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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章 首都革命以后(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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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西葫芦每个重有七八十斤，大如桌子。菜也出色地肥嫩，有一种龙须菜，丰厚繁盛，至为可爱。种有十几架葡萄，搭的那架，横竖成行，宛如工笔画一般，那肥厚的叶子都向着一边，整整齐齐，丝毫不乱，好像经过细心排列的一样。果子晶莹剔透，累累成串地挂着，真是纸扎的也不能如此美观。我看了这些以后，觉得很有感触。这位梅顺生先生，和我们中国人住在同一的地方，享有同一的气候，他不为成见所囿，努力与自然斗争，结果种出的菜蔬和瓜果如此肥美；我们中国人却因循苟且，不能进取，反造出气候不宜的藉口，以勉强自慰（素来听说张家口一带，初九天气即下雪深达三四尺，使人以为寒冷不可当，实则张北下雪平常不过尺许深，气候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严寒）。 两两比照起来，我们这样不争气的习性，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如何对得起天地造物！见了梅顺民生的成绩，我们应该如何警惕、努力、痛自鞭策，以求迎头赶上先前国家的文明！梅先生的家庭情形，也是很值得我们自省的。比如他的孩子们，五岁的有五岁的桌子椅子，七岁的有七岁的桌子椅子，玩具以及一切用物，均视其年龄而有不同，又聘请了五六位先生，分别教授英文、德文、法文和各种科学。一个开汽车出身的人，能如此努力有恒，如此注重儿童教育，我们还不应该惭愧么？外国人并不是四个鼻子八只眼睛，他们为什么能做到如此地步？还不是肯实干、肯研究、有恒心不懈怠而已。后来这位梅先生患了一种“沙麻症”，即是尿石，回到德国医治，割去了一个腰子。愈复之后，又来中国，二十二年我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的时候，他还送我开了花的铁树。我上次送他的苹果树苗，此时已经结了果了。过了一年，他的病复发，不及医治而死。他的太太原在领事馆充任书记，在梅赴德治病时患丹毒而死。现今他五个孩子只有两个在中国。 在张家口住久了，想到各处走走，一则问问民间疾苦，二则看看驻军，考察各地的政治。 那位德国园艺家梅顺生送我三个七八十斤的大瓜，都如桌子一般大。这回出发，我即把瓜带着，每次对民众讲话，我总要提到这回事，借以鼓吹努力生产，注意科学的道理。我说：“你们看看外国人在这里种出这样的大瓜，我们自己种的为什么那样瘦小可怜？可见，土地是非常肥沃的，就是我们自己不知努力，不知研究办法，以致凡事都落人后。”那些人民看见大瓜，都极惊奇，有的还不大相信，要走来用于摸摸，看个明白。有这个实在东西摆在眼前，比空口说白话有力得多了，所至之地，民众很受刺激。 到平地泉，正是反尽秋初之时，天气渐冷，柳叶儿半青半黄。我曾作诗道：“叶儿青，叶儿黄，同胞饿得肚子慌；叶儿黄，叶儿青，同胞身上冻得疼。”云云。苏联的朋友觉得有些意思，特意把它译成俄文，寄到俄文报纸上发表出来。由此检看部队，那时骑兵旅长王镇淮部因为分配马匹的事，和苏联顾问发生意见。因为新买到一批马，王旅长分配各营；苏联顾问过于热心，对其分配，出而干涉。王很不乐意，报告于我。我说：“苏联顾问只能负责训练方面；这些行政的事，他们不应过问的！”于是总顾问任江先生大不高兴，借故说欧战时曾被毒气熏坏，体力不济，要请假回国修养。任江走后，换来一个亚里山大林为总顾问。其他顾问之中亦有更动。 到了绥远，在省城住了数日，把应有的任务料理完毕，有一次召集绥远督统公署的人员闲谈，问到此间近百年来的好文官好武官，坏文官坏武官的姓名及政绩，又问及本地的古迹，请他们详细开一单子给我。记得他们所开古迹之中有“昭君墓”、“康熙甲”二件。昭君墓就是杜甫诗所谓“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那个青冢。至于康熙甲的故事，据云是康熙年间，土默特作乱，康熙御驾亲征到此，土默特乘其不意，出兵奇袭，康熙皇帝本没有防备，慌得未及穿上盔甲，便仓皇退走。后来土默特之乱虽平，但这副盔甲始终留在此地，没曾携回，到后来便成为一个古迹。 此次还把当年王海门大哥，在此间作战的情形，详加询问，也得了一些材料，又将大瓜演说几次。这时石敬亭一旅人办有一个苗圃，很有成绩，所种柳树，尤为讲究。从绥远即到包头，包头滨着黄河，土地肥美，农产丰富，从黄河下来的货物，皆由此上火车，所以是个很好的地方。如果包宁铁路修成，能够直达宁夏，那时益加发达。这地街道古老，买卖殷实，风土情形还保留着百年前的面目。市上布匹木器都是国货。有一种羊皮筏子，是件新奇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在此我曾购小轮船试航，黄黄的水，不过二三尺，可是没法看得清楚，小轮走着走着，就搁了浅，曾试多次，结果还是失败。又有朋友梁式堂、谷九峰、王鸿一诸位先生等提倡在此开垦，从内地运了许多农民前来。因为此间土地极多，只是缺乏人力，结果倒有相当成绩。 包头那时刚刚设县，没有城墙，仅修了一层土围墙。我在东关外以一千六百元代价买置了一所房子，打算在此长住下去，并筹划建筑营房和垦殖种树的事。因为这时我立下决心，无论如何是不参加内战的了。避免内战，力主和平统一，是我历年来持政的根本原则。这次我毅然摆脱北京的政治，退而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又从张家口避居包头，埋头于垦种整训之事，都为的要贯彻这一个初衷，这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单凭个人的意志，毕竟不能凭空决定行动，无如整个局面推演变化，一步步紧逼而来，使我们的初志终难贯彻，到头我们还是被迫着卷入了旋涡。 首都革命以后，吴佩孚狼狈逃窜，到了汉口看了看，觉得各方面都已不能有什么办法，乃不得不到岳州，蛰居不出。后来他的旧部阚玉琨、张治公等，于倒戈之后，残部归胡笠僧收编。但河南的局面，仍是不能稳定。此时阚、张等重整旗鼓，盘踞洛阳，受了刘镇华唆使，共同向胡笠僧进攻。一场恶战的结果，阚玉琨、刘镇华都相继做了国民二、三军的败兵。刘镇华所保举的陕督吴新田，不久也为国民三军驱走，孙二哥便继任为陕西督办。 这次国民二、三军虽然取得了豫陕二省为其根据地，可是笠僧却于这年（民国十四年四月十日）患了疔毒，不小心，竟致中毒而死。笠僧是个好学不倦，侠义精诚，处处以国家为前提，而富有革命性的人物。他的不幸死去，于国家实是莫大的损失。国民军全体官兵挂孝三日，以志哀悼。笠僧死后，河南督办由岳西峰代理。岳西峰为人青年有志，但当了督军之后却一天天骄傲懒惰起来，政事固然不闻不问，对于军队训练之事，他也一概不去注意。有一次于右任先生自告奋勇，和我说，他愿意到河南省去看看岳西峰，纠正纠正他的错误。我自然希望他有此一行。及至于右任先生到了河南，剀切地劝勉了一番，岳西峰很表示振作的决心，兴奋地说道：“从明天起我一定积极训练队伍。”于先生见他如此勇于改过，十分地高兴，问他道：“明天打算几点钟去看队伍呢？” “早晨八点！”这是头一天晚间约定的。可是到了第二天，右任先生大早就到操场等他，一直等到十一点钟，还不见他的影子。派人去探问，他还没有起床。右任先生乃大大失望而回。只此一点，便可看出笠僧死后的国民二军，是没有多大前途的了。 此时奉张违约入关，肆无忌惮地攫夺地盘，他既使李景林、张宗昌分督冀鲁，又沿着津浦路南下，伸张其势力于安徽，且有直取广东之意。这时并派人来找我，说我们国民军可以河南、河北、山东为根据地，而伸张势力于广西。我回说：“国事如此，你们还是想着这一套，究是什么居心？这个不但我不干，并且劝你们趁早也打消这个主意。”他当然不肯听我的话。 孙传芳见他贪得无厌，不禁大为恐怖，即联络直系残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向之猛攻。那时姜登选、杨宇霆刚刚进入苏皖，尚未立定脚跟，又因其军纪大坏，百姓视之如虎狼，人人怨怒。经孙传芳这一打，手足无措，毫无抵抗地退回徐州。孙乃乘势进逼徐州，奉系的势力终被驱出苏皖。于是孙传芳便以直系新兴将领，自命不凡，挂起了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大旗，盘踞了长江下游。 孙传芳进攻奉军，原曾约好岳西峰一致行动的。孙下徐州而后，岳即独力去攻山东。此时奉军新败，岳部南北两路虽然都顺利地取得了预期据点，进迫济南，可是他的部下陈文钊、田维勤、王文蔚却于此时反戈，使他不得不仓促撤退，攻鲁之功至此败于垂成。张宗昌仍然安做着山东督军。这倒戈的陈文钊等部本是直系的残余，胡笠僧大肚包容，愿意将他收编。我当时确以为不妥，曾写给他一封信，恳切地规劝他。 但笠僧坚信他自己能够以至诚相感，可无流弊，终把他们收编下来。其实陈文钊等无信无义，只为升官发财，若是笠僧不死，或者还可相安无事；他既去世，岳西峰又荒惰不理正事，此次等他攻鲁，即被他们掣了后腿，翻了跟头。盖因河南四面皆有铁路，号称为四战之地，事发，即四面受敌，再也无法定足。岳西峰出发攻鲁时，我曾以此意剀切告知，令其格外慎重。岳竟不以为意，终于二军大吃亏苦。 帝国主义者是唯恐中国不乱的，乘着我们国内不能稳定时，竭尽所能，大肆其挑拨离间的伎俩。那时奉系军阀自以为羽毛丰满，一意攻城略地，扩张势力，以遂其不能厌足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乃从而扶助之，鼓舞之，借此作起风浪，坐收渔利；不久中国即造成一个混乱的局面。 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日本举行秋操，约请国民军和东北军前去参观。我们国民军选派军官七八人，以韩复榘为领袖；东北军方面领队者则为郭松龄氏。两方面人员到了东京，同住在一处。却说这位郭松龄虽然列身奉系，为人却极是忠正而有血性，目睹国内情状、国际处境，对于张作霖骄横恣纵、殃民祸国的行为，久怀不满之心。一天郭找韩复榘密谈，说有一件稀奇特别的事，不知可不可以相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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