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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章 穷困的陆军检阅使(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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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见到总统府华丽的陈设和总统个人的豪奢生活，便想到全国大众的颠连苦痛的现状。数十年来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已如天罗地网，使中国农村一天天入于破产的厄运，而无可避免的连年的水旱兵燹，尤使全国民众都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之中。大量的农民，徘徊在饥饿线上，流亡到魔窟似的都市中。多少贫苦无告的老弱，无法挣扎，终于做了道路上的饿殍！百姓的情形如此，狼心狗肺的军阀们，仍是野心勃勃，计划着杀人夺地的战争。一般脑满肠肥的官僚政客们，仍在醉生梦死，恣意淫乐。而我们身为一国元首的总统，日居富丽辉煌的府第中，一食百金，一衣千金，还诉告着自己不能赚钱！什么是民生疾苦！什么是建国大计！姨太太是他的性命，女戏子窑姐儿是他的安琪儿；国家人民的事谁有工夫去理会呢？ “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我每想到这句话，便不禁感到心头刺痛。 政局是处处演着明争暗斗的丑剧。张敬舆先生等看着吴、曹胡闹，早知事情不好，故竭力拥护黎为总统，吴、曹便做出一个吴大头吴景濂时时与以掣肘。可是到后来黎总统和张国务总理之间也是意见不合，无法协和一致。黎是那样地圆滑，张有许多好办法，黎都不敢施用。张说在目前环境下，必得有些实力为后盾，对局面始有办法。黎不肯采纳。张要改组卫戍总部，并收警察总监等机关而隶属之，命令写好，黎却不肯盖印，说：若总统干不成，洗手回家亦是好的。黎既如此只顾个人，不想做事，议会里又有位吴大头蓄意与张捣乱，故张纵有良好办法，亦无可措施。 北京政府虽然堂哉皇哉地称为中央政府，实则一切大权均操于遥镇洛阳的吴佩孚之手，非吴者逐，异吴者去，这已是公认的事实。一些不肯与吴苟合、不为吴所喜的部队，便都不免于粮匮饷乏。这时的财政部长是张弧。一天，我找他商谈领饷的事，他很沉痛地对我说： “部里哪有钱开支饷项呢？别的不说，譬如拿钱不做事的顾问、参议、谘议就有几百个，这些大人先生一个也不敢更动，稍有松缩，他们马上便到国会造谣捣乱。额外还有所谓特别顾问，现在就有十七个：七个是女戏子，其余都是走红的姨太太。她们月薪都在四百元以上，每月必得二十六七就送钱去，不然，我这个财政部长的饭碗就捧不住。部里的开支都是类此，人们犹正嫌其拮据，不能畅所欲为，您想军队的饷项等等，谁肯理会！这部长我是不能干，也不打算干了，这样糊糊涂涂地干下去，实在良心上说不过去！” 这是财政部长良心发现的说话。中国政治黑暗到这种地步，我不知道实揽大权的吴佩孚，究作何解释。 那时驻守北京的部队，不仅我们这一部没有粮饷，卫戍司令部、警察总监、步兵统领等部分，也是饷项缺乏，奔告无门。有一次我和王卫戍司令、薛警察总监及聂提督几个人，趁着国务院开国务会议的时候，跑去催索。等到各部长、次长到齐，张敬舆先生就领导开会，把各处来的电报报告完毕后，以荒唐鬼著称的财政部长刘恩远（这时张弧已经下台）就大发牢骚说： “财政部长简直不能干，一天到晚东也要钱，西也要钱，谁也没本事应付。譬如胡笠僧这种土匪，也是再三再四来要钱，国家拿钱养土匪，真是从哪里说起！” 因这一番话，我看见了一幕喜剧。刘部长讲完了以后，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正要进行讨论别的议案时，农商部次长刘定五先生忽然站起来说道： “我们今天要先讨论财政部长的话。他既说胡笠僧是土匪，实在，国家为什么要养土匪？我们该请总理把这土匪拿办。若是胡笠僧不是土匪，那我们也该有个说法，不能任便人家血口喷人，不问事实。” 财政部长听了这话，红了脸，不能答复。大家也都静默着，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有话说，空气变得异常紧张。停了约有十几分钟，张总理才说： “我们还是先讨论别的问题吧！”“不行？”刘定五先生倔犟地说，“我们今天要一定先根究胡笠僧是不是土匪的问题，这是关系国法的大问题！”停了又有几分钟，刘恩远才勉强地笑着说：“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一句玩话，您何必这样认真！”刘先生板着脸，严肃地说道：“这是国务会议，不是随便说玩笑的场合。这件事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你通电，承认你说的话如同放屁；再一个就是下令讨伐胡笠僧！”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看着是非僵局不可了，但出人意外地是刘恩远竟跑到刘先生跟前，行了个三鞠躬礼，并且连声说：“你算是祖宗，我的话算是放屁，请您饶恕了我，好不好？”一场僵局就这样喜剧似的结束了。刘恩远在当时是权势煊赫、炙手可热的一个人物，刘定五先生竟能持正不苟，当众撕破其丑面皮，实在令人非常痛快，非常佩服。 王怀庆在民元时是杀革命党最多的一个屠手，滦州起义的一般朋友都是惨遭他的毒手，可是这时他却在首都当着卫戍司令。他虽是个武人，但做官的伎俩却十分高妙。他为讨好黎总统，就把黎氏左右侍役以至老妈子都买通了，每个人月送二十元、三十元、四十元不等，叫他们专为他报告黎的动静，比如黎每天会的什么客，说的什么话等极小的事，他都打听知道。一有机会，他就可借以取悦取信于黎。徐世昌为总统时，他也是运用的这一套手段。徐看的哪几本书的哪几页，他知道了，连忙看那几本书的哪几页。及至与徐晤谈，徐一开口，他便应对得恰合其意。因此徐常夸奖他博学多能，的确是个人才。其实他那种人才说穿了原是听差和老妈子造就出来的呢！ 他此时在北京拿着卫戍司令在手里，却想尽钻营搜刮的门路。他和薛总监、聂提督三个人合起伙来，先是偷拆北京城墙的砖，拿去出卖；接着原为旗人所有的坐落在西山的土地、落魄的清室遗族的府第大宅，他们都设法以贱价买来，以高价卖出，从中攫取大利。天坛、社稷坛等公地的树木，他们也设法偷着变卖。后来南苑大红门内一块大空地，他们也私下卖给了外国人做跑马场。南苑是个军事重地，如何能够听从他把这儿的空地卖给外国人？他连这种事也胆敢做，还有什么不敢做呢？ 王怀庆之流为何胆敢如此无法无天、无所顾忌？就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当时直系专权，整个直系的军阀与政客就正在寡廉鲜耻、为所欲为的情形下，酝酿着贿选运动。 贿选的第一步手段，就是对原任总统黎元洪氏加以驱逐。他们先收买了几家报纸，利用之以对黎作种种的攻击，更进而收买了大批猪仔议员，使之对黎作种种的非难，最后，更唆使直系的师旅长们群起向黎索饷项。黎本是胆小怕事的人，看着环境险恶，知道势已不能恋战，便怏怏然一走去职。 黎氏既然让出了总统的缺，猪仔们便捧出曹锟。选举的运动是每票五千元，替他直接活动的政客们，所得的报酬，当然不止此数。如此一来，一幕贻笑世界、触怒全民的丑剧就完全登场了。 但是一手掩不了天下耳目，金钱也毕竟买不了人心。贿选的丑剧演出不久，邵飘萍、林白水等一般有骨气有热血的新闻记者，便把此事底细全盘揭露，甚至买票的收条也照相刊出。恬不知耻的曹锟在舆论鼎沸、万众怒吼的场面中，仍然一不做、二不休，装模作样地上台，做了总统。后为总统府秘书长的某功狗说道： “他们说我们贿选，这是古已有之的。历史上唐尧禅舜，就是贿选。史家为要说得好听，有意编出揖让的故事。其实哪有的事！将来我们也可以编历史的，我们编得比他们的更要好听些！” 竟有此一段荒唐无耻的说话！呜呼！真正无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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