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集卷二十(2)

卷二十(2)

　　◇秦伐晋，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强国并起而伯势分，《春秋》所以深为世道虑也。世至文公，中国衰而外夷强矣，是故秦有伐晋之师，而狄亦为侵宋之举。二强并起，遂使楚子得以乘间而挟蔡侯次于厥貉，以与晋争伯。《春秋》狄秦于前，而爵楚于后，然则成楚之强者，秦与狄也。观“伐晋”、“侵宋”而“次厥貉”，书于一年之间，诸侯之无伯，害哉！

　　尝考春秋之时，倚方汉之险，以凭陵诸夏者，楚也；据崤亟之固，以抗衡伯国者，秦也；恃豺狼之爪牙，以逞其贪婪者，狄也。桓文不作，伯业不振，无岁不有秦、狄之师，无国不有荆楚之患。《春秋》不以秦、狄之患为忧，而以秦、狄党楚为忧者，何哉？盖当时天下之所倚赖者，一晋而已。今荆既盛于南，而秦又起于西，狄又跳踉于北：三强竞爽，不弱一个焉，晋之世伯，不易守矣。是故秦人伐晋，而楚遂灭江；秦、晋战于令狐，而狄遂侵我西鄙；楚师至于狼渊，而狄又有侵齐之告。何其不约而同耶！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线，可不惧哉？况于晋君冲幼，不在诸侯。于是起范山之邪谋，生蛮荆之祸心。救郑不及，楚人遂有以觇其不能；聘鲁而傲，楚人遂敢以试其倔强。而北方之图，坚不可破矣。彼秦者，晋之姻亲也。令狐之役，晋不谢秦，固不直矣；而秦纳不正，岂为无罪？康犹不悛，不顾义理之是非，而惟以报复为事，兴兵伐晋，以取北征，当楚、狄交乱之际，而乘时肆暴，陵轹诸侯之盟主，是以夏而为夷之行。《春秋》以狄待秦者，晋之失伯，秦为之也。由是狄患遂肆，而三恪之宋，首被其侵。虽曰潜师以为侵掠，而豺狼之毒，寝不可遏。是役也，非特为宋患也，将天下之患自此始矣。于是楚人知中国之多故，而乘势以兴。厥貉之次，以临宋也，临宋所以图北方也。而宋果以狄虽不能御，遂道以田孟诸。夫以变夷覆载不容之罪人，俨然入于中国，驱诸侯而奴役之，天下之变，有大于此者乎？故楚从此遂得书“子”，同于中国，以其强之成，自此始矣。《春秋》狄秦于前，而进楚于后，岂无意哉？观楚、秦相与灭庸，相与盟于蜀，而他日吕相绝秦之言，亦谓穆公即楚谋我，则秦之党可知矣。自是以后，楚伐麋而狄侵齐，楚围巢而秦战河曲。新城之盟，仅仅收拾，而齐又叛。晋人置不敢问，不欲更生一敌以为东顾之忧也。而不知文襄之业，堂堂然去矣。

　　呜呼！狄不足责也，楚亦污于荆蛮久矣。秦之先，死于王事，有功于周室者也，穆公以于崤之败，出悔过之誓言，圣人录之，使其由是而进于善，则其伯岂止西戎而已哉？奈何连兵数岁，不能成尺寸之功，而徒以成楚人之暴抗？呜呼！《春秋》狄秦而至于再，其有以也夫。

　　◇宋人、卫人入郑。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

　　诸侯连兵以为暴，而敌国又乘其后，《春秋》所以交责之也。

　　夫兵，圣人之所恶，而况以诡诈相报复乎。宋、卫间郑师之在外，而乘虚以入其国。既入郑矣，又召蔡人以伐戴。则其阻兵肆暴，未有若此之甚者也。而不虞郑伯之起乘其弊，伐而兼取其师焉。夫宋、卫固不义矣，而郑亦岂得为义哉？《春秋》书“入”，书“伐”，又书“伐取”，则为交责之也可知矣。《周官》九伐之法，大司马掌焉，列国而非王命，不敢擅动其兵也。东迁以来，王纲不振，诸侯各自为党，以奸诈为仁义，视杀戮为寻常，侵夺纷纷，莫之能禁，其罪可胜诛哉！今郑师以伐宋出，宋人知其国之无守也，于是挟卫人以捣其虚，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之谋也。果然造郑国都，如入无人之竟。是宋、卫之得志于郑矣，二国既已入郑而骄，故以伐戴召蔡。借曰郑有旧怨，戴何罪乎？不过乘时徼利，以凌弱而犯寡耳。则其阻兵安忍之恶极矣，而不知郑庄之计又巧也。方二国之入郑也，郑师已在郊矣，不还师以自救，而委国与之，避其锐也。及其既伐戴而图之，击其惰也。是故驻师于郊，多方以误之。彼宋、卫狃于入郑之役，谓己实无敌矣，而不虞郑伯之亦掩其不备。郑攻其外，戴应其内，一举而三国之师尽没，亦可为好兵毒众者之戒矣。呜呼！宋、卫以是施之于郑，而郑又以此反之，其民何罪，而鱼肉之若是耶！然则宋、卫、蔡、郑皆不可以逃王者之刑也。《春秋》比书其事，而四国之恶彰矣。

　　抑尝考之，春秋之初，以诈用兵，莫甚于宋、郑也。前此宋人伐郑，围其长葛，郑则输平于鲁，而不之救，长葛见取于宋，犹不顾也。宋人自谓无能为矣，不知宋、鲁之党既离，而郜、防之取继至，则宋已堕郑之术中而不寤也。至此，又蹈其前辙焉，卒于民不堪命，祸发萧墙。呜呼！若宋之殇公，所谓自取之也夫！

　　◇齐人、郑人入郕，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假王命以逞其私忿，抗王威以肆其不臣，甚矣郑庄公之不道也！

　　夫诸侯而不知有王，恶之大者也。郑伯憾郕之不会伐宋，于是托于王命，而挟齐人以入其国。“入”者，不顺之词也，则其假王命以逞私忿者可见矣。既而以不朝得罪于王，王帅诸侯以讨其罪，乃敢用兵，交战于葛，王非诸侯之敌者，抗王威以肆其不臣，其罪又何如哉？《春秋》于“入郕”书“人”、书“入”，以著齐、郑之罪；于“伐郑”，不言战败，所以存天下之防也。呜呼！郑者，宣王之懿亲。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则郑实王室之藩屏也。奈何寤生以小人之雄，连诸侯以逞其不义？东迁之初，实为无王之首。是故伐卫而专征伐之权，盟石门而乱司盟之法；温麦周禾，君臣道丧；取邑易田，灭纪废典；则其不知有王也久矣。至是以兵入郕，果欲尊王室哉！观葛之一战，可以究其奸雄不道之心矣。夫郕者，文之昭也。当鲁之九年，郑人伐宋召郕，而郕不与，非郕罪也。郑庄以其尝为王之卿士，而托于王命，以败诸侯，于是合齐人以虐郕，而诬以违命之罪。干戈戎马，造其国都，而王臣不行，王师不出，则其矫假之罪已明而犹未也。一旦王夺其政，遂怀忿而不朝，以致天王奋怒，躬帅三国以伐之。此举虽非天讨，而郑之见伐于王，尤足信其入郕之为矫矣。不然，郑方纠逖王慝，何至自受王师之伐也哉？王师既至，乃不俯首请命，而敢执干戈，与天子周旋葛之后，至以一矢加之乘舆，逆理、悖道而有若此者乎！《春秋》不言其战与败，所以为王讳，而存天下之大防也。虽然，郑之所以敢抗王者，未始不由入郕之役致之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矫制入郕，而王不问，然后大假王命，以制诸侯，于是而入许，于是而纳冯，志得意满，遂有葛之举矣。自葛以后，而王命不行，伯图遂启。故夫东周之不振，皆寤生之所为也。论而至此，郑庄之罪，不容诛矣。而齐以太公之裔，赐履之命，非不重也，乃不能以义制郑，而从其所欲，然则禄父者，亦寤生之徒与。

　　◇杞子来朝，公子遂帅师入杞

　　事人而失其礼者固可责，责人之失礼而加以兵者尤可罪。夫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而仁者为能以大事小也。若杞者，可谓不知，而鲁亦可谓之不仁也欤。

　　夫杞不朝王而朝鲁，非礼矣。况以中华而用夷俗，以夷变夏，杞之罪，容可免乎？鲁之于杞，有婚姻之好焉。诲之以文告，加之以训辞，抑岂不可？而公子遂帅师入其国，则太甚矣。《春秋》交著其罪，故杞本伯爵而贬称“子”，狄之也；“公子遂帅师”，言其用大众也，“入”者，不顺之词也。而二国之罪，皆无所逃矣。昔者太王之事昆夷，以小事大者也，其诗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曷尝自外于礼乎？汤之事葛，以大字小者也，其书曰“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曷尝以失礼而遽伐之乎？春秋之时，人心郕坏，天理不明，故小国安于僻陋，而无自强之志；大国矜其威力，而无仁爱之心。于是并吞并起，弱肉强食，然后礼义衰而干戈横行，中国微而夷狄暴横，莫之能御，夫岂无故而然哉？且杞者，先代之后，先王以之备三恪而作宾者也。今而弃命废职，忘先君之所事，守不能居其封爵，亦可鄙矣。纵以微弱之故，欲恃大国以镇抚其社稷，则有先公之遗法在，何至以夏后之子孙，用东夷之习俗，投章甫而袭左衽，变礼乐而言侏离，己则无礼，以污大禹之明德，其何罪大焉！《春秋》因其来朝之用夷礼，遂从而夷之，以见杞之自绝于中国也。由此观之，杞则诚有罪矣。奈何鲁以周公之胤，周礼所在，彼小国不能自振，而倚我大国以为援，其情亦可矜也，而况于伯姬在杞，甥舅之好，庸可弃乎？彼之来朝，岂不有慕于我而为是仆也乎？威仪文词之不，进退揖让之或愆，胥教胥诲，以引以翼，以继武王、周公兴灭举废之心可也。今也不然，来朝之车甫旋，而上卿授钺，直造东楼之国舍，曰“有罪”，何至于此？彼以其卑，我以吾暴，嘉善而矜不能之意，果安在乎？《春秋》书“公子遂帅师入杞”继于“杞子来朝”之后，则杞之失礼可罪也，而鲁之不道，不亦甚乎？抑尝考之，桓之二年，杞尝朝鲁，未几而鲁亦入杞。则杞每以朝鲁而受其兵，何哉？桓不足责也，僖公号称贤君，而亦若是耶？禘太庙，致夫人，而嫡妾之分失；爱季姬，遇鄫子，而闺门之防乱。况又从楚盟齐，乞师于楚，使天下沦于涂炭，鲁之为鲁，庸愈于杞乎？不省己而以责人，呜呼！微《春秋》，不仁者皆得以文其恶矣。

　　◇及晋处父盟。公孙敖会宋公〈云云〉，晋士縠盟于垂陇

　　受人之非礼而效其尤者，罪在望国；待人以非礼而贰其过者，罪在伯主。夫大夫不可以抗诸侯，礼之大节也。今也文公朝晋，而及晋处父盟，是晋以非礼加鲁，而鲁受其辱矣。奈何垂陇之盟，宋、陈、郑之君在焉，而我以公孙敖会之？晋又以士縠主之！晋既贰过，鲁亦效尤，遂使君臣之分，从此大紊于天下，谁之咎耶？《春秋》于处父之盟，没公不书而处父去氏，于垂陇之盟，则据事直书，而罪自见矣。夫司盟之法，已非列国之所当专，况于以大夫而与诸侯盟乎！

　　周道衰微，王纲解纽。及邾盟蔑，隐公实肇其端；至于浮来之歃，降尊从卑；于折之盟，以下援上。则乱常失序，皆自我鲁为之，宁不重可叹乎！齐桓创伯，而以公子结抗盟为讨；于防之歃，鲁又不祥；直至后幽之盟，齐伯大定，二十余年，纲纪粗立，抑何幸欤。晋文以谲主诸侯，而翟泉之役，首为厉阶，王臣且不顾矣，况与国乎？襄公当国家多难之时，不知以礼信属诸侯，而以不朝来讨。文之伯也，未能改物，何遽至此？我文公不能以周礼自守，而畏大国之威，奔走听命，辱莫大焉。晋侯不念同姓之懿，而暴蔑周公之裔胄，以宣示其侈。处父，大夫也，敢盟天子之公侯乎？灭纪废典，以干先王之法度，其何罪如之！《春秋》没公以为鲁讳，鲁人耻之，君子亦耻之也。至于垂陇之会，宋以三恪之宾，陈以虞帝之后，郑以宣王之懿亲，咸与在列，而晋又使士縠主其盟，是晋襄之待诸侯，皆以大夫当之矣。一之已甚，其可再乎？晋不足责也，鲁亦可以省矣。人以大夫盟我，我之辱也。敖也何人，而使上敌三国之君！辱于人不戒，而亦此辱人。夫效尤，祸也。不知政权下逮，自此始矣。是故有处父之盟，而后有垂陇之盟。晋有处父、士縠，而鲁有公孙敖。相视而起，相观而化，三家六卿之祸萌矣。《春秋》严谨始之法，故深贬处父，而垂陇之役，遂列二子之名氏，非但直书以从同而已也，若曰“大夫之交政于天下自此始”也，由是而大夫皆得以名氏书于经矣。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由是晋有赵盾，鲁有仲遂，纷纷迭起，而桃园之事、过市之哭继见。呜呼！滥觞之不塞，孰滔天之可遏？履霜之不谨，知坚冰之必至。他日昭公逐，哀公走，靖公废，乃其效欤。然后知《春秋》正名辨分，必谨于始，为后世虑至深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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