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二十二章从四川到廊坊(2)

第二十二章从四川到廊坊(2)

　　我到绵州的时候，接到电报，令我率队由重庆赴宜昌，归吴子堂指挥，我以吴时为上游总司令，仍是对付西南的办法，心中实不愿与他们共事，乃复电称我部已到汉中，不能奉命。同时接到贾焜亭在汉中拍来的电报，说汉中被围，要我星夜赴援，那时焜亭为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陕南镇守使之职，围攻他的是陕西镇嵩军。大约汉中情势危急，他每天十余个电报给我，向我告急，说“此间日在水深火热之中，盼弟台星夜来援，解我倒悬”云云。最后又来一电，说汉中二十余县，无论如何穷困，亦可养得起你一旅人，情形如此，我想着朋友有急难，何可坐视？当即一切不顾，复电说即刻开拔驰援，请他释念。

　　自川北到汉中，路途之难，前写入川时已经说过，路越难走，心里越是焦急，恨不得插翅飞到目的地才好，好不容易走到剑阁，忽然又接到贾焜亭一个电报，说他已经辞职照准，叫我毋庸前来。接着又派来他的一位本家弟兄来见我，申述他已经辞职的歉意，但我丝毫不假思索，决定继续向汉中行进。到了汉中，已由一位管某继任了贾焜亭的位置。管是山东济宁人，和段祺瑞有很深的历史关系，我先和贾焜亭见了面，而后再去会管某，见面没有说几句，他说：“您既来了，就在这儿驻下去吧！我们可以走的！”我不懂他的话什么意思，很是惊诧，他说：“汉中这地方，地瘠民贫，只可养一旅人，养不住两旅人的。”我这才恍然大悟，知道他的意思是怕我来抢他的地盘。我当即坦白地说明我此来决没有这样的企图，我就要回北京去的，我的话刚刚脱口，他立刻笑逐颜开，眼睛眉毛都现出高兴的神色来。我离开汉中以后，听说他在宝鸡被人打伤，部队亦全缴械。后来寓开封终日念佛，沉郁不振而死，落了一个很惨的结局。

　　贾焜亭是我一位老朋友，管某也是我的熟人。都是办事多年、阅历很深的人。惟其如此，所以为人处事，聪明见机。管某尤其唯利是图，官气太重，恶习太深，一味只是所谓“当差事”的派头。什么是军人的使命，什么是官吏的职责，如何能解脱人民的疾苦，如何把部队练成国家的军队，他全不懂得。我以为世界上所以还能成功许多事业，都是傻子干出来的，决不是聪明人干出来的。傻子何以能成事业？就因为他只问此事自己该做不该做。若认为该做，即努力以赴，苦干到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其间绝不把个人的利害计算在内，故结果纵不能成功，亦必成仁。如关羽、岳飞、文天祥，他们虽然为大势所限，没有成功，但毕竟成了仁，为后世立下榜样，千古不朽。他们都是傻子，但结果却做出了聪明事。那种聪明人，藏奸取巧，一心只想着自己的利害，自以为聪明得很了，其实是糊涂透顶。尤其在今日艰危紧急的时刻，我们的民族国家需要大批的傻子，来大大地傻干一下，方有希望。若仍是聪明取巧，那结果只是害了民族国家，害了自己罢了。

　　这时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他来了电报给我，叫我率部驻廊坊通州一带。我接到命令，即准备开拔。道路有两条：一条就是我来时所取之道，经褒城、留坝、凤县、宝鸡、凤翔、扶风、武功、兴平，而后到观音堂上火车；一条则由兴安、白河、老河口、襄阳、樊城，到汉口上火车。那时陆将军被逐后，长安是陈树藩在驻着，段先生不愿我们从那里经过，恐怕出事，而陈树藩也用了种种法子，不要我们从那里通过。我乃决定取道襄樊，直下汉口。

　　由汉中到兴安虽有水路可循，但是不通大船，所以只雇了些小船，载运笨重的东西。队伍都步行，以极快的速率赶到兴安，而后上船。在赴兴安途中，适遇大雨，水又大又猛，船行如箭。这是有名的汉水，两岸都是大山（武当山即在此），形势很是险要。河道弯弯曲曲，浅滩极多，船行必须临时雇请领港人指路。这种领港人，名唤“太公”，都是站在山头上待雇。船至险滩，请上一位来，由他掌舵，东一摆，西一摆，就把船摆出险境。到了平稳地方，船即停靠，送太公六百文或八百文，太公即上岸而去。一路上这样的险滩不下二三十处，就要雇请太公二三十次。当太公的都是五十多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没有青年的。他们就凭经验阅历，而有一套娴熟精到的掌舵工夫，因此能够化险为夷。

　　我看见这个，想到国家大事，亦是如此。周室之兴，就是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姜太公为国掌舵。秦穆公所以能霸诸侯，亦是因为有一位百里奚替他掌舵。百里奚被请至秦，穆公叹息道：“百里奚真好呀！可惜太老了。”百里奚说：“你为什么叹我年老？你若要我替你担抬重物，我自然不行；至若坐而论道，那我比姜太公还年轻得多呢！”秦穆公恍然大悟。可见识大体、明大义、定大计，实在非到火候不可。德国的兴登堡，法国的福煦，英国的路易乔治，都是为国掌舵的好手，在第一次欧战中都大显身手。若非阅历丰富、见识广远，怎么能以胜任？不过我只是指的那一种静定的旧时代而言。若在今日的新时代，情形则又不同，许多事反倒是需要有朝气有勇气无迂见无成见的热血青年来担当的。

　　兴安为陕南一府，东西接豫境，东南接鄂，西南接四川，与汉中同为重镇，亦有镇守使之设。兴安到汉口，中间经过老河口。老河口以上，又是许多高大的山岭。沿着汉水，两岸都是出产丰富、人烟稠密的地方。襄樊在军事上的价值尤大。北去出洛阳，出郑州，襄樊为必经之路；南至荆门、沙市，襄樊亦是必经之路。所以历史上屡次战争，襄樊成为战略要地。那时一位张某任襄阳镇守使，完全是旧官僚的气派，用种种方法和各方权贵巴结拉拢，以巩固自己的地盘。所率部队，毫不训练，本不打算作战，故亦不能作战，只是用作搜刮地方、鱼肉百姓的工具而已。我们从那里经过时，他极惊慌，戒备很严，原来他也怕我抢夺他的地盘。真是可笑极了。

　　到了汉口，杨桂堂即来相见。我原派他率同李云龙、宋哲元、刘郁芬等到河南招募四营新兵，不想他另有什么作用，把这事因循不办，直到此刻也无一点眉目。因此把四川的事也耽误不浅。和他同来的几位营长，都等得急死了，拿他毫无办法。杨是一个卑鄙无能、昏聩腐朽的家伙，无热血、无骨气、无学识、无胆量，唯一的本领就是钻营巴结。他用什么方法钻营巴结？就是长官的老太爷、老太太、姨太太做寿，他大送其礼；少爷、小姐生日或结婚，他又大送其礼。绸缎、首饰，只拣好的办，手眼极阔。这些钱从哪里来？都是从兵们和骡马身上克扣下来的。不叫兵们洗澡、喝茶，柴费他上腰包；不给骡马吃的，草料费他上腰包。还有其他一切公费，全都被他中饱。不然他终天烟酒嫖赌，浩繁的应酬，都从哪里开支？这样的情形，我要撤换他，也撤换不动，因为他有有力者为其撑腰。他持着这个，更是肆无忌惮了。总之，满清官僚的恶习，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反美其名曰：“如此方近人情。”此次和我见面，他一开口就说：

　　“咱们的军队在四川响应护国军，怎么弄得谁都知道了呢？幸亏是老袁死了，要不然，那还得了！”

　　说着满脸带着惊惶不安的神色。我说：

　　“我们既干了事，还怕人家知道吗？老袁不死，又怎么样？

　　他做皇帝，我就要反对他。反对他，就不怕他。反正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接着他说道：“我们这次回去，可要听段总理的了。我们必须靠他当靠山，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样才可保不错。”

　　我说道：“只要他真正地为国家、为人民，我们自然听他的。若不然，我们还是要干自己的！你说靠山的话，段总理也靠的中华民国，我们也是以中华民国为靠山，决不依靠任何个人。”

　　因为他看见士兵的肩上还是戴的护国军的肩章，于是他又说道：“怎么我们的队伍还是打着护国军的番号呢？这不大好吧？”

　　我说道：“打护国军的番号一点不是丢脸的事。自然要等有了命令，我们才取消它。”

　　他又呻吟道：“我们这次从四川出来，到底弄了多少呢？”

　　我真有点气愤了。我说：“我们只知道为国家，为人民，这是我们的本分。你怎么问出这种话？”

　　他沉默了半天，望望我的脸，非常亲切恳挚地笑着说道：

　　“旅长，你开口就是国家人民，实在太迂执了点。这是什么世界？若老是这样地傻干，连我们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了。依我说，旅长不如就在这里住些时候，多请几次客，各方面应酬应酬，联络联络，这才是有用的办法。您瞧瞧襄阳那地方有多好？为什么我们不要，叫人家坐着占着，把地方吃光了？”于是又说：“我们一点应酬也没有，各方面都没有联络，实在太危险了。最近曹锟就买了两辆汽车，每辆九千元，送给傅良佐和徐树铮。张敬尧也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两个窑姐儿送他们。您看看他们的干法吧，要不然，怎么他们什么事都行得开，我们老是被人家排挤呢？”

　　他唠唠叨叨说了一大篇，我简直忍耐不住了。我说：“你这说的都是亡国的办法！”再也不愿意和他说下去了。后来他把我说的话一一去报告了段先生。

　　杨桂堂的为人，大都类此。那时的军人政客，都是这样一副面目，这样一副头脑，这样一种作风。我写的这位杨桂堂，正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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