐。当举趾条桑之月，役农作之民以筑囿焉。夫筑者，创始之词，而囿者，育鸟兽之所也。当闲暇之时，且不可为也，而况于萧墙之寇未弭，此何时耶，而自放于盘乐怠傲，无乃安危利菑而乐其所以亡乎？置民人社稷于度外，而以奉己为重，颠倒错乱，未有甚于此者矣。《春秋》先书“公围成”，而继之以“公至自围成”，危之之意已见。至明年之夏，而有“筑蛇渊囿”之书，则定公之不足与有为也明矣。卒之女乐至庭，而圣人以燔肉去，遂使一变至道之国，日沦于微弱；而大野之麟，卒虚其应。悲夫！

　　吾尝观乎《春秋》书筑台及囿，凡六见，庄公一年而筑三台。当齐桓方伯，四邻和睦，国家无事，可以有为而不为也，故鲁自是始弱。及庄公告终，而遂大乱，国几亡。成公之时，内政归于强臣，而外屡辱于大国，末年晋悼复伯，稍获见重，而遂筑鹿囿。昭公游于季孙之术中，而筑郎囿，卒以客死。今定公不以先君为鉴，而又履其辙焉。呜呼！无囿犹可，无民何为？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是谁之咎哉？

　　◇取汶阳田。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

　　藉势以复地，其利国也为甚微；致赂以从夷，其辱国也为甚大。夫为国而不知以义为利，未有不受其咎者矣。

　　鲁之成公，恃晋之势，一战胜齐，以取汶阳之田，以乱而易乱也，其利国不亦微乎。遂使楚人以此借口，而为阳桥之役。公也乃屈千乘之尊，会其大夫于蜀，致赂纳质，以求免焉，则其辱国大矣。观《春秋》书“取汶阳田”于前，而书“公会楚公子婴齐”于后，则鲁之所获不如所丧，为国而不以礼，其效岂不深切著明矣哉？尝谓天下莫大于礼，莫强于义。是故诸侯修睦，以事天子，不敢失也，而后蛮夷顺令，以事中国，不敢违也。今也友邦冢君不能和协，而使外夷得以借此以为猾夏之阶，不亦甚哉！观成公之所以胜齐而辱于楚者，抑亦可以为戒矣。

　　且夫汶阳，鲁故田也，而见夺于强大之齐。考于建邦士地之图，若在封域之中，则先王所锡，先祖所受，不敢失坠，所当告于天王，以正疆界，不当擅兵以取之也。不然侵小得之，则固有兴灭继绝之义，齐固不得而有，亦岂鲁之所当有哉？今鲁之战齐也，以大夫之一怒，而介于大国，幸以获胜，则藉郤克之言，以取汶阳，而不使一介告诸天子，是惟强力之恃，而于君臣之义蔑矣。虽取故邑，与夺人之有何异哉？而不知我以强力陵人，人亦以强力而陵我矣。未几楚人遂有侵卫、侵我之师，以问伐齐之故。甥舅之国，剪为仇雠，而使蛮夷得以为词，亦已颠矣。而又不能亲贤修政，保固疆圉，乃以国君之尊，亲会公子婴齐于蜀，而荐侑焉。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君，降班失列，以听于夷狄之大夫，岂不哀哉？惟其不能以礼为国，以及此忧也。故曰“藉势以复地，其利国也为甚微；致赂以从夷，其辱国也为甚大”也。

　　季孙行父为国上卿，固当上使其君，保安富尊荣之位，而下庇其民，使无辛苦垫隘之祸也，而乃不忍一朝之忿，残民以逞其私。汶田之归，扬扬然自以为功，而辱逮君父不顾也。方将立武宫以宣示其侈，而不知他日韩穿一言，复束手以归诸齐，而所得者为虚文，不足以偿所丧。然后知不以义为利，而以利为利，乃有国家者之大患。而《春秋》讥取汝阳田之意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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