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周骙推官书

与周骙推官书

　　六月十五日，同年弟范某，再拜奉书于周兄：

　　去年秋滕子京集李唐制书，得一千首，欧伯起请目之曰“唐典”，仆始末阅其本，而酌以重轻，请避《尧》、《舜》二典，曰有“唐统制”。伯起以书见让。谓“典”为是，谓“制”为非，仆亦辨而言焉。而伯起不释，今复遗书，云中有册文十五，或因其旧名，可曰有“唐册制”，仆前书云：“必以‘统制’为非，则请别为之目，以‘典’为名，孰敢闻命？”

　　伯起谓典谟训诰，其来远矣，夫子因其旧史，优劣不存焉。仆谓旧史之文，亦不苟作，圣人笔削，经史皆因其旧，可者从而明之，其不可者，从而正之，未尝无登降之意也。是故言《易》，则因先王之卦，从而赞之，有圣人、有后、有君子之辞焉。刋《诗》，则因前人之作，从而次之，有国风、雅、颂之伦焉。脩《春秋》，则因旧史之文，从而明之，有褒贬之例焉。《书》亦史也，从而序之，岂独因其旧篇，无优劣之意？

　　仆谓典谟训诰之文，或因其旧而次之，亦圣人之优劣也。伯起谓夏有《政典》，周有《六典》，仆谓《政典》者，果夏书耶？虞书耶？夏或有之，何不列之于《书》？或见删于圣人，此又不足称矣。周之《六典》者，《周礼》云天官掌建邦之六典，乃周之法度，书于典册，非记言之例也。夫子删《书》之际，六典不预焉。伯起又谓有《汉典》、《魏典》、《晋典》、《梁典》，仆谓此四典者，必文人苟作，或佞之于前，或失之于后，非其正史，君子不取也。自尧舜而后，历代之史，无以典为名者，何哉？盖尊避尧舜，为万世之师，使后之明王，有所稽仰，岂丘明、班、马之流，咸不到伯起之心邪？

　　伯起又谓元结有《皇谟》、柳宗元有《平淮夷雅》，元、柳，唐人也，而深于文，不曰典，而曰谟，不曰颂，而曰雅，二君诚不佞欤！伯起非唐人也，反为佞乎？以其册制，特谓之典，岂有优劣之心乎？如有优劣之心，则不当以错综治乱之文，跻于三代之上，炳尧舜之光明，如当优劣之心，唐三百年册制之文，一旦易其名，则何以哉？进退无所据，而序引滋繁，枝叶之云不复详释，岂莠言乱正，学非而博者乎？将固有所激而极其理要乎？周兄积学于《书》，得道于心，览圣人之旨如日星之昭昭，愿质其疑，使来者不敢窃乱于斯文，甚善，甚善，不宣，某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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