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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章 汉中道上(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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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安驻守的时代，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所统带的部队中干部分子良莠不齐，而好的干部人才尤其不够。这使我在办事上感到很大的痛苦。 那时第一团团长是杨桂堂，五十余岁，外号叫做杨傻子。这人老于世故，无是无非，任凭人家对他说什么，他都是好好地回答着。又加利禄心太重，一心只算计着高官厚禄，如何讨长官的喜欢，如何能升官发财，他就如何做。什么国家人民，他都是不管的。我同他相处了两年，时常见面、谈话，但始终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肺腑里的真话。第二团团长是何乃中，别号叫做芳谭，广东香山人。为人忠诚，满清最末一次的武进士，保定保府学堂毕业。他习的虽是武科，却能写作极流畅的文字，品行学问都是好的。只是不赞成革命，遇事过于慎重，不敢冒险。 参谋长是宋子扬，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知识经验都很丰富，称得起一位干练有为的人物。少校参谋是蒋鸿遇，河北省人，保定军官协和第一期学生，学骑兵，曾在云南当过骑兵营长，与蔡松坡相熟。为人机警干练，足智多谋，韬略上尤远在当时一般人以上。上尉参谋是刘郁芬，字兰江，河北清苑县人，速成军官学校学生，忠厚老实，谨严稳重，做事很少有失察的时候。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周心静，西什库学兵，做事很想要好，但可惜不喜欢读书，气量太窄。第二营营长杜占鳌，山东青州府人，性情方面有山东人的特质，耿直忠诚，方正不苟。第三营营长孙振海，就是上面提过的那位“孙气”。这人火性太大，心浮气躁，始终没有什么大建树。 第二团第一营营长陈正义，言行稳练，学识也很好。第二营营长董士禄，学识无多，性情油滑，无是无非，一味地只想升官发财。第三营营长王某，安徽蒙城人，一个大字不识，出身于地方上的巡防营，没有在正式军队里受过训练。炮兵营营长杨某，好像染有嗜好，整天委靡不振，因此办事也提不起精神，只是因循敷衍。骑兵营营长刘某，嗜好太多，利己心特别重，从他的身上，我找不出一丝半点像有为的军人。—这就是我那时的一般干部。从质与量两方面看，都难使人满意。 综合起来说：第一是缺乏朝气。他们大多因循苟且，并没有替国家人民做一番事业的抱负和决心。如何才能提起朝气，想来真是不容易。第二是不爱读书，不但新书不读，旧书也不读，科学方面的书不读，普通的书籍亦不读。终日懈懈沓沓，毫无求长进的心。第三，他们都有一点来历。比如，杨桂堂和段祺瑞即有关系，常常给段送礼、写信，拉拢得很亲密。宋子扬和徐又铮有亲戚的关系。其他各人，也都无不有一点来历。因此办事要振作，动辄得咎，处处掣肘；不振作，则又自觉对不住自己良心，对不住人民国家。 那时共和初肇，袁世凯独揽大权，政府的组织以及一切措施，都渐渐叫人大失所望。我每天从报纸上、从各地朋友的通信上，得来种种消息，使我一天天明白到国家再上轨道，人民解除苦痛，距离得还很遥远，前面正不知有多少艰苦的路程，有待于我们的努力。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人，常常感觉自己读书太少，学识不足，而且所读的书，又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旧东西。以此来应付这激变期的中国社会，时时显得格格不能相入。中国旧有的政治哲学，我渐渐觉得有许多地方需要修正与补充。有时甚至觉得我以前读书几乎都是走的冤枉道路。但是时局越艰难，心情越彷徨，我向前干的决心却越发坚定。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总觉得自己没有灰心颓志的余地。 为要担负起我所憧憬的使命，健全我所统带的部队的干部，实在是刻不容缓的。就在这种客观与主观的要求之下，我决定成立一个模范连。当以李鸣钟为模范连连长，过之纲任排长，选用石友三、葛金章等为头目，田金凯、冯治安、吉鸿昌等为士兵。科目除基本教练、体操、拳击、劈刀等而外，还有战术原则和应用战术等。宋子扬、刘郁芬、何乃中、蒋鸿遇等为教官。全连共有一百三十人，大家很显出蓬蓬勃勃的气象。当时我对这个模范连，只希望做到使他们能自发地愿为国家人民奋斗牺牲，因此尤注重政治教育，每天集合讲话，我统是按照这个目的灌注阐发。 我们一面在长安努力训练，一面奉命派出队伍到各地驻防。其中赵冠江一营驻武功县。一次，赵营长接得本地人报告，说他们村子里到了土匪。赵即率队往剿，把村子团团包围起来。不料土匪却已逃了。赵仍不肯罢休，于是挨家挨户地搜查，缉拿嫌疑人犯和留下的枪支。当时却在民家搜出许多烟土，赵一一予以没收，并令百姓代为挑送。这一下，弄得百姓非常怨恨，纷纷到省城告状。我查明了这事，气愤难言，立刻将情由呈报陆将军，赵冠江撤差，换杜占鳌接任。这事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从这件事上，我益感觉到好的干部分子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深深认识到不良环境的可怕。因为那时陕西的情形窳败之极，基础薄弱的干部们，置身其间，耳濡目染，一旦离开了长官的训导，就不知不觉地为非作歹起来了。 我在长安驻军期间，目见许多情形，都很使我觉得痛心疾首。我顺便说几件，以见一斑。 第一，就是关于查大烟的事。督军署的参谋长、副官长三四个人勾结起来，满处搜查大烟。查得一两土，罚洋一元，烟土充公。搜得的土，都用大箱子装钉，派人押着，一车车运往北京、天津贩卖。算算这个账吧，每两土罚一元，又把土收去贩卖。一方面是受着双重的剥削，一方面是坐得双重的横财。只此一件事，就把人民弄得含恨刺骨。 第二，就是乡亲用事。参谋长葛某是蒙城人，副官长李某是蒙城人，……他们打成一片，恣意胡为。这样的情形给局外人看着，已经够碍眼的了，然而意犹未足。副官长李筱芬等又上条陈，索性公开要求大用乡亲。当时因有“口里会说蒙城话，腰中就把洋刀挂”之谚，以为讽刺。督军后来的失败，正就在这种事上种下了根由。关于用人的事，我们一定先问贤不贤，不问亲不亲，只问能不能，不问乡不乡。若是违反了这个原则，则弊病丛生，害人害己，必无好的结果。 第三，姑息养奸，也到了使人诧异的程度。如一天我们去见督军，大家坐着谈话。当时有一个人走到督军面前，嬉皮笑脸地说：“报告督军，这里有一件事可以大大地发财，给督军说说好吧？”督军毫不生气，慢慢笑着回言道：“在我的眼里，也看不出哪是好人，哪是坏人。可是想来见人就说发财的事的，总不是好人吧。”那人反而很得意，仍旧嬉皮笑脸地说着。看看督军一句话也不斥责，使我惊讶极了。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居然以至于此！若不是我亲眼看见，谁说我也不会相信的。又比如当时有所谓收揽门生的事。陕西第二混成旅旅长奉献二万两烟土，以为拜仪，而对方居然收受。有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后来长安兵变，缴督军械的就正是这位旅长。 还有督军左右的一批大贤小贤们，有的是西洋留学生，有的是东洋留学生，有的是将弁、武备、速成或讲武堂的学生。他们因为出身不同，来历不同，就各自成派。有所谓土派、洋派、东洋派、西洋派等，终天争着官大官小，钱多钱少，或则吸烟打牌，吃喝玩乐。彼此之间，互相造谣，互相攻击，总是要抢官做，要发大财。青年人如此生活着，而督军毫不过问。 这些事，我是没法看得过去的。那时第十五旅旅长贾焜亭（名德耀，日本士官学生，平日手不释卷，笔不停挥，颇有学识眼光）对这些情形也总是摇头，和我抱同样的感想。我们不自量力，忍不住常常要在督军面前说说。比如拿烟土的事，我们苦苦地劝说，总是说不动。以后甚至我们去了，左右使我们不能见面，把我们引到客厅里，叫个人陪坐着，使我们无从说起。又比如那批肮脏的大贤小贤们的情形，我们每次到督军署，也总要忍不住说几句。后来他们一见我们来了，就骂着说：“混账又来了！”不久，我和贾焜亭都被派赴外县各地巡视。贾和我说，这是有意差使我们出来，免得碍他们的眼。 顺便再在这里说一点那位副官长李筱芬的事。这人我在北京的时候原就认识。那时他也住在京防营务处。我每次到那儿去，都要遇见他。他说话满口新名词，表面上似乎很有学问，其实肚子里浅薄得很。穿一身时髦的绸缎衣服，涂满一脸雪花膏，头发梳得精光，鞋袜也都挺考究。大概他之所以得势，也许就因为这些缘故。那时他已染上鸦片烟的嗜好，常和秘书长刘某在一起躺灯，不过还不好意思公开。见了人，特别是我，就把大烟藏起来，怕人家耻笑他。我有时劝劝他，他总还在口头上接受。从这一点看来，证明他那时还有点羞耻观念，还有去恶迁善的可能。 不久，他就飞黄腾达起来了，在烂泥里滚久了，前后就判若两人了。我在长安遇见他时，他竟恬不知耻地把各种烟土拿出来给我看，并且将熬好的几大瓷缸（每个一尺多高）烟膏指给我说：“这是川土，那是北土，那是云贵土。”言下神色飞舞，得意之极。后来又听说娶了两房姨太太。可是等我走到褒城的时候，就接到他的讣闻了。死时年纪不过三十五六岁。军中有句俗谚说：“鸦片、烟、酒、姨太太，三个星期进棺材。”李筱芬完全应了这句话。对于这个人的一生，我常常感慨不已。腐恶环境的害人，有这样的可怕！我记叙这个人，对于今日一般少年得意的朋友，或许可以有些帮助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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