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士书|龚自珍

上大学士书

　　中书龚自珍言：自珍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则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同异之事，有考订同异之事，则或胸以为是，胸以为非，有是非，则必有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上位，有其力，则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势积胡所重？风气移易胡所惩？事例变迁胡所惧？中书仕内阁，糜七品之俸，于今五年，所见所闻，胸弗谓是；同列八九十辈安之，而中书一人，胸弗谓是；大廷广众，苟且安之，梦觉独居，胸弗谓是；入东华门，坐直房，昏然安之；步出东华门，神明湛然，胸弗谓是；同列八九十辈，疑中书有痼疾，弗辨也，然胸弗谓是。如衔鱼乙以为茹，如藉猬栗以为坐，细者五十馀条，大者六事，兹条上六事，愿中堂淬厉聪明，焕发神采，赐毕观览。

　　一、中堂宜到阁看本也。大学士之充内廷者，例不看本。伏考雍正十年以后，内廷之项有五：一、御前大臣，二、军机大臣，三、南书房，四、上书房，五、内务府总管是也。五项何以称内廷？内阁为外廷故也。内阁何以反为外廷？雍正后，从内阁分出军机处故也。大臣带五项者，除出南书房、上书房总师傅不日入直，不常川园居；日入直，常川园居者，三项而已。此带三项之大学士，不到阁看本之缘由也。幸大学士不尽带三项，内阁日有大学士一员到，汉侍读上堂，将部本通本，各签呈定迎送如仪，中书有关白则上堂，无关白则否，此国初以来百八十年不改，而且雍正壬子以后，九十年来莫之有改者也。惟中堂到阁，侍读以下贤否，熟悉胸中，辅臣掌故，亦熟悉胸中，内阁为百僚之长，中书实办事之官，此衙门一日未裁，此规矩一日不废。道光元年，大学士六人，满洲伯中堂，托中堂，协办长中堂，汉则曹中堂，戴中堂，协办孙中堂，是年到阁看本者三人，托、戴、伯是也。戴予告，孙大拜，协办为蒋中堂；伯休致，长大拜，协办为英中堂；则道光二年之事。曹、蒋皆军机大臣，长伊犁将军，孙两江总督，英内务府总管，其日日看本者，只托中堂而已。托中堂在嘉庆朝任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常川园居，圣眷隆重，至是乃日日看本，原属偏劳，一日召见，乘便口奏：内阁只臣一员，日日看本，部旗事繁，必须分身等语。于是乞旨派汉学士三人，轮流看本。噫！学士职过朱，看本非所掌也，此乃第一大关键。然而一时权宜之法，岂以为例？他日无论某中堂开缺，局势即全变；局势全变，旧章不难立复。设竟从此改例，须大学士奏明，将汉学士添此职掌，纂入《会典》，并将大学士永远作为虚衔之处，纂入《会典》，万无不奉明文，淡然相忘之理。所以托中堂此奏权宜，自无妨碍，而后来永远如此，并托中堂所不及料者也。孙革职，蒋大拜，协办为汪中堂；汪，上书房总师傅也。按嘉庆九年，上谕曰：南书房、上书房行走大臣，俱著轮流入署办事。其上书房总师傅，不过旬日一入直，尤不得借口内廷，常川园居。圣训煌煌（在《会典》第七十四卷），汪中堂不知也，侍读不知也。汪到任日，满侍读探请意指，汪然曰：我外廷乎？乃止。是日绝无援甲子年上谕以明折之者。不但此也，前此嘉庆七年六月上谕曰：“内阁重地，大学士均应常川看本；其在军机处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圆明园居多，散直后，势难赴阁。至在城之日直机务稍简，朕令其赴衙门办事，即应阁部兼到；若不在内廷之大学士，票拟纶音是其专责，岂可闲旷？保宁到京后，虽有领侍卫内大臣，朕不令其在园居住。嗣后军机处之大学士，直朕进城后，谕令到衙门时，著先赴内阁，再赴部院；其不在内廷之大学士，著常川到阁，以重纶扉，以符体制。”此谕更明白矣！亦无援引以折之者。大官不谈掌故，小臣不立风节，典法陵夷，纪纲颓坏，非一日之积，可胜痛哉！假使汪肯看本，则托、汪隔日一到，与托原奏所称只一员到阁之语情事异；与所称日日到阁之语情事又异。夫复何辞？惜哉！此第二大关键也。汪病逝，协办为今卢中堂；英降热河都统，协办为今富中堂；两中堂不但不在三项内廷，并不在五项之列，尤宜到阁，以重本职，而侍读惩前事，不复探请。两中堂原未谙阁故，不知大学士之本职，因何而设，咎自不在两公，遂两相忘；此第三大关键。合署人员，举朝科道，亦皆淡然相忘；比之汪中堂到任之年，情事又一变；而汉学士之看本，局遂不变。时人戏语陈学士嵩庆、张学士鳞曰：两君可称“协办”协办大学士。两君笑应之。三十年后，后辈绝不解今日嘲戏语矣。卢中堂全衔为：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国史馆总裁、兼管顺天府事务，富中堂全衔为：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理藩院尚书、正白旗满洲都统、阅兵大臣。今吏部、顺天府知有卢中堂，内阁不知有卢中堂也。理藩院、正白旗知有富中堂，内阁不知有富中堂也。黜陟之事，托中堂独主之，内阁不知中堂凡有六缺也。而本朝大学士一官，遂与保傅虚衔，有衔无官者等。自尚书至巡检典史，皆不以兼摄事废本缺事，独大学士有兼事无本事矣。自尚书至未入流，皆坐本衙门堂上办事，内阁为衙门首，堂上阒然无堂官矣。而太宗文皇帝以来，设立大学士之权之职之意，至托中堂而一变，汪中堂而再变，卢、富两中堂而三变。托创之，汪中之，卢、富成之。依中书愚见，今宜急请托中堂、卢中堂、富中堂轮流到阁看本（今曹系军机大臣，长系御前大臣，蒋系两江总督），如不看本，宜急奏明改定《会典》，不得相忘。此当世第一要事。

　　一、军机处为内阁之分支，内阁非军机处之附庸也。雍正辛亥前，大学士即军机大臣也。中书即章京也。壬子后，军机为谕之政府，内阁为旨之政府，军机为奏之政府，内阁为题之政府，似乎轻重攸分。然寰中上谕，有不曰内阁承发奉行者乎？寰中奏牍，有不曰内阁抄出者乎？六科领事，赴军机处乎，赴内阁乎？昔雍正朝以军务宜密，故用专折奏，后非军事亦折奏，后常事亦折奏，后细事亦折奏。今日奏多于题，谕多于旨，亦有奏讫在案，补具一题者，绝非雍正朝故事。故事何足拘泥？但天下事，有牵一发而全身为之动者，不得不引申触类及之也。国朝仍明制，设六科，其廨在午门外，主领旨，主封驳，惟其为上谕也，谏臣或以为不可行，而封驳之，谏臣之所以重。今内阁拟旨所答，皆题本也，所循字句，皆常式也，旨极长，无过三十字，诚无可封驳者。自阁臣为闲曹冗员，而并科臣亦成闲曹冗员，果依现在情形，何不以六科移驻隆宗门外，专领军机处上谕，而主其封驳乎？又惟内阁为至近至贵之臣也。外吏不敢自通于主上，故仍明制，由通政司达内阁，谓之通本，果依现在情形，通政司亦闲曹冗员，可以裁；如不裁，何不移驻隆宗门外，为奏事处之咽喉乎？此二说，原属迂腐不可行，然援据立法之初意，而求其䚡理，核其名实，必遭天下后世辨口，如此重重驳诘而后已，亦何以御之哉？又六部尚书皆直日，而大学士独不直日；侍郎直日，而内阁学士不直日。立法之初，岂不以丝纶之寄，百僚之总，不直日者，无日不直也乎？内阁与军机既分，大学士反恃部院旗务以为重，而直日召见。嘉庆中，御史蔡炯奏大学士勿令兼他务，其论实近正也，其事则幸而不行。万一行，则大学士既不直日，又不到阁看本，终岁不召见，又不趋公，与冗食需次小臣何以异？天下后世姗笑，何以御之哉？故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牵一发而全身为之动者，此也。雍正壬子，始为军机大臣者，张文和公，鄂文端公，文和携中书四人，文端携中书两人，诣乾清门帮同存记及缮写事，为军机章京之始，何尝有以六部司员充章京者乎？文和兼领吏部户部，何尝召吏户两衙门司官帮存记缮写乎？厥后中书升主事，即出军机处，何也？六部各有应办公事，占六部之缺，办军机处之事，非名实也。其升部曹而奏留内廷者，未考何人始，至于由部员而保充军机处者，又未考何人始。大都于文襄、傅文忠两公，实创之主之，其后遂有部员送充之例，内阁占一半，六部占一半，阁部对送，阁所占已不优矣，但阁与部，未尝分而为七。嘉庆二十一年，睿皇帝顾谓董中堂曰：此次保送，内阁独多。董中堂衰耄，未遑据大本大原以对，反叩头认过，于是特谕内阁与六部衙门，均平人数，而阁与部遂为七。今中书在军机者最希，最失本真，职此故也。伏思本原之中，又有本原，从本原更张，必非一介儒生口舌所敢议。依中书愚见，姑且依雍正中故事，六部专办六部之事，内阁办丝纶出内之事，停止六部送军机处，其由军机中书升任部员后，不得奏留该处，立饬回部当差。如此，庶变而不离其宗，渐复本原，渐符名实。

　　一、侍读之权，不宜太重也。自中堂不到阁，而侍读之权日益重。凡中书一切进取差使，侍读不呈大官单，袖中出寸纸，书姓名一两行，口进数词，中堂漫颔之，即得之矣。遇有协办侍读出缺，则侍读之门如市，故侍读以上官自处，中书以下属自处，明悖《会典》。试思六部卿寺衙门，皆用大官单白事，何内阁独废单不用？由各衙门堂上皆有堂官，官有几案，可阅官单。今侍读之见中堂也，大率宫门风露之中，立谭之顷，使非袖中出寸纸，实不简便，此其所苦也。论者曰：侍读于中书近，中堂于中书远，藉加延访。此论不然！大官单既备载中书之履历、年齿、食俸深浅、功过次数，及何项行走名目矣，何独凭袖中寸纸之为延访，而阅官单之反非延访欤？中堂领百僚，为皇上耳目，其于四海之内，满、汉文武，大小贤否，罔弗知也，何至本衙门二三笔札小生，尚有弗知，而待临歧延访欤？岂中堂之聪明，申于天下，而独诎于侍读欤？依中书愚见，一切中书差使，宜由侍读手奉全单，默然鹄立，中堂坐堂上，朱笔点出，明降堂谕，不许仍沿袖中出纸，以肃瞻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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