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夷待訪錄·田制三

田制三

　　或問井田可復，既得聞命矣，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曰：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

　　何謂積累莫返之害？三代之貢、助、徹，止稅田土而已。魏、晋有戶調之名，有田者出租賦，有戶者出布帛，田之外復有戶矣。唐初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戶之外復有丁矣。楊炎變為兩稅，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雖租、庸、調之名渾然不見，其實併庸、調而入於租也。相沿至宋，未嘗減庸、調於租內，而復斂丁身錢米。後世安之，謂兩稅，租也；丁身，庸、調也；豈知其為重出之賦乎？使庸、調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楊炎之利於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

　　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條鞭法，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之額，均徭、里甲、土貢、雇募、加銀之例，一條總徵之，使一年而出者分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餘年，是銀、力二差又併入於兩稅也；未幾而里甲之值年者，雜役仍復紛然。其後又安之，謂條鞭，兩稅也；雜役，值年之差也，豈知其為重出之差乎？使銀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條鞭之利於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萬曆間，舊餉五百萬，其末年加新餉九百萬，崇禎間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倪元璐為戶部，合三餉為一，是新餉、練餉又併入於兩稅也。至今日以為兩稅固然，豈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練餉、新餉之名不改，或者顧名而思義，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學無術之過也。嗟乎！稅額之積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無幾矣！今欲定稅，須反積累以前而為之制。援田於民，以什一為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為則。其戶口則以為出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不足，又何事於暴稅乎！

　　何謂所稅非所出之害？古者任土作貢，雖諸侯而不忍強之以其地之所無，況於小民乎！故賦穀米，田之所自出也；賦布帛，丁之所自為也。其有納錢者，後世隨民所便，布一匹，直錢一千，輸官聽為九百。布直六百，輸官聽為五百，比之民間，反從降落。是錢之在賦，但與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之賦穀米，漢、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楊炎以戶口之賦併歸田土，於是布帛之折於錢者與穀米相亂，亦遂不知錢之非田賦矣。宋隆興二年，詔溫、台、處、徽不通水路，其二稅物帛，許依折法以銀折輸。蓋當時銀價低下，其許以折物帛者，亦隨民所便也。然按熙寧稅額，兩稅之賦銀者六萬一百三十七兩而已，而又穀賤之時常平就糴，故雖賦銀，亦不至於甚困。

　　有明自漕糧而外，盡數折銀。不特折錢之布帛為銀，而歷代相仍不折之穀米，亦無不為銀矣；不特穀米不聽上納，即欲以錢准銀，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錢為賦，陸贊尚曰「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以為不可，而況以銀為賦乎！天下之銀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豐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為銀，則仍不足以上供也，無乃使民歲歲皆凶年乎？天與民以豐年而上復奪之，是有天下者之以斯民為讎也。然則聖王者而有天下，其必任土所宜，出百穀者賦百穀，出桑麻者賦布帛，以至雜物皆賦其所出，斯民庶不至困瘁爾！

　　何謂田土無等第之害？《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是九則定賦之外，先王又細為之等第也。今民間田土之價，懸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徵收，畫以一則，至使不毛之地歲抱空租，亦有歲歲耕種，而所出之息不償牛種。小民但知其為瘠土，向若如古法休一歲、二歲，未始非沃土矣。官府之催科不暇，雖欲易之，惡得而易之？何怪夫土力之日竭乎！吾見有百畝之田而不足當數十畝之用者，是不易之為害也。

　　今丈量天下田土，其上者依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為一畝，中者以四百八十步為一畝，下者以七百二十步為一畝，再酌之於三百六十步、六百步為畝，分之五等。魚鱗册字號，一號以一畝準之，不得贅以奇零，如數畝而同一區者不妨數號，一畝而分數區者不妨一號。使田土之等第，不在稅額之重輕而在丈量之廣狹，則不齊者從而齊矣。是故田之中、下者，得更番而作，以收上田之利，如其力有餘也而悉耕之，彼二畝三畝之入，與上田一畝較量多寡，亦無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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