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2)

第二十七章饥困线上(2)

　　九月尾上，中山先生派了徐季龙和钮惕生二位先生带着信到汉口来看我。两位都是基督徒，又是我平时所稔知的朋友。他们对我说了很多勉励和鼓舞的话，希望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我很是兴奋感激。我和他们说，连年以来，国事窳败，今日南打北，明日北打南，甚至北与北火拼，南也与南相打，使国家破碎，外侮日亟，人民日在苦痛之中。北方大佬们深中清廷遗毒，积重难返，他们之中好的也只是保妻子谋富贵，没有一点为国家为民族的远大眼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把眼睛望着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团体，稍能振作上进的将领也是存着这样的心。因把我多年的积悃和处境尽情倾吐一番。徐、钮两位先生都很以为然。在一起盘旋多日，又请二位看我们部队的操练。后来我派我的秘书任佑民到广东去回看中山先生，表示，只要他用得着我时，我当然无不尽力以赴。十三年打倒曹、吴之后，我首先即电请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与此次的往还是颇有关系的。

　　此时吴荫卿先生也来看我。他为九江镇守使，江西军务帮办。和地方上处得极好，百姓都爱戴他。他真正能做到平民化。那时北洋官吏到了南方，总是军警遍布，戒备森严，把民众当成与自己对垒的仇敌一般。吴则不然，他常常独自一人，拿着一根手杖，满街满巷地转圈，遇见商民就和商民谈话，遇见农民，就对农民问长道短，往往两下谈得忘形。以此很知民间疾苦，与百姓处得非常融洽。其次便是爱贫保赤，真有爱人如己的精神。

　　每在街上遇见无依无靠的孩子，他就带回家来，悉心教养他，又送上学校，使受相当教育，直到能够自立方肯罢休。他的养女养子极多，大都是这样来的。对于自己的儿女和自己亲戚子弟，也是一般地使受教育，决不格外溺爱姑息。等到他们能够自立，即分出去令其独立成家。此时若再求助于他，就是挪用若干银钱，亦必使觅中人，按月计息，定期归还，决不含混过去。持家勤劳节俭，没一点官僚的腐败习气，对朋友真诚热心，最爱说老实话，对于公家事则均能认真办理，任劳任怨以赴。他原是天津武备学生，热心的基督徒。他在第六镇为标统时，最擅长术科，侦探步哨动作尤佳。记得光绪末年，那时候国人尚不知国歌何物，他最先按着风琴，教我们唱歌。他素爱这些陶情益智的东西，还能耍许多有趣的戏法。平日生活有秩序、讲卫生，终年都是行冷水浴，直到七八十岁高龄仍结实健康。我和他很早的即相投契，往还甚密。

　　这次他从九江来，我也请他看我们队伍操练。看完，一一加以指教改正，十分详细。随后他又讲话，题目是“排孬种会”，谈的是他自己带兵时，维持军风纪的一个办法，极有意思。他说他民国元年当旅长时，从汉口撤回，驻兵郾城，因为战争之后，纪律不免废弛，官长头目中有些不安分，常有至民家掠掳之事。那时他因公未能和部队住在一起，对于部队中新生的恶劣现象，根本不知道。一天他到郾城，在车站遇见两个头目，向他辞职回家。问他们什么缘故，那两个头目说：

　　“旅长，您不知道，咱们队伍里出了孬种了。头目也有抢人家的，官长也有抢人家的，这样的无法无天，将来还会有好结果吗？”

　　他把事实查问明白，气得发昏，立时集合全体官兵讲话，成立了一个“排孬种会”，以连为单位，设分会，由着大家报告事实，尽量检举孬种，结果检举出三百多人，一律排除出去，押送上火车运走。自此纪律大大整饬，再无为非作歹的事发生了。最后，他说：

　　“官兵中有孬种，比如劣马一样，劣马不除，好马不能安在。我们要养有益的好马，即非排除劣马不可；同样的要队伍军纪良好，也非排除孬种不可。”

　　这番讲话，既有好教训又说得妙趣横生，给我们官兵以极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日尚能记得。

　　张敬尧的部队退到湖北，知道王占元要解决他，当时将一部人分载几艘轮船开向武穴。此时不知同谁勾结，又将这部分队伍由武穴开回，要到谌家矶屯驻，显然要同我们队伍闹事。这种扰民害国的部队，使我痛恶，因决定将他们解决。当派韩多峰、张树声布置妥善，是夜把他们全部解决。共缴获七生的五野炮二十七尊、机关枪一营、辎重营一营、炮弹及步枪弹无算，被缴械的兵员全部遣散，办得十分妥当。王占元知道了这事，心痒眼热，以为我们在湖北所做的事，所缴获的枪炮当归给他。我始而不肯给，继而他派人来，再三再四地要求，最后又派了孙传芳来交涉，我不愿为这等事闹成意见，就都送给了他。后来他却把这些器械都被别人缴了去，真是可笑之至的事。

　　谌家矶附近还有一所扬子机器铁厂。主办者为王宠惠先生之兄—王光先生。王先生曾约我到他厂中参观。细细看了一会儿，办理很是科学化，觉得很好。那时我们十六混成旅在北京办有一所子弟学校，官兵子弟在学校读书至十五六岁者，都令其学一专门之技能。此时我即与王光先生商量，请其每次收我们十名，学习机器及管理各项。后来十六混成旅官兵子弟在此毕业者很多，有的出来充当机器匠，有的主办修械所，颇有成绩。王先生又劝我们旅中的官长们入些股子，俾其业务得以充实发展。我将此意告诉大家，当时很有几位入股的。哪知后来这位王先生去世，这个厂旋即倒闭。

　　原来当王先生劝我们入股时，其厂即亏折难支，我们是外行一点都不知道。钱虽不多，但都是官长多年节用积蓄下来的，所以很觉得对不起他们。由此亦可见出中国工业之一斑，国家事业，握在官僚军阀之手，他们胡乱用人，办得一团糟，而且随意抵卖给外国人。真有才能的人，国家不能用他，自己千苦万苦，好容易创出一个小规模的事业，却又为力量所限，无法站立发展，宛如路边野草，只在一种自生自长的情形下听其消灭了。

　　我在常德时，汇赠罗感恩大夫之子为学费的八千元，罗公子拒而不受，把钱又从美国汇回，前面已经说过。我拿这钱，无法可想，此时特建一座礼拜堂，名为“思罗堂”。全部建筑均用木材，可以随时拆开，随时搬移，如儿童积木一般。木屋有十余间，可容四五百人。落成开幕之日，教会中朋友来参加典礼者很多，如汉口黄吉亭牧师、沈文清牧师、胡兰亭牧师、胡厚斋牧师等都有很好的讲演。自此我们军队驻在哪儿，房子就搬到哪儿。军中讲话、讲课、开会、做礼拜，均用此屋。

　　这时候，曹锟和段芝泉在直隶扮演那幕武剧—直皖战争，已告结束。初，曹令吴佩孚攻打保定，段派段芝贵率队自涿州向南抵拒，两方接触，左起天津，右至紫荆关，皆是战线。段芝贵所统的是新成立的西北军及边防军，完全新兵新器械，其军械即用西原借款办的，军中自顾问以至军需军医亦皆用的日本人。这明是皖系打仗，实际显然即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提线的傀儡戏。战事起后，自涿州至定兴一线最为激烈。直军器械窳败，处境甚苦，但士气极盛，很能鏖战。皖军处于优裕之境，恃着有日本为后台，反不大肯打。段芝贵在前线指挥，专车中老带着女妓，喝酒打牌，恣意行乐。到高碑店时，直军一个冲锋直打到车站，段芝贵还在车上搂着妓女打牌，竟被直军活捉而去，俘获妓女达四五十名之多。在廊坊，皖军尚有两整旅未及编队的炮队，亦被悉数缴获。至此，皖军终成瓦解，战事即告一段落。

　　段先生的惨败，绝不是偶然的。第一，他不当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唆使；第二，他不当轻听安福系卖国官僚挑拨离间的话；第三，他不当重用段芝贵这种荒唐鬼。因此国人都痛恨他，反对他，而同情直军。全国民气亦是盼望着皖军败，直军胜。实在的，民意之所向，即胜败之所系。这道理一点都不玄奥。因为士兵是百姓出身，士兵父母兄弟皆是百姓，百姓人人对他切齿痛恨，军队哪能有士气作战？武器纵然精良，处境纵然优势，也是枉然的了。

　　段先生被打倒之后，当逃入外国使馆的时候，扔下了一个打破了的迷梦。吴佩孚赶快把这个梦拾到手里，自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冲直撞，直到民国十三年坍台方罢。这个迷梦是什么？就是“武力统一”四个字。

　　我们部队驻在谌家矶，没人理会，到后来弄得吃的都成问题。我几次致电陆军部交涉饷项，先是不理，到后来令我们移驻信阳驻防。

　　我于十一月初旬率队到信阳，住车站东首，也是临时搭盖帐篷，还是住不下，韩复榘一部分人即分驻确山。在信阳，又令李炘办一工厂，收容所有的退伍兵卒学习手艺。另外又办一教导团仍分官长头目两班，以鹿钟麟为团长，继续加紧官长士兵的教育。办得很有成绩，真是越穷越有精神。信阳有一个很大的沙滩，可容全旅官兵操练。向来在信阳的驻军，与百姓都有意见。我为纠正此项缺点，常常约请百姓看操、谈话，弄得彼此成为一家，与地方上发生很好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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