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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正月十二日(2)


  其中有一位老朋友叫做王兆祥的,住在城隍庙街一家古玩铺里,因为他的舅父在那古玩铺中做掌柜。他这里很有几位青年朋友,都是热血赤心,倾向革命的,他们也都剪了辫子,并且私下弄报纸看。那时保定府不许民间私下看报,凡是私下看报的,就都以革命党论。我们秘密地过从相谈,十分地投契。此外在城里炮台开茶馆的一位安亮先生那里,我也常常去坐谈。我往来相与的朋友很多,他们有的也谈谈时局,赞成革命;有的则不敢谈,怕谈;有的则什么也不懂,根本谈不来。我渐渐感觉精神上的寂寞,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事,同时生活也驱迫着我,使我不能在家里久住。因此决定离开保定。

  一九一二年正月初三日,我搭早车到北京去。行前我把自己所有的一点东西全都送进当铺,换成几块大洋作为川资。

  在前门下车,口袋里只剩了八个铜子。一个人没精打彩地随着旅客们走出站台,一面盘算着下车后的行止,一面却又不住地数着口袋里的铜子。一时觉得天地虽阔,世界虽大,独没有我容身的地方。正在这样胡思乱想,忽然看见许多旅馆的接客者整齐地在站外排列着。他们手里都拿着旅馆的招牌纸,放大了喉咙,好像在欢迎我。我也不假思索,顺手随便拈了一张,一看,奇怪的这仍然是我上次住过的那家高升栈。

  我随着接客者走出站来,随即又被一群欢迎我的洋车夫包围起来。好一阵工夫,我才冲出重围,走过前门,不久便到西河沿。高升栈就在这儿的东口上。在旅馆里休息片刻,肚子里一阵辘辘作响,我起身呷了一口水,深长地呼了一口气,又不得不开始想到“当当”的事上来。好在我已成了“当当”的老手,进当铺已不感觉苦痛,于是检了随身带来的几件衣服,打成一个包袱,走出栈房,送到当铺里,换了一顿饱餐。当晚便去京防营务处晋见陆将军。我把来意向他说明,陆将军给我的答复是让我先住着。

  客栈里的规矩是两天一算账,到时掌柜的板着面孔进房来,向客人讨房钱。我因为不知道这种规矩,所以事先没预备这一着,骤然听说要房钱,不由我一时慌了手脚,急得直出汗。呆了半响,想不出法儿来,于是又只好把身上的坎肩送进当铺里去了。这回得了钱,不待掌柜的向我讨索,我就自己把房钱向他付清,免得再看他的白眼。我担负不了这项房钱。就搬到京防营务处住下了。

  这时候北京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都乱七八糟,许多令人悲愤的现象,每天不断地听到见到。最出人意料的,就是捕杀革命党的事。满清政府推翻了,民国建立了,新的当局因革命而握得政权,却反过来仍要仇视革命。社会上凡稍有革命思想和同情革命的人,都被当局者假造一个什么口实,或秘密地予以逮捕,关到监牢中,胡乱处置掉。有时甚至不惜出以暗杀的手段。军队中的革命分子,更大有铲除尽净的样子。青年军官中,凡是用功读书的,喜欢看报的,喜发议论或喜研究国事的,都一律视为革命党,都在铲除之列。虽然不曾挨户挨室的搜查,但侦探密布,写信、谈话,一举一动,都得分外小心。

  有时忽然被捕本人还莫名其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以为满清遗老所组织的宗社党,与革命党正是对立的,总不致有什么危险了吧?哪知大大不然,宗社党也是不容的。有一位侦探长郝某,就借此大施敲诈,常常拿不到证据,他就自己捏造一封信,由邮局寄给某一位满清亲贵,比如寄给肃亲王,而后他就到肃亲王门口去等着。看见信班一来,他就搜出那封信来,作为话柄,说肃亲王是宗社党,危害革命,敲个十万两银子方肯罢休。敲了一次,还要二次三次地去敲。到后来,肃亲王、顺承王等被通得没奈何,都跑到袁世凯、陆将军跟前去跪着,请赐他们死。亲王所遭遇的尚且如此,旗人中的平民百姓更不用说了。

  在北京的一些所谓青年革命者的情形,也很叫人痛心。他们由于热情的驱策,不满意当前的黑暗,确乎抱着大志,想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可是不久他们因干革命,或谈革命,受了一点挫折,吃了一点亏苦之后,就立刻心灰意懒,一变而为悲观主义者,有的反而终天痛骂起革命来,有的甚至向黑暗投降,拿革命来升官发财。就我所熟知的,就有许多青年志士,有的勤苦耐劳,真诚不苟,的确是以教徒的虔诚去献身革命的,可是经了一次打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纵情享乐,再也不提革命这回事了。有的则热情如火,平常高谈阔论,拍桌顿脚,热泪泉涌,真是好样儿的革命志士,可是在北京社会上混不多天,也就变了样儿,也是成天打牌喝酒,吸鸦片,逛胡同,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为吃喝嫖赌吹的健将了。这真叫人看着太痛心了。

  当时有一位李六庚老先生,看着这些情形,忧愤至极,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说:“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问他干什么,他就眼泪汪汪地说道:“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李老先生竟因此精神失常,忧愤而死。

  我在京防营务处住了不久,就遇到正月十二日晚间兵变的事,这是一段民国史上饶兴有味的史实。

  这天的兵变,最初是从东城铁狮子胡同总统府爆发,变兵是第三镇全体。起事的时候,他们把总统府团团包围,又撞进去放了一排乱枪,接着便大举抢掠,府中比较珍重的东西,搜刮净尽,连窗户什物也都捣毁一空。袁世凯的卧房也被击破了一角。这样闹了一阵,他们怒犹未息,又大举纵火,接着南北两城也陆续起火。这时候不过九点钟光景,还没有吹熄灯号。陆将军得到消息,和大家说:

  “段芝贵这个人真该杀!前几天商谈,大家都说士兵生活很苦,不能减饷,他却偏要把出征的饷银减去了一两。大家坚持不同意,他就抢白人说:‘减了饷怎么着,你的兵难道是老虎,还会咬人吗?’现在好了!激起兵变来了!看他怎么收拾!真是该杀!”

  原来军队开拔,士兵每人加饷一两,这差不多已经成了定例。现在段芝贵却凭空把这一两银子减去。一两银子似乎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士兵的眼中,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天天盼望的就是关饷。饷下来,扣除了伙食费,还剩得多少,他们一切打算和指望就都放在这上面。如今平白少去一两银子,这实在比要他们的性命还要严重。减饷的消息一传下来,士兵们无不愤激,口里不住地咒骂,算是袁世凯的八代遭殃,给他们骂烂了。士兵虽然知识浅陋,但决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军阀官僚们对于自己则奢侈淫逸,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士兵,却剥削压迫,无微不至。这样的情形,兵心怎么维系?十年、二十年的光阴,不一定能训练得出好军纪,但是破坏起来,一件小事就可以把军纪一扫而光的。这次的兵变,减饷的事实在是一根导火线。

  却说当晚火起之后,继之以枪声,霎时间东南北三城火光烛天,枪声人声糟成一团。陆将军看见事变扩大,情形紧迫,急把营务处的一队骑兵同两队步兵,统统调集到西单头条他的公署前面讲话。那天陆将军穿着一件皮袍,衣襟上的纽扣还没来得及扣上,他用手倒挟着衣裳,一只脚蹬在门口的上马石上,态度从容不迫,嬉笑着脸向士兵问道:

  “你们知道那边枪响是干什么的吗?”

  大家回答道:“不知道。”

  “大概是兵变。”陆将军亲切地笑着说,“依你们看,他们在北京抢了人家的东西,发了财,能回到山东河南的老家去享福吗?”

  大家回说:“不能够。”

  “他们抢了东西,三个五个地溜回家去,行不行?”

  大家说:“不行。”

  “自然不行。溜到半路上就要给人家捉住砍头的。可是他们现在在那里抢的热闹,我们却什么也摸不着,依大家的意思,怎么办才好呢?”

  “不知道,全听营务处主张。”

  “若是这样地乱抢一阵,大家就能发财,那我早就领着大家去抢了。我比你们年纪大些,见的比你们多些。依我的主意,咱们暂时不要动手,等会儿,看着能抢的时候,咱们再大伙儿动手。那时我们抢到的都集在一起,大家保管,大家花用。但要紧的是不要让他们抢过了界,不然抢光了,就没咱们的份儿了。现在大家快到西交民巷口去防堵,若是那边有变兵往这边冲,你们就告诉他们,就说西城留着咱们自己抢,不要让他们闯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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