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二十一章倒袁之役(4)

第二十一章倒袁之役(4)

　　一打门，听到外面的人声，那侦探就上屋窜逃，赶了几个院子，才把他抓住。回来把情形一一报告了。问他：“钱是你拿了吗？”说：“没有拿。”“既没有拿，你为何逃跑？”他就塞了嘴，只好招认了。把钱追出来，他已花去了三十元。至此案子才算弄清。只是苦了那伙夫，受了一场无妄之灾。“重刑之下，屈打成招。”中国的旧官吏学识既不足，又不肯认真办事，其糊涂往往使人吃惊。试思多少的无辜良民，如此白白冤死！刑事案是这样，政治案则关系尤大。执法者如不能慎重将事，则不啻为渊殴鱼，为丛殴雀，国家人民必受无穷之害，又岂止枉死几个无辜而已呢？这事意义极为严重，所以我要在此一说。

　　我们占驻叙府的第二日，曹锟、张敬尧等都来电报，质问我为何不再前进追击滇军。我回电说官兵病者太多，故暂作休息。曹锟等复来电要我进军，否则他们将拨调一旅人来为我协助。同时陈将军也来电询问。我回陈将军的电说，官兵不但身上有病，心里亦人人有病，务请速作主张。我们忠心赤血，但能为国为民，愿不顾一切以赴之。恰好就在这时，接得陆将军急电，说长安被围，令我星夜率队往援。接电之后，我即不顾一切，将队伍撤向自流井，把叙府仍交刘云峰接防。走了两天，在路上又接到陕西的电报，当即下马翻译，知道陆将军已让出长安，叫我停止赴陕。北进既不必要，便将部队统统集中自流井。

　　我在退出叙府之前，又派张之江访见蔡松坡先生。我到自流井不久，张之江亦即赶到。带有松坡先生给我同刘一清先生的信，另外还有致蒋鸿遇一信。内容大致相同，要我们加紧促成陈将军独立，否则将以武力驱陈。我在自流井休息了数天，陈将军来电说：“闻贵部有援长安之行，但成都今万分危险，务请中止赴陕，速来成都共挽危局。”同时曹锟、张敬尧以及北京统帅办事处也都来电报阻我赴援长安。我当即一一复电，谓“即赴成都”。

　　我永难忘记我们在自流井方面的情形。自流井为四川产盐的区域。四围皆山，井中出煤气，接上竹管或铁管，即为煮盐之火（管上如套一猪尿泡，泡即充满煤气成球）。另有盐井出卤水，汲出之后，即以此火熬煮，煮后，凝成固体，即为“盐巴”。此地横阔四五十里，共有盐井四千四百余口。井有二三百丈深者，有四五千丈深者，产盐极富。每年税收，数额惊人。这样富庶的地方，平素即为一般军人所垂涎而亟思染指，此时不消说更成了各方面搜刮的目标（自从这次四川战事发生，普通一团人每到一县，也往往三万五万地向地方需索，各级长官都是腰缠累累）。

　　我到自流井的那天，当地的绅商都惊慌万状，以为我也要在地方上，大量地筹款。这从出面招待的商会代表的言语神情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哪知我们住了几天，即规规矩矩地开拔，对于地方一草一木也未动用。这实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叹为从未见过的事。同时一般人看着我不肯苟且，不认为是应当，是本分，反都笑我为迂执，讥我为傻瓜。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却以为若是军人不能坚守清介，只知搜刮骚扰，以人民为鱼肉，以士兵为抢掠工具，那结果必致腐烂崩溃，而入于灭亡之途。我们应当记牢“爱民为军队性命根本之事”的教训，坚守不移方可。

　　我们开出自流井一站路，即遇刘一清先生于途。原来陈将军担心成都的安全，特意派他来促我速速开拔的。刘先生和我见面没谈几句，他催我赶紧开向成都。我告诉他蔡松坡先生有信来，当即把张之江带来的信交给他看。他看完信对我说道：“你可以这样办：这次开成都，你把队伍驻在城外二十里地的地方，不必开进城去，且同陈将军谈判，促他立即宣布独立。他若还是犹疑不决，你就声言不能维持成都的治安和秩序。”

　　我觉得他的主意可行，即决照计进行。及至离成都五十里的龙泉驿，我们即停止前进，请刘一清先生进城，向陈将军转达我的意思。一清先生往还了几次，最后我又亲自进城面谒陈将军。我告诉他说，袁世凯利欲熏心、背叛民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我们万不能丧失了天良，帮着他干。您现在若还不通电独立，表明态度，那么不但我的官兵全要哗变，即你的部队也无法维持。不但我的性命不能保，即您的性命也难安全。这是大势所趋，非常显豁，丝毫也不容犹疑的。说到这样的地步，陈将军才答允了我的要求，当即打一电报到北京，劝阻老袁进行帝制。

　　陈将军被袁视为心腹的将领之一，西南一带的局面，全指望着他维持。老袁接到电报之后，不料陈将军忽然如此表示，心里受一重大打击，顿时昏迷不醒，不几天就呜呼哀哉了！

　　陈将军发出致老袁死命的电报后，接着宣布四川独立的领衔通电也拍了出去。一切都很顺利地照着预定的条款进行。时我们的部队已改为护国军第五师，分驻成都东面一带。及至袁世凯的死耗传到四川，入川的部队即纷纷后撤，曹锟同张敬尧亦分别撤往宜昌汉口。洪宪帝制的运动至此完全瓦解了。

　　回溯既往，这一时期可算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个痛苦时期。许多人评论别人，往往爱说风凉话，不肯设身处地为其人其事仔细思量一番。别人有所动作，若是冒昧从事，他们就批评是犯了幼稚病，自取灭亡；若是处之稳重，他们又批评是徘徊观望，想投机取巧。这次的事，我曾听到不少的人批评我顾虑太多，但批评的人并没想到我当时所处的地位与境况。我那时不过区区一个旅长，人数不过四千，而且散驻各地，不能集中；刘云峰和张璧那方面的表示又是那样的骄傲侮慢，抹杀事实；同时环绕我周围的袁氏嫡系军力共总不下数万，时时有把我消灭解决的企图。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若是不顾一切，鲁莽从事，那不但牺牲了自己，于革命毫无裨补，而且反会把事情弄糟的。个人的成败事小，对于打倒帝制的大局影响却大。我认清了这个，所以努力压制着自己感情的奔腾，一方面再三与蔡松坡先生等接洽，取得他们的谅解；一方面则与刘一清先生极力逼促陈将军独立，响应滇军。在我那时微薄的力量，与艰难的处境之中，自问已尽我所能，而于心无疚了。结果我的志愿总算完全达到，这却是我在苦痛之余感到极大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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