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十六章左路备补军二(2)

第十六章左路备补军二(2)

　　我们驻在顺直门外，感到种种不方便，故又移到北苑驻防。这时我把官长目兵分成四个讲堂，加紧训练：一个营长和营副的讲堂，一个连长排长的讲堂，一个头目的讲堂，一个特别兵的讲堂。官长的基本战术同应用战术两课，由我亲自讲授。方法、原则与应用混合起来教授，一面讲原则，一面讲应用。课堂上讲完了，马上就上操场演做；操场上演做完了，立刻又到野外去实习。我的教学程序是这样的：一、我做给你看；二、你做给我看；三、讲评；四、我再做给你看；五、你再做给我看；六、讲评；七、你再做。从每个士兵的战斗动作，以至每连每营的战斗动作，必须经过这七道步骤。我认为这样的讲授，才是切合实际的办法，才能免掉纸上谈兵的流弊。后来十六混成旅时代的中下级干部大半都是在这时候训练成功的。

　　一天我正预备上讲堂，陆将军临时来了个电话，问我第三营营长邱毓坤为什么辞职不干了？我一听，沉疑了半天，当即回复陆将军说：“我当面来报告。”原来第三营中哨有两个兵偷了人家两块钱，中哨孙副哨官主张马上把他们开革掉。但营长邱毓坤却坚持不同意，把两个兵一个拨到前哨，一个拨到左哨。前哨哨官是吴鹏飞，左哨哨官是席尊龙，他们俩看见无缘无故从中哨拨来两个兵，觉得很奇怪，后来探问出他们曾在中哨偷钱，就极不高兴。两个哨官异口同声地说：“中哨既然不要贼，我们也不要贼。”事情弄僵了，三营营长进退两难，即愤而向我请假。我当时劝慰他说：“这是琐碎事情，您何必如此固执？若竟因此动意气，更不值得了。”他当时也没说什么话，待了一会儿，就默默地走了。

　　接着是两个哨官同一个哨长来见我。中哨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再收留这两个兵，前左哨更坚决地表示不能收容。我正没法儿办，待要预备上课，陆将军恰好就来了电话，询问这件事情的经过。显然是邱营长从我这里走出之后，又向陆将军那里去辞职了。我接罢电话，即匆匆地乘马由北苑到军警执法处去见陆将军。到了那儿，邱毓坤正好也在座。陆将军问我说：

　　“邱毓坤为什么辞职？”

　　我回答说：“这件事最好是让他自己说。”

　　邱毓坤站起来把上述情由说完，又道：“这时天气这么冷，雪下了几尺深，若是把他们开革了，叫他们上哪儿去？我看不如来年春天暖和了，再叫他们走才好。”

　　陆将军说道：“你说的话不成理由。你说天气吗，这和犯法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若是不偷东西，就是六月天也不能开革；若是偷了东西，下怎么大的雪也不能姑息。这和天气是两回事，你为什么要牵扯起来呢！”

　　这位邱营长是安徽合肥人，武备学堂出身，曾办过旗语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学识阅历，都是好的，只是脾气顽强固执，骄傲自恃，从来不肯降心下气，听听别人的道理。因此同谁都处不好，这次同事们都不同意他的意见，到后又被陆将军说了这一顿，他还是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结果竟辞职走了。我觉得为人处事，最要紧的是明镜高悬，抱定无我的态度，来看是非道理。若是一味地固执己见，意气用事，那无有不失败的。但一般人却很难做到这种地步，军人尤其如此。

　　邱毓坤走了，第三营营长之职，派来一位孙振海接任。

　　北苑一带，为历年驻兵之地。历来被裁汰的老弱残卒和被开革的不良士兵，大部分都流落在这儿，明着打杂帮闲，以谋生活，暗中却借此勾引营中弟兄，干些下流营生。奸淫偷盗，无所不为，一切罪恶的事，全由他们一手创造出来。一天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营房后门口的马号里，忽然起了火，喂马用的干草，全都烧起来。幸而发觉得早，没有酿出大祸。据站岗的兵说，火焰是突然间冒起来的，事先并没有看见零星的火焰。因此，断定这不是一时的失慎。后来多方查询，始从一个小贩口里，追究出原委。那是因为几天前我无意中看见一个小贩在营门口摆摊，卖的尽是有碍卫生的零食，弟兄围拢着购买，你去我来，秩序紊乱。我看不过去，就把他驱逐走了。那小贩因此记下了仇恨。

　　他原是以前被别的驻军开革的兵，他知道靠营墙的马房中，储藏着干草。这天晚上，他乘人不备，隔墙把火药包扔到马号的干草堆里，上面插上一支燃着的香头，等到香头燃到火药上，火药爆发，干草即随着燃烧开来。幸而为时尚早，人都未睡。若是迟一些，必定闹出乱子来。过了几天，汤旅长天锡那边也起大火，烧去二三十万斤干草，也是附近游勇干的。大概住过北苑之人，像这类的尴尬情形，都能够知道的。

　　在北苑驻了三个月的光景，又奉令调到东城东四禄米仓驻防。这是以前逊清时代屯米的所在，地方很宽阔，一团人住着，尚有余裕。大约屯米的时间太久，耗子多得可怕，满地都拉撒着碎米。这房子的垣墙，下面厚有一丈，上面阔有六尺，进身深有八丈余。因此虽开有小窗户，却不管事，阳光仍是难得照进去，以致室内阴森森，光线幽暗，空气中弥漫着湿雾。弟兄们的铺位虽都铺有很厚的蒿草，但仍不免受病，往往一连上病倒五六十个。症候都是喉头作痒，不住声地咳嗽。我问了几位医生，据说吃百合可以治这病。于是我就买了几十斤百合，每天叫伙夫煮一大锅，我亲自拿去给弟兄们分食，每人一碗，连汤一齐喝下去。吃了十多天，大家果然都渐渐痊愈起来。

　　我在照应他们的病时，正是我和他们接近的最好的机会。问问他们的姓名，家庭状况，想家不想家。他们大多天真烂漫，敦厚老实，我们总是谈得非常亲热。因此全团的弟兄，我都很熟识。虽不敢说每个人我都叫得出名字，但是一百个中，叫上九十个名字，是没有问题的。不但正名字叫得出，就是他们在家时用的小名，我也要问出来，记牢。比如张凌云，我问他的小名叫什么，他说叫做“厚儿”；刘汝明，我问他小名叫什么，他就说叫做“呆子”。

　　我日常对于他们，不只呼大名，并亦呼其小名。能叫出他们的大名小名，两下里的感情就显得特别亲热，特别不同，这意义是很大的。要记牢弟兄们的名字，其实并不是难事，只要多和他们接近就行。除了他们生病时，自己照应而外，还有别的机会。比如样子特别的，有点特殊艺能的，有些特别脾气的，曾经发生过特殊事故的，都容易熟识。除此之外，还有每天亲自点名的机会，点一个，瞧一个，久而久之，就都成了熟识的人了。

　　开驻禄米仓之前，曾经奉到开一营人到新乡驻防的命令。当时遵令开去的，是孙振海带领的第三营。孙振海的外号叫做“孙气”。这人做事虽然热心，但读书太少，欠缺修养，最好意气用事，加上他那一营的官佐，又都是杂凑而来，因此官民之间，老是闹意见。他去新乡之前，我很是踌躇，怕他弄不出好结果，不幸我所挂虑的事情，终于到来了。一天第三营营副同三个哨长，共同来了一个报告，指摘了孙振海十大罪状；一、不给目兵开水喝；二、公费悉入私囊；三、胆量太小，遇事慌张；四、疑心病太大；五、言过其实；……以下几条，记不消楚了，每条底下都列举很多的事实。

　　我接到这个报告，就拿去见陆将军，请示他怎么办。陆将军也接到同样的报告，他主张我亲自去新乡查考一番。我回到营里，略作布置，即带了一个护兵，当天就搭平汉车去新乡。

　　我乘的是晚车，开车的时候，已经四点，过了高碑店，夜幕渐渐落下，窗外的景物都依稀辨不清楚。火车走得很慢，好像快到了磁州的时候，我问茶房：

　　“离新乡还有几站？”

　　茶房说：“还有四站。”

　　我就叮嘱护兵王炳友说：“记着，再过四站，咱们就下车，不要走过了。”

　　“再有四站，咱就下车。”护兵又重复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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