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缶鸣集》序_高启

《缶鸣集》序

　　古人之于诗，不专意而为之也。《国风》之作，发于性情之不能已，岂以为务哉？后世始有名家者，一事于此而不他，疲殚心神，搜刮物象，以求工于言语之间。有所得意，则歌吟蹈舞，举世之可乐者，不足以易之；深嗜笃好，虽以之取过，身罹困逐而不忍废，谓之惑非欤？

　　余不幸而少有是好，含毫伸牍，吟声咿咿不绝于口吻。或视以废事而丧志，然独念才疏力薄，既进不能有为于当时，退不能服勤于畎亩，与其嗜世之末利，汲汲者争骛于形势之途，顾独事此，岂不亦少愈哉？遂为之不置。且时虽多事，而以无用得安于闲，故日与幽人逸士唱和于山颠水厓，以遂其所好。虽其工未敢与昔之名家者比，然自得之乐，虽善辩者未能知其有异否也。故累岁以来，所著颇多。

　　近客东江之渚，因间始出而汇次之，自戊戌至丁未，得七百三十二篇，题之曰《缶鸣集》。自此而后著者，则别为之集焉。藏之巾笥，时出而自读之。

　　凡岁月之更迁，山川之历涉，亲友睽合之期，时事变故之迹，十载之间，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固不忍弃而弗录也。若其取义之或乖，造辞之未善，则有待于大方之教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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