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志卷三国统志三(4)

卷三国统志三(4)

　　十一年正月，我大清钦差出使大臣何如璋等来驻东京。五月，盗刺参议大久保利通。以其变法专制故也。凶徒石川县士岛田一郎既就缚，犹自呜得意，曰：“吾为国除害矣！”先是，明治二年，参与横井平四郎为十津川乡士所要杀，横井盖尝主张革命论者。兵部大辅大村益次郎亦遭刺杀，凶徒怀书自首，乃责其练习西洋兵法云。八月，车驾巡狩北陆诸国。十一月，还幸。嗣后巡幸诸国，间岁辄举行，以为常典。是年复开地方官会议。以参议伊藤博文为议长。先是，府县改置后，井上大藏大辅召集地方官，以议民政为地方官会议之始，自副岛种臣等请建议院，政府欲以地方官会议为议院始基，稍变官吏专制之治，藉以塞民权自由之口。而民权家乃谓：“官吏为朝廷所授，非人民公选，不足以代议。”所召集各官又自谓：“代民公议，不愿受官省抑制。”

　　书于太政官，乞裁抑议长之权。议长滋不悦，既定期开议矣，忽飭令散会，至八年始开议。议中有拟设民会一事，议员不听民选，姑以区户长为代，民权家益鸣不平。是岁，再开议，议定郡区町村编制之法、府县会规则、地方税规则。此三法仍由政府核定。租税分为二款：归国用者名国税，在地方用者名地方税，府县会议员则由民人公选云。而地方绅民结党立会以论时政者所在蜂起，中如高知县有三大党，曰立志、曰静俭、曰中立。立志主张民权，推板垣为首。静俭仍主封建之政，中立则两不偏倚。西乡事起，板垣虽调和诸党，戒党人毋躁，而立志社遣片冈健吉上疏，极论朝政，既而健吉等竟谋反，事觉，皆禁锢。其后立志社长又与诸县士结立爱国社，在大阪聚会，听者甚众。其他政党不可胜数。官民争权、屡兴讼狱，先是，酒田县民苦县令虐政，控诉于朝。政府遣松平亲怀检其事，松平辄系县民百余人于狱。县人又遣森藤右卫门叩阍上告，朝廷再命司法省判事儿岛惟谦鞫究其实，至十一年判决：令官偿民款六万三千馀圆，处松平以罪，惩役一年。又横滨有高岛嘉右卫门所设玻璃街灯，区户长以人民公款购买之，众诉其专断。裁判所既断决，众不服，又上诉于东京上等裁判，高岛乃请以公款还众，以求解讼，十二年案始结。旧幕府时，并无律令，刑罚轻重一任藩主上下其手。至是始有民人控官之案，权利所关，众属耳目，事定后，民权之说益盛。至十一、十二年间，各府县联名上书，请开国会者多至数万人。德川氏季年，举国纷纷，倡尊王以攘夷之论。逮王室既尊，幕府既覆，诸藩瓦解，不足自立，事权扰攘，未知所归。谓归之国皇，自非命世英主崛起中兴者不能。谓归之朝臣，则西京旧族第因人成事，威德又不足服众。谓归之二三强藩，则尊王之论本于攘夷，既马关败绩，麂岛受创，确知夷不可攘。所以号召群策者，既失其挟持之具，苟但图富贵、据权势，如旧将军之所为，则德川氏二百馀年之恩泽，二百馀藩之羽翼，断不甘俯首听命。故下之奉版籍以还朝权，势也。上之废阀阅而擢功能，亦势也。维新之始，收拾人心，既有万机决于公论之诏，士民之杰出者执此以为口实，争欲分朝权以伸民气，促开国会，势也。而政权所属，上不能专制于朝廷，次不能委寄于臣隶，又不得不采泰西上下议院之法，以渐变君民共主之局，又势也。封建之世，权不可合，合则乱生，建诸侯而少其力，贾生之所以策汉也。德川家康收其效矣。列国之世，权不可分，分则削弱，五单于争立，匈奴之所以服汉也。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等知其意矣。假如德川氏之季，政出多门，此和彼战，议论未定，敌已渡河，仍复相忍为国，因循泄遝，惮于改革，恐日本已非已有矣。故夫日本今日之兴，始仆幕府，终立国会，固天时人事相生相激，相摩相荡，而后成此局也。然而二三豪杰，遭时之变，因势利导，奋勉图功，卒能定国是而固国本，其贤智有足多矣。

　　外史氏曰：余既编《国统志》，于皇统绝续之交，霸府兴废之故，国家治乱之由，复择其要详之小注。综其变故之大者，有四事焉，今汇叙于篇末：一在外戚擅权，移太政于关白。天智时，内大臣镰足有功王室，赐姓藤原氏。其子不比等，文武、圣武两帝皆纳其女，孝谦其外孙女也，不比等始为太政大臣。其后自光仁以至崇德二十七世，非藤原氏出者独光仁、桓武、仁明、宇多、后三条五帝耳。不比等四世孙良房纳女于文德，生清和，文德欲立长子惟乔，而惮良房不敢立，清和即位，良房始摄政。其子基经废阳成，立光孝，始立关白之号，谓万机先关白之也。基经二子时平、忠平，忠平摄政于朱雀时，与其子实赖、师辅并列三公，于是有天庆之乱。冷泉二弟为平、守平，村上欲立为平为冷泉储贰，而实赖等以非藤原氏出，阻之，而立守平，于是有安和之变。师辅三子，日伊尹、兼通、兼家。兼家三子，曰道隆、道兼、道长，皆兄弟争政。伊尹女生华山，兼家女生一条，兼家乃使道兼赚华山逊位于一条，其后三帝皆道长女所出。道长二子赖通、教通，相继执政。赖通生师实，师实生忠实，忠实疏其长子忠通而爱其少子赖长，于是有保元之乱。其后忠通子孙更执朝政，于源平之际，至于一姓分为五派，更为摄、关，然其势衰微，不足道矣。当其盛时，皇后、太子，非藤原氏出，即藤原氏出，非摄、关女，均不得辄立。即勉强树立，而宣立后之诏，拜东宫之官，盈廷诸臣，至无一人敢执其事者。阳成废而退院，华山赚而为僧，举朝悚息，莫敢异议。而其由旁支入继大统者，辄涕泣感恩，谓非大臣力不得立，事无大小，先告关白，偶因一语不合，则以退要君，必优诏慰谕，强起视事而后已。盖历代之君，专呢其闺帏燕好之私，内有所制，外有所惮，而诸藤妃嫔操奁镜、执巾栉，遂夺大政而移之外家矣。虽有一二刚明之主，冀收大权而申独断，然积重之势不可挽回，盖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极藤原氏之横，贿赂遍于朝廷，田园遍于通国，而诸国吏治废驰，盗贼蜂起，所在武人横行肆扰。当是时源、平二氏数镇东边，每用武人以奏功效，因袭之久，既如君臣，诸国武士，半其隶属。宝龟中议汰冗兵，姓堪者，专习武艺以应征调。至贞观、延喜之后，百度驰废，上下隔绝，奥羽、关东之豪民，辄坐制乡曲，藏甲畜，自称武士。而自藤原氏执政，官多世职，将帅之任，每委之源、平二家，于是所在武士分属源、平，源、平用之，若其臣隶。而诸藤原氏犹未之悟也。方且以门阀相高，以格例为政，鄙视武士，不列齿数，虽立战功，吝而不赏，然一遇有事，仍委之源、平二氏。二氏各发隶属赴之，如探物于囊，莫不立办。诸藤利其便也，又且延为爪牙，倾排异己，乃至父子兄弟争执朝权，于劫一朱器台盘，亦令调兵相助。忠实长子忠通，次子赖长，忠通方为摄政，忠实欲令让于赖长，请之法皇，不可。忠实怒曰：“摄政，朝廷所授，氏长誉，吾所与。”乃令左卫门尉源为义遣兵入忠通第，夺传家重器、朱器、台盘，以授赖长。逮乎保元之乱，则上皇倚源氏，朝廷倚平氏，互相争斗，平氏仆而源氏起，大权复移于将门矣。嗟夫！上至圣武，下迄源、平，藤氏之执朝权者凡二十馀人，历四百馀载，虽未有新莽、曹操其人敢于僭窃者，而骄纵奢逸，召祸酿乱，终举其千岁不拔之基，授之于向所奴隶之武人，而藤原氏亦与王室俱衰共颓，仅存空名。不亦哀哉！

　　一在将门擅权，变郡县为封建。上古国郡置造长，奉方职者百四十有四，犹封建也。孝德时废国造置国司，任国守者六十有六，犹变封建为郡县也。于是郡县七道，治以守介，而在朝之官有田有食封，多者不过千户。有功田，有大功者始许世袭。自相门执权，封户日多，各国庄园居其十八，守介所治一二而已。故国司常不赴任，举其地方豪族武人以自代。源赖朝兴，国司置守护，田园置地头，督赋税，备寇贼，武人任职遍六十州，总其权于帅府，封建之势始矣。北条氏因其旧制，守护之任，犹得考课，易置如古之国司然，往往因袭，传之子孙，渐成封建之势。建武中兴，以新田、足利诸族有灭北条氏功，思以土地收人心，概以一姓连跨数州，名虽守护，实则封建。足利氏叛，乃夺诸氏所有予子弟功臣，令其世袭，士马出于斯，刍粮出于斯，争战出于斯，封建之势成矣。足利氏之初，务以大封啖将士，迨所志已遂，而雄藩尾大，势不可制。及其衰也，内臣构难，外国党援，狼吞虎噬，反以自毙。织田氏起于陪臣，一时部将多属英杰，攻略所得辄以分赏，其志盖欲尽锄故国取而代之也。丰臣氏继兴，见织田氏所志甚难而功不克成，于是又变一法焉。兵威所加，但求降服，苟能归附，即还故封，虽蟠踞八九州者，亦因而抚之，不少杀削。以故一时群雄咸俯首听命，然而身没未几，海内分崩。盖日本封建之事，足利氏未享其利而先承其弊，织田氏欲去积世之弊而未及图其利，丰臣氏苟贪一日之利而未能祛其弊，至德川氏，而封建之局乃一成而不变焉。德川氏之盛时，诸侯凡二百六十余国，既分封土地，得众建力少之意；复广植子弟，为强干弱枝之谋；而又据其险要，操扼吭拊背之势，令诸侯筑邸第、质妻孥于江户，间岁则会同于东，使诸侯恋于室家，疲于道路，有所牵制而不敢逞。以故父老子弟不见兵革，世臣宿将习为歌舞；弦酒之欢，溢于街巷；骓虞酣嬉，二百馀载，可谓盛矣。夫源氏种之，织田氏耕之，丰臣氏耘之，至德国氏而收其利。柳子厚曰：“封建之势，天也，非人也。”岂其然乎？抑非德川氏之智勇不克收此效乎？然如岛津之萨摩，毛利之长门，锅岛之肥前，始于足利、织、丰之间，袭于德川之世，族大宠多，兵强地广，他日之亡关东而覆幕府又基于此。斯又人事之所不及料者矣。

　　一在处士横议，变封建为郡县。自将军主政六七百载，王室之危甚于赘旒，北条、足利二世，最为悖逆，然卒未有躬僭贼而干大统者。盖既已居其实，不必争其名。且存之则我得挟以驱人，废之则人将挟以谋我，此或奸雄窃贼操术之工者，而王室一线之延，正赖以不坠，得以成今日中兴之业。当将军主政时，尊之曰幕府，曰霸朝，甚则称国主，称大君，称国王。足利义满称臣于明，受封曰日本王，义满后又赠太上皇号。德川家宣与朝鲜国书，自称曰日本国王。而自将军以下，大夫臣士，士臣皂隶，皂隶臣舆台，各分其采邑以养家族，举国之食租衣税者，臣将军之臣，民将军之民久矣，夫不复知有王室矣。德氏兴，投戈讲艺，文治蒸蒸，亲藩源光国始编《大日本史》，立将军传、家臣传，以隐寓斥武门、尊王室之意。又以为伯夷者，非周武而忠殷室者也，因躬行让国，慨然慕其为人，为之立祠于家。光国又尝表章楠正成之墓，曰：呜呼忠臣楠子之墓。其后山县昌贞、高山正之、蒲生君平，或佯狂涕泣，或微言刺讥，皆以尊王之意鼓煽人心。昌贞，号柳庄，甲斐人，曾著《柳子十三篇》，以拟孙子。首篇日《正名》，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今以神圣大统之所属，亿兆瞻仰之所归，屈于一武人，名之不正孰甚焉！”后与竹内武部聚徒讲武，有上变者，告其考究江户、甲斐两城要害，举动非常。卒坐是伏诛。正之字仲绳，上野人，慷慨多奇节，有泣癖。语王室式微则泣，闻边防有警则泣，访南朝蒙尘诸将殉难之迹则泣．谭孝子节妇忠臣义仆之事则泣。每入京师。必先至二条桥，遥望阙，稽首曰：“草莽臣正之昧死再拜。”后西游，自刃于久留米旅寓。君平名秀买，野人，尝作《今书》论赋役之弊，作《山陵志》以寓尊王，作《不恤纬》以寓攘夷，路过东寺，见足利尊氏像，大声数其罪，鞭之数百乃去。上书幕府，有司以非布衣所宜言，议处之重法，有解之者乃免。君平自此号默默斋，不复言事。既而源松苗作《国史略》，赖襄作《日本政记》、《日本外史》，崇王黜霸，名分益张。而此数君子者，肖子贤孙，门生属吏，张惶其说，继续而起。盖当幕府盛时，而尊王之义，浸淫渐渍于人心固已久矣。外舶纷扰，幕议主和，诸国处士乘间而发，幕府方且厉其威棱，大索严锢。而人心益愤，士气益张，伏萧斧、触密网者不可胜数，前者骈戮，后者耦起，慨然欲伸攘夷尊王之说于天下，至于一往不顾，视死如归，何其烈也。迨幕府愈治愈棼，威力日绌，萨、长、肥、土诸藩群起而承其敝。而诸国处士又潜结公卿，密连大藩以倾幕府。逮乎锦旗东指，幕臣乞降，而中兴功臣之受赏，由下士而跻穹官者，相望于册，又可谓巧矣。故论幕府之亡，实亡于处士。德川氏修文偃霸，列侯门族，生长深宫，类骨缓肉柔弱如妇女。即其为藩士者，亦皆顾身家，重禄俸，惴惴然惟失职之是惧。独浮浪处士涉书史，有志气，而退顾身家，浮寄孤悬，无足顾惜，于是奋然一决，与幕府为敌。徇节烈者于此，求富贵者于此，而幕府遂亡矣。前此之攘夷，意不在攘夷，在倾幕府也；后此之尊王，意不在尊王，在覆幕府也。嗟夫！德川氏以诗书之泽，销兵戈之气，而其末流祸患，乃以《春秋》“尊王攘夷”之说而亡，是何异逢蒙学射，反关弓而射羿乎？然而北条、足利、织田、丰臣诸氏，皆国亡而族灭，独德川氏奉还政权以后犹分田授禄，赏延于世。而东照之宫、日光之庙，朝廷犹岁时遣币以祀其先，斯又诸士之所以报德川氏者也。若夫高山、蒲生诸子，明治初年下诏褒赠，赏其首功，烈士之灵，九京含笑，亦可以少慰也夫！

　　一在庶人议政，倡国主为共和。尊王之说，自下倡之，国会之端，自上启之，势实相因而至，相逼而成也。何也？欲亡幕府，务顺人心。既亡幕府，恐诸藩有为德川氏之续者，又务结民心。故国皇五誓首曰“万机决于公论”。论者曰：此一时权宜之策，适授民以议政之柄而不可夺。数年以来，叩阍求请促开国会者，纷然竞起，又有甚于前日尊王之说。馀尝求其故焉，盖自封建以后，尊卑之分，上下悬绝。其列于平民者，不得与藩士通婚嫁，不得骑马，不得衣丝，不得佩刀剑。而苛赋重敛，公七民三，富商豪农，别有借派；间或罹罪，并无颁行一定之律，畸轻畸重，惟刑吏之意，小民任其鱼肉，含冤茹苦，无可控诉；或越分而上请，疏奏未上，刀锯旋加，瞻仰君门，如天如神，穷高极远。盖积威所劫，上之于下压制极矣。此郁极而必伸者，势也。维新以来，悉从西法，更定租税，用西法以取民膏矣；下令征兵，用西法以收血税矣；编制刑律，用西法以禁民非矣；设立学校，用西法以启民智矣。独于泰西最重之国会，则迟迟未行，日国体不同也，日民智未开也，论非不是，而民已有所不愿矣。今曰令甲，明曰令乙，苟有不便于民，则间执民口曰：“西法，西法。”小民亦取其最便于己者，促开国会，亦曰：“西法，西法。”此牵连而并及者，亦势也。重以外商剥削，士民穷困，显官失职之怨望，新闻演说之动摇，是以万口同声，叩阍上请而不能少缓也。为守旧之说者曰：“以国家二千馀载一姓相承之统绪，苟创为共和，不知将置主上于何地，此一说也。”为调停之说者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非为一人，苟专为一人，有兴必有废，有得必有失，正惟分其权于举国之臣民，君上垂拱仰成，乃可为万世不坠之业，此又一说也。十年以来，朝野上下，之二说者，纷纭各执，即主开国会之说，为迟为速，彼此互争；或英或德，又彼此互争。喧哗嚣竞，晓哓未已。而朝廷之下诏，已以渐建立宪政体许之民，论其究竟，不敢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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