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二十六章在常德二(2)

第二十六章在常德二(2)

　　此外又成立一英文班和日文班，目的在帮助一般官佐了解译述的军事书籍，并进而直接阅读及翻译外国军事学名著。虽然进行很是迟缓，但选习者均有精神。

　　此外又设一工艺班，分木工、铁工、照相、修枪等数种。规定每个官佐，至少须习一种。先询各人愿习何种，而后分组请人教授。当时选习木工、铁工及修枪者居多，故成立大组。我自己学的是修枪，每日由下午一时至二时请刘正琳先生来教。受伤残废士兵，亦须学习一种技艺，体力不足者，至少亦须学习绘画或类似的轻巧工作。

　　那时的陆军规章，凡士兵从军三年，即当退伍。这个规章无人遵行，我在常德时试着筹办，即遇最严重最困难的问题，那就是退伍后的生活问题。因为自从帝国主义者的大炮打开中国门户后，中国农村普遍破产，一般青年在乡村中无法谋生，方大量地投军入伍，以谋出路。他们家中既无可资温饱的恒产，本身又无足以自立的技能。一旦退伍，即无法生活，结果必迫得他只有利用其在军中所学得的放枪瞄准的一套，而流为匪盗。原来中国的许多规章，都是从西洋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三年退伍”的办法，在西洋那样的社会和征兵制度之下，是适合的，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募兵制度之下，即格格不入。然而政府只管官样文章地颁布条例，实施这些条例的实际情形，大人先生们就不去注意了。试思士兵们之投军，原多是为的救国，亦有为解决生活问题的，若三年后又复挥之使去，不管其退伍后如何谋生，这种的办法，岂不是制造匪盗游民，破坏社会国家秩序的办法吗？

　　为试办退伍，我采用寓兵于工的办法。我在军中成立一个小型的工厂，先在石友三主办的学兵营中试办，后补充基金为一万二千元，委韩多峰专办此事。又后，韩多峰升为机关枪营营长，不能兼顾，乃又委李炘为厂长。厂中分织袜、缝纫、织毛巾、编藤器及纸工五科，后来增设一印刷科。全旅目兵皆分班学习，在常德二年的工夫，即造就了几百个技术熟练的工人。后来我在信阳驻防，即见有许多退伍的旧部在那儿经营小本工艺，都能成家主业，自立自给。

　　我们治军的人，必须使士兵在军队时为保国卫民的好战士，退伍后为安分有用的好百姓。这句话看似容易，要真正做到，就当拿出精神来处处实干，方有效果。苟不然者，在军队时为害民扰国之兵，退伍后为游民匪寇，脱了军籍，即入匪籍，那真是贻国家人民以无穷之患了。

　　这期间，还举办有夏令会。因为官佐们整日操练，生活紧张劳苦，每年必使之有一变换环境的机会，能从休息中得到自修之益。夏令会办在城北梁山的庙中，四周都是浓密的树林，山水清幽，地方凉爽而恬静。内设琴棋书画等娱乐消遣的物品，每天吃四顿饭，常请名人讲话，都是关于智体德群训育方面的讲演。全体官佐，分为两班，轮流换班，四星期一次，大家每年能有一二个月的休假，都显得兴高采烈。我觉得这个夏令会，于全军精神有莫大裨益。

　　官兵们有暇，还练习泅水。因为我们在长江流域驻防，必须娴习此道，非徒增进健康，且所以获得技能，于作战时、遭遇意外时，都极有用。有一次，恰好一个英国朋友仁修本君，到常德传道，我们都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泅水家。他年已六十余岁，曾在汉口泅水过江，把衣服脱下，拿在手中，游到江那面，再穿上衣服。他到了常德，我即请其在沅江表演泅水，以鼓舞官兵以及当地民众对于泅水的兴趣。沅江江面比汉口窄得多，他不费劲地泅了过去，又泅了回来，还觉得不过瘾。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来回泅过二里多长的江面，见者无不叹服。一个民族的强弱，于整个民族的每一分子都有关系。仁修本老先生这次表演，给予我们的官兵以莫大刺激。

　　我那时于公余之暇，还在本地的中学师范各校教课。教的是军事体操，如利用地物，目测打靶等。常由营中借真枪去，以为学生练习打靶之用。常常对学生们讲话，宣传救国雪耻的道理。说要救国雪耻，不是空口说白话所可办到的，必须把身体操练得十分强壮，必须有真正拿枪作战的本领。每星期教课数次，教者学者都很有兴趣。一九三八年我再到常德，曾看见那时上我的体操班的一位学生，他已经在当地当了小学校长了。

　　一日，我的副官长宋良仲从北京回来，和我见了面，就向我请假，说不干了。我问他什么缘故，他说不能干了。原来他从北京回来，经过彰德府，他的马弁遇见一位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彼此相熟，说了几句。那马弁回来就向他辞职不干，说张敬尧部下的马弁只干了二三年，就回家买了数顷地。人家是天天打牌，一夜的彩头就有几百元。而在我们这里，一文钱的外快都捞不着。宋良仲说：“你看，连一个勤务都用不住，怎么做人？”又说，他奉命到北京去办事，什么也办不通，领什么，没有什么。人家的副官都有数千数万的应酬费，和军需司、军械司以及总务司的官儿们终日花天酒地地应酬着。他们办公，就在窑子里、饭馆里，打牌、喝酒、躺烟灯，和人家打熟了，无话不可说，无事不可成。但他出差，却只有四十元的路费，到了北京，没处摸门路。“你看，这种情形，叫我办什么事？”

　　我只得安慰他一番，叫他不要着急。

　　他说：“您若能出些本钱，让我们把枪弹领来，怕不把这批混小子揍得干干净净！”

　　说的时候脸红耳热，气得嘴舌只打颤。我说，只要你办得到枪弹，我可以让你再去一趟。他说若能有一千五百元，他就可以有办法。我给了他八百元，他重新上北京，住了数月，果然把枪弹领来。第一次领枪二百支，子弹四十万；第二次领枪四百支，子弹一百万。军服甚至水壶亦均发下，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事。那时在北京办事，就是这样的情形！

　　到了一九二〇年的春间，为北洋官僚军阀所操纵的中国政局，又起新的变化。自民国六、七年间，因为对南方护法军主和、主战的意见不同，北洋军阀即有直派、皖派的分裂。其间，直派领袖冯国璋（冯死后，曹锟、吴佩孚、李纯等继为首领）虽曾一度对皖派屈服妥协，但毕竟裂痕宛然，实际言之，是直中有皖，皖中有直，直派、皖派的名目，本是南方护法军给分的，可是他们亦竟以此为号召。皖的两员大将徐又铮和靳云鹏，横行恣纵，不可一世。他们利用握有中枢的权势，作种种扩张自己的势力，排除异己军队的活动。曾屡次向日本举行大借款，假借对德参战的名义招编所谓参战军，由徐又铮、曲同丰统率。欧战告终，改参战军为边防军，另外又成立了西北军，由段自兼，而由陆军部部长靳云鹏代理。

　　其实所谓边防军、西北军，统是扩张自己，统是要使之成为段家军。另一方面则尽力消减异己的部队，始则不按期发饷，继则将饷项由十足减至八成，再减而为六成、四成。越是认真训练，纪律良好的部队，越是不发饷，以使之消灭；而那种收容土匪、鱼肉百姓的部队，反倒特别优待。这都显然是有所用心的。此外还有明害暗杀的卑恶手段，凡稍碍他们眼的人，必除之而后甘心。如徐又铮之捕杀陆朗斋将军，并不免其职，亦不宣布其罪状，糊里糊涂即把他处死。这种种做法，狰狞猖狂，咄咄逼人，使直派将领显然感到只许他们胡作胡为，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再有一件，也使直派不能忍受的：当护法之战时，皖派军队在湖南屡次惨败，时赖吴佩孚向南挺进，直打到衡州。若论功行赏，湘督一席自应由吴佩孚任之，而段先生竟发表了张敬尧为湘督。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直派打仗，皖派做官。吴佩孚本人因大为不满，其他将领亦很抱不平。孙总理中山先生看透这一形势，故赠吴佩孚六十万毫洋。吴即撤兵北上，七月间即对皖派开仗。

　　直皖战争终于爆发了。这，一方面是使国家吃无穷之亏，人民受难忍之苦，一些训练较好的军队，不能以之对外为解放民族保卫国家的义战，即就此轻轻毁坏牺牲，一些有良心热血的好将领，陷在夹板缝中，痛心疾首，而又无法摆脱。而另一方面，亦不能不说是国家民族之福。这一批恶劣的军阀官僚们，若不这样地彼此残杀，自相消灭，国家将至何时始能上轨道？人民将至何时始得免于厄运？

　　直皖战争即在北方发生，南方军赵恒惕、谭延闿即率部进攻长沙，至此，无恶不作的湘督张敬尧始抱头逃窜。

　　张敬尧督湘二年多，真使三千万的湖南人民日处火热水深之中。他用人的标准有三：一是本家，二是亲戚，三是同乡。所谓“二帅”、“三帅”、“舅帅”、“姨帅”之类，充满了督军府，布满了全湖南。湖南人有谚道：“会说霍邱话，就把洋刀挂。”实非夸张之词。这一批批的大小官吏，无廉无耻，无法无天，终日吃喝嫖赌抽大烟，恣意搜刮以供淫乐。所统军队，比土匪还坏，对民众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反正没有顾忌，没有约束。我在常德看着种种的乌烟瘴气，没法能够忍受，曾和吴佩孚左一电右一电地打给段先生，请他设法勒制，再不能任他胡作非为。可是我们越是说，却越使段先生怀恨，而张敬尧也越发恣纵。

　　张敬尧把湖南人民害得太苦太毒了，无人不对他咬牙切齿地痛恨。有的杀猪宰羊，以为劳军，等那些土匪官兵吃喝的醉了，人民就用菜刀、铁铲之类一一砍杀，往往一次杀死四五人。害民的军队得此下场，实在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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