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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佐论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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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仁者求全其本心之天理也，得仁则本心之天理全矣。《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犹园有桃焉，桃之所以为桃者，根干、枝叶、华实，生理皆藏于核而为仁。亦犹人之所以为人者，亲亲爱人，及物生理，皆具于心而为仁也。核破于斲，伤于蛀，则生理不全。天理为人欲所间，则恻隐之心所以生生者，亦无复全矣。故桃必栽培，去其害核者，以全其仁，亦犹人必存养克治，然后天理浑然而无间也。今匹夫匹妇斥人之不仁者，必曰“非人”，必曰“汝何其无人心也”，与训释如出一口，然则天理少有不全，虽为君子而未仁，亦明矣哉！古之圣贤，忧勤惕厉，而后人心不死，一息不仁，斲之蛀之者至矣，奚其生？夫气必充实，而后桃仁成焉，否则不空即朽，人之自养，仁或不仁，亦何异哉？其生也，自萌芽至于结实，秩然不紊，虽大小参差不齐，然其为桃则举相似也。此又可见理气无二，而性之相近也。至于核合皮肉而后为果，犹心必有身以行仁而后为道。故孟子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尝观于《易》，惟《乾》、《复》言仁。盖《复》之初，即《乾》之元，硕果不食则生矣。《复》之所谓仁，承乎《剥》也。仁于五行为木，而《乾》为木果，在春为仁发生也，在冬为乾归根也，生生不已，终而复始，其天地之心乎？问学一息少懈，则与天地不相似。是乾道也，故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夫仁主于行，子贡之问，乃其极功。然虽尧、舜之圣，其心犹有所不足于此，何哉？盖博施济众，夫人之所不能也，求在外者也。己欲立达，夫人之所能也，求在我者也。在我则心之德，爱之理焉耳。非必人人而立之也，己欲卓立，此心即及于人，亦欲其卓立，而不忍其倾颓，虽力不能周，然扶植之心，自不能已也。非必人人而达之也，己欲通达，此心即及于人，亦欲其通达而不忍其抑塞，虽泽不能徧，然利济之心，自不能已也。立如为山，卓然不移，达如导水，沛然莫御。试登高山而望远海，冈阜丘陵，必联其岫，无大无小，如耸如跱，立必俱立之象也。沟洫畎浍，必入于川，无小无大，如跃如骛，达必俱达之象也。是故山之性立，水之性达，人之性仁。观此则尧、舜性之之圣，亦体仁于心而已矣。学以入尧、舜之道者，行仁必自恕始，能近取譬，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大学》絜矩以平天下者，不待博施，自能济众，岂非要道哉？故孟子又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或问曰：“颜子之学，体在为仁，用在为邦，用舍行藏之道俱矣。然仁人心也，其心三月不违仁，无乃二之与？”曰：“人之所以为人者，生理存焉耳。心放而不知求，则生理日绝，其形虽在，其心已死。故心者涵此生理者也，仁者发此生理者也。五谷之种播于田，生生不已，是麃是蔉，少有间焉，疆场侵而生理遏矣。《诗》曰“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麃。”此之谓也。仁根于天，夫犹是也，心一息少放，则生理亦一息间歇而不相依矣。仁本与心一，而人自二之，是故服膺勿失，则相依之谓也。心惟仁是依，故不违仁，农惟稼是依，故不失稼，于其心而不求，亦犹舍其田而不芸也夫。”（《求仁论》） 物理曷谓之天理也？本于赋予禀受，自然明觉，莫之为而为者也。如恻隐之心，非纳交要誉，恶其声而然是也。物欲曷谓之人欲也？不安于品节限制，而凿以私智，非天之所以与我者也。如子贡贷殖，而必先言其不受命是也。去其所本无，而复其所固有，则万物皆备于我矣。夫理虽可以触类而长，而其出于天者，物物各有当然不易之则，自私用智，则违天而自贼，故《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又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周礼》曰“则以观德，毁则为贼”是也。则者，法也。自貌言视听而达诸人伦，无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恭从明聪，以及亲义序别信之类是也。推之，盈天地间无一物而无理可法者，违其理则非天之法矣。《易》所谓“天则”，正以其出于天，当然不易者也。孟子亦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岂敢毁之而自贼哉？将欲行之，必自致知始，致虽有推极之义，而《说文》原训则曰：“送，诣也。”其文为久，至触类而推极之久，则天牖帝迪，送诣而至。性之本善，吾所固有者，明而通于心中矣。是故格物所以明善也，诚意所以诚身也。身主于心，心发于意，意萌于知，知起于物，曰“致知在格物”，不言先者，知与意虽有先后，其实非二事也。知之不至，则意不诚而无物。《记》曰：“物至知知，而后好恶形焉。”何者？好善恶恶，感于物理者也，好妍恶媸，好富恶贫，感于物欲者也。道不离物，物不离事，盈天地间，物物各有一理存焉，去欲求理，岂以空谈悟哉？不曰理，而曰物者，践其实耳。郑玄曰：“格，来也。物，犹事也。”程子因言：“物来知起。”象山曰：“格至也，研磨考索，以求其至。”朱子因言：“穷至事物之理。”温公曰：“扞格外物，以物至为外，非合内外之道。”黄润玉曰：“格，正也，义取格其非心，心正矣，奚用诚意致知为哉？”是数说，皆因《记》而亿者也。惟《说文》曰：“格，木长貌，从木各声，取义于木，声以谐之。”其训精矣。今夫五行之各一其性也，水土金火汇萃镕合，皆可为一。惟木不然，挨接暂同，终则必异。理欲同行而异情，正如桃李荆棘共陌连根，始若相似，及至条长之时，形色别矣。荆棘必剪，犹恶之菑逮夫身者也，桃李必培，犹善之欲有诸己也。培其根而达其枝，则本各滋息而长矣，修其本而达其末，则物各触类而长矣。是故耳目口体物也，心为本，而视听食息其末也。喜怒忧惧无节于内，胡为物交物引之而去乎？必使心能为身之本，明于庶物而后已。父子兄弟物也，自孝弟慈推之，则身为本而絜矩其末也，好恶胡为而偏乎？必使身能为家国之本，至诚动物而后已。天下大矣，始乎格物，先事者也。理自理，欲自欲，则本根各异，物既格矣，至于天下平，后得者也。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物各付物，则枝叶亦各不同焉。惟明也，辨物之理欲而至善存；惟诚也，成物之始终而大道得。孔子之诚身，不过乎物，孟子之万物皆备，反身而诚，皆反本之谓也。或曰：“礼乐刑政之道，鸟兽草木之名，莫非物也，泛而格诸？”曰：“否，否！本则身，厚则伦，经不云乎？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格物论》） 道也者，无有精粗、大小、远迩、微显，格天地，济民物，日费而用之，不可得而尽也。正万目以视之，而莫知其所繇也，故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得之者，盖或寡矣，必也敬乎？《易》以衣袽言戒，履霜言慎，目睹者也；以荐雷言恐惧，耳闻者也。不睹而亦戒慎焉，不闻而亦恐惧焉，虽青天白日之下，稠人广坐之中，其暗处细事，必自知之。及其微有迹也，诗云“无”曰“不显”，“莫予”云“觏”。韩婴曰：“匹夫匹妇，会于墙阴，而明日有传之者矣。男女大欲不正，则放辟邪侈，将靡不为焉，天命不能须臾存矣。”是故君子慎独，必造端乎夫妇，正其源也。朱子曰：“有天地后此气常运，有此身后此心常发，要于常运中见太极，常发中见本性。”岂非顾諟之功邪？欲既遏矣，惟理是安，日用常行，念念精察，则此心全体虚明洞彻，天何言哉？昭昭于此。已发者往，未发者来，逝者如斯，澄渟于此。充满流动，如川之不息，天之不穷，内外本末，体用动静，洞然无一毫之间，而鸢飞鱼跃，触处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养者养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至此则从容中道，浩然之气其生于性矣乎？及其成功也，自其灿然时出者言，则谓之圣。圣则知命以尽性，故曰“如天如渊”。自其浑然真切者言，则谓之仁。仁则尽性以至命，故曰“其渊其天”。敬以达诚，斯其至矣。（《慎独论》） 孔、孟之言性也，一而已矣，而以为有性气之分者，二之，则不是也。孔子曰“性相近也”，众人之性则近求、由矣，求、由之性则近游、夏矣，游、夏之性则近渊、骞矣，渊、骞之性则近夫子矣，性固相近也。又曰“习相远也”，习于舜、禹则为舜、禹之徒矣，习于盗跖则为盗跖之徒矣，习固相远也。以瞽叟、伯鲧为父，而有舜、禹，习乎善而不习乎其父，以柳下惠为兄，而有盗跖，习乎恶而不习乎其兄。故曰“上智与下愚不移”。人惟习于利欲，旦昼之气梏其性而亡之，为放辟邪侈之事，在罟获陷阱之中，曾莫之觉也。向晦定息至于中夜，而清明之体还焉，良心复萌，所谓“继之者善”，其在是矣。谁无此心，岂非相近乎哉？孔、孟之后，周人世硕乃曰“性有善有恶”，荀卿则为“性恶，其善者伪也”，则又甚于世硕矣。其论性恶，累数千百言，至援引尧、舜问答之词以为证，其出于尧、舜与否，吾不得而知也。曰“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则是妻子未具之先，尝有孝矣；曰“爵禄荣而忠衰于君”，则是爵禄未荣之先，尝有忠矣。由是言之，则性固本善，而无恶也。（《性习说》） 性命于天道之隐也，道弘于人性之显也，圣人之道天命之流行，一而已矣。天何言哉？吾无隐乎尔！自乡党朝廷宗庙，以至起居饮食经曲礼节，其即发育峻极之分乎？子思子论至诚无息，而及天地山川，生物无穷，可谓闻道者矣。是故夫子之文章，鸢飞鱼跃，显焉者也，显则圣人不得而隐之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无声无臭，隐焉者也，隐则圣人不得而显之也。子思之闻，其犹子贡之闻乎？朝闻道夕死可矣，夫岂外性而有闻乎哉？不睹不闻，人之所不见，隐也，性也；参赞化育，察乎天地，显也，道也。故费隐以前，言学则用在其中，费隐以后，言用则学在其中。大舜、文、武、周公，文章功业，岂在性与天道外哉？性外求道，道外求天，虽闻善言而不为己有，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吾能屏绝利欲，一于理义，自费而隐，不须臾离，则德性完备，随在发见。譬则持壶深汲，水渐充满，滋溉取足，在吾壶矣。至德之凝至道，何以异此？道之在天地也，犹水之在海也，口耳之徒，亡得于心，则亦五石之瓠，泛泛焉者耳，其何凝之有？是故流水之澜，即在源中，日月容光，即在明中，天地之德川流，即在敦化之中，圣人之德达道，即在大本之中，尧明即在钦中，舜哲即在浚中。故子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天道与人，理一分殊，苟截本末而二之，斯支离矣。故子程子又曰：“冲漠无朕之中，万象森然已具，已应不是先，未应不是后。”（《凝道说》） 理一而分殊，统之在道者也。夫子赞《易》，始言穷理。理不可见也，于气见之。《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朱子曰：“阴阳迭运者气也，其理则所谓道。”确哉言乎？理即气也，气之有条不可离者谓之理，理之全体不可离者谓之道。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分阴分阳，则一动一静，一往一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积微而着，由着复微，为四时之温凉寒暑，为万物之生长收藏，为斯民之日用彝伦，为人事之成败得失，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极”一言，乃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夫易乃两仪、四象、八卦之总名，太极则众理之总名也。云易有太极，明万殊之原本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为万殊也。斯固自然之机，不宰之宰，夫岂可以形迹求哉？自心之所同然者穷之，存乎人尔。周子为图以明《易》，与川上之叹，一贯之旨，同条共贯。盖理即气也，一气浑沦，名为太极，二气分判，名为阴阳，阴阳分老少，四象非土不成，又名为五气，皆自吾心名之。所谓穷理也，非谓未有天地之先，早有是理，而理在气先；亦非气以成形，理亦赋焉，而理在气后。尝近取诸身，则耳目视听，有聪明之理，自吾心名之也，非聪明之理，在未有耳目之先，出于视听之后也。口体言貌之恭从，以至万理皆然。此天地人物之各具者，虽欲紊之，吾心自能穷究，恶得而紊诸？《说文》原训曰：“理，治玉也。”治玉者，既琢而复磨之，极其精研，则玉之浑然者粲然可见。得其理以修身而无欲，则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皆在于我。何则？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地顺承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德性之知本无不能也，守之则德可久，行之则业可大，廓之则配天地，未有难且繁者，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彼以觉悟为道者，岂夫子穷理之旨哉？祇见其支离尔。斯论也，吾闻诸罗整庵氏而益明云。（《原理》） 天命流行不已，而人物生生无穷，可谓仁矣。其本则藏诸用焉，盖人自有生即有知觉，事物交接，念念迁革，失其恒性，则反中庸矣。故君子必自未发之中而豫养之。夫未发云者，非燕居休息，夙兴夜寐，绝无闻见之谓也。日用常行，事物在前，凡感之而通，触之而觉，闻见不及，而有浑然全体，应物不穷者在焉，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也。但喜怒哀乐之情，则未动耳，于此而戒惧以存其心，常为动静语默之主，则物至能知，自敬身、惇伦、尊师、取友，以至酬酢万变，情虽迭用，而发皆中节，一日之间，虽万起万灭，而其大本未尝不寂也。是故寂而未尝不感，感则必显诸仁。仁始于亲亲，自孝友睦姻之杀以至匪亲，义始于尊贤，自贤德忠良之等以至匪贤。等杀章而为叙秩命讨，则经纶自立本出矣。问学以明之，是谓知天。盖人心之虚灵知觉，主乎理义而无一息之不察也。非粲然者达浑然者于外乎？感而未尝不寂，寂则复藏诸用，用则德性常为中节之本。必也涵泳其良知，知日至，则义日精；以川流栽培其良能，礼日崇，则仁日熟。以敦化经曲，合而为发育峻极，则大本与化育一矣。问学以诚之，是谓事天。盖此心之周流贯彻，绝乎利欲，而无一息之不仁也。非浑然者函粲然者于中乎？故尧、舜、禹、皋陶，所以必言天者，大本即天也，人自违之，则亦恭敬之不笃焉耳。嗟乎！天命流行之礼，不全具于吾身哉？未发之前，已发之际，一念不善，觉其非礼，恭敬自持，私意立消，真积功深，中和不难致矣。是故恭敬则心主乎动静语默，而自不放，此知与礼相为用，而后仁始成也。仁之为道大矣，其尽性至命之枢要乎？《中庸》原道于天，而折诸圣，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道固天下之大经也，诚能修之以成仁，则性尽，性尽，则命斯至矣。故又终之，曰“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虽然仁固难能也，人得之以为心，则天地之大德存焉。但放其心而不知求耳，求则得之，欲尽理还，藏而必显，人皆见之，见诸其行也。故夫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其赞《易》也，惟《乾》、《复》言仁，盖《复》之初，反对则《剥》之终也，硕果不食，乾元生意存焉。颜渊博文，学以聚之，既能且多，而又问于不能与寡，则辨之至明矣。有若无，实若虚，宽以居之，犯而不校，不迁怒，不贰过，则行之至健矣。此所以不远复而能不违仁与？故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知几由己，其惟独乎？慎独则能敬以入诚，诚无不敬，乾健故也。未诚者必敬而后诚，坤顺故也。安焉之谓圣，其学一，一则诚。勉焉之谓贤，其学二，主乎一则敬。颜渊几于安焉者乎？大体具矣，辟如硕果，解其蔓藤而生意复，其为仁也，得乾道焉，克己复礼，犹之闲邪存诚也。仲弓则下颜渊矣，其勉焉者乎？具体而微，方培灌敏树者也。其为仁也，得坤道焉，主敬行恕，犹之直内方外也，合内外而一焉，则亦诚也矣。故曰：“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司马牛诸弟子，各因其材而笃，樊迟三问，而所告三不同者，随日月至焉，而发育以成其材，何往而非生生之道哉？故曰：“圣人如天覆万物。”（《原仁》） 尧、舜之世，道德事功，见于典谟者，无非学也。虽不言学，而其言皆知本，此其所以为万世法与？自成汤言性后，傅说始言学，《说命》之告王也，始之曰：“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盖求多闻，式古训，则理日明，苟无言语文字以为学，则非吾之所谓学矣。次之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盖逊其志，敏其学，则道日积，苟不勉强学问以为道，则非吾之所谓道矣。终之曰：“惟教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盖教学兼全，终始克命，则德日修，苟执圆明觉悟以为德，则非吾之所谓德矣。自有书契，治百官，察万民以来，不可一日废也。虽言语文字日繁，仲尼删述《六经》，则已简易矣。是故古之王者取士，为其多闻也，为其贤也。士之待聘者，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闻识虽多，而贯诸一心，则道明德立，丕建事功，而尧、舜之治，有不复者哉？然好高欲速，厌常喜新，是己非人，党同伐异，学者之通患也，虽尧、舜在上，文章焕然，而言由其心，文见于行，命德亮工之外，盖鲜见焉。故驩兜党共工之象恭也，靖言庸违，反以为功；有苗效伯鲧之方命也，昏迷侮慢，自以为贤。而况孔子春秋之时乎？盖道家者流起，自黄帝、伊、吕历记成败之道，而书成于管仲，惟守清虚，持卑弱，以用兵权。孔门弟子，盖有惑于异端，违离道本，而畔博约之教者，虽子路之勇，犹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故教人一则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二则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时则老子之学，无欲无为，自然而民化，其要存乎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而守中保盈，所宝者三：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以礼文为乱之道，道之华，则是执三皇之治，以御季世也。孔子尝问礼而知其意，夫道德仁义既失，则礼无本矣，此所以从先进与？及荡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庄周之言也，岂老氏以正治国之意哉？时至孟子，杨朱、墨翟兴焉，朱有言曰：“行善不以为名，而名从之，名不与利期，而利归之，利不与争期，而争及之，故君子必慎为善，其为我也。”有类于“不敢为天下先”。翟之言其节用非儒，述晏婴之毁孔子曰：“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当年不能究其礼，积财不能瞻其乐”，其兼爱上同，则有类于慈俭者焉，然未尝一言及于老氏以为宗也。司马迁则引墨讥儒，崇黄、老而薄《六经》，谓经传以千万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殊不知吾儒之学，自本贯末，虽孔子之圣，犹资闻见，以次德性之知而扩充之，《诗》《书》执《礼》，皆其雅言，而欲卒以学《易》，可谓念终始典于学者矣。故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观于摄相事，得邦家绥来动和之化，则其所扩充者，莫非道德事功，彼老氏焉能有以致此哉！矧《六经》藉孔子删述，要而不繁。汉文帝旁求治之者，田何、伏生、孟喜，仅数人尔。迄武帝时，安得有千万数哉？是迁之诬也。自是黄、老大行于汉矣。佛虽兴于晋、宋、齐、梁之间，然《六经》犹未泯也。自晚宋“学苟知本，则《六经》皆我注”之言出，禅学大昌，其徒心狭而险，行伪而矜，言妄而诳，气暴而馁，则《六经》之道晦矣。嗟乎！傅说之言学之原也，士之志于“道积厥躬，德修罔觉”者，当何如？曰“学于古训乃有获”，此其教学兼全，终始克念，当笃信而力行之，不可一日废者也。后世学尚超异，凡经传皆以为古人糟粕，一切屏之，惟读佛、老书，虽数千卷，则未尝厌。故予详说而赘为之辞。（《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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