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七章副目哨长队官

第七章副目哨长队官(1)

　　杨柳青靠近小清河和运河，土地特别潮湿，石铺的街道也很窄狭，到处都是污泥。地方上虽有些大财主，可是对于这种公益的事业，谁也不去关心。我们在这里住不到一星期，袁世凯派了人来挑选小队子。出我意外的，哨官竟把我藏了起来。我参加挑选的权利就被剥夺了。那时充当一名小队子，饷银每月十两八。一个普通兵每月才四两八，相差一倍还多。这事我委实万分不高兴。这次挑选的结果，同伴中比我个儿矮的也被挑走了。我要是能参加，一定可以挑得上的。我觉得这是官长恶意拿捏我，一时心里很是气愤。后来我回头想想，才知道这是我的误会。他们那么办，原是另眼看待我，有意要留下我的。因为那时在同伴中，要算我最为用功。

　　我们在杨柳青，租住着民房，大家都在地上打草铺。我因为要读书练字，特意买了一只箱子，坐在地铺上，就用箱子当做桌子，每天利用余暇，埋头读书写字，自己觉得非常自在，进步也很快。营中的功课，最注重野地实习，经常分成小队，练习猝然遇敌的战法。每天操演的阵势，官长的说明、教训，回来我都统统记下来，自己又加以研究，得益实在不浅。营长和哨官看见我努力的情形，又知道我会喊操，就暗中特别看重我。有时叫我喊一哨的操，有时叫我喊三哨的操，有时我们全队的人，都交给我喊。他们的意思，是早就准备着要把我升用上去的。不过我那时一心一意只想拿那十两八钱银子，心想经济宽裕一点，可以把我父亲接回来同住。所以他们的用意，我根本没有去了解。

　　九月初，队伍又奉令开往韩家墅，离天津整整二十里。到韩家墅后，队伍暂时住在帐篷里，同时即动工盖造营房。十月尾上天气冷起来，河沟里已经结了薄冰。营房的盖造，须我们自己现脱坯，都是几个人合在一起并伙做。我因为没做过这工作，便自告奋勇，担任了在坑里取水的工作。在晌午阳光正暖的时候，这个工作还不怎样吃苦，可是早晚温度低冷，站在坑里，先要凿冰，而后才可到水里去取水，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这样工作了一个星期，我的下腿遂受了寒，到而今，每到初冬，两腿便隐隐作痛，就是这时种下病根的。

　　不久，保定府筹办二十营大规模的扩军。新军的官长，很多是由武卫右军挑选去担任。我之升为副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升任副目不是容易的。因为每连共计六棚，每棚十二人，合计要在七十二个正兵中挑选一个副目。至于正目就比较容易升，因为竞逐正目的只有六个副目。

　　我升为副目，头棚里的士兵都很不高兴。因为我是六棚中入伍不久的新兵。他们认为我经历太浅，没有资格当头目。正目丁守富也和我处得很不好。这人一个大字不识，操法也不懂，但是却会千方百计地同我为难。那时棚子里有两个兵—一个姓刘，另一个姓陈—正生着伤寒病，浑身发烧，鼻孔流血。就在他们这样重病的时候，丁守富常常站在旁边，手里玩弄着皮带，嘴里唠唠叨叨对他们乱骂：“贱骨头，好吃零嘴，不小心，自己作了自己受，活该！”如此这般，麻烦不已。他的面貌生得很丑，嘴唇特别厚，往上撅着，如同猪嘴一样。因此大家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做“老猪精”。老猪精骂人时候嘴唇益发撅得厉害，脸子也更加显得难看。他常常对他们骂着，越骂越厉害，越骂越生气。我在旁边望着，实在有点看不过。有一次我就说：“他们生病，你应该侍候才对呀！你天天只会骂，难道他们的病骂得好不成？”

　　丁守富听了火上加油，接过来就同我吵骂起来。我一时按不住心头火气，跳起来把他按倒，照他身上打了几十拳。丁守富就大声地嚷起来。嚷得哨官李殿文知道了，把我们叫到跟前，问什么事。丁说：“副目冯某打我。”李哨官问我说：“你为什么打他？”我说：“你叫他自己说。”丁守富说：“我只骂了兵两句，他就打我。”李哨官把两个生病的兵叫出来，两个兵就大哭，说正目如何虐待他们。李哨官知道了原委，鼻子里哼了一声，骂丁守富说：“打得好，该打！”同时也申斥了我几句。从此以后这两个兵的汤药屎尿，一概由我照应料理，一直伺候了两个月，他们的病才好。这事不但两个兵感谢我，就是全棚子里的士兵，也受了很大的感动，对我的感情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不久，全哨的士兵知道了这事，不约而同地对我生起敬爱之心。此外还有一件事，给我很好的教训，我也在这里顺便一述。

　　韩家墅有一个姓马的大财主，拥有十几顷地，街上开有一座大杂货行。有一天那两个生病刚好的士兵上街买东西，在杂货行门首遇见马先生。马先生和他们原是熟识的，就问他们俩为什么好久不上街。两个兵说是病了，并且将经过的情形也告诉他。马先生听见我打抱不平，以及细心看护他们的事，心里十分高兴，说：

　　“你们的副目是什么样的人，我倒没有见过。”

　　“我们副目个儿顶大，操法好，极用功，他不大上街。”

　　“你们想法子介绍我见见他不好吗？”

　　“好！”

　　两个士兵回来，就将上述的经过说给我听，并且坚持要我上街会见马先生。我当时笑了一笑，我说我不去。两个兵很失望，百般央告我，无论如何要我去一趟，缠得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去。

　　马先生为人很诚恳，待人接物也都很好。我们相识不久，他就要和我拜把兄弟。那时他已四十多岁，我却是个青年。我说我是个营混子，你同我拜把兄弟，可要辱没了你。但是他坚持要拜，我也未再拒绝，于是就结为异姓兄弟。后来我当了哨长，把父亲接了来，一时没有找得适当的住处，就住在马先生家里。马先生全家对我父亲都很亲热，招待得如同他们自己的老人一样。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我在南苑驻兵，曾把马先生接了去同住好久，新近他才故去的。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四月，我升为四棚正目，十二月中旬，又被提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

　　新升的官长同旧官长容易闹意见，这差不多是军队中的一个惯例。这时右哨哨官齐振标，是从袁世凯的小队子里升上来的。因为他的尾巴粗，来头大，所以虽然一个大字不识，气焰却极高，张口就骂人。练操的时候，就是他骂人的时候，那些下流字眼，字典里都是找不到的。有一天在操场里下操，因为士兵动作不整齐，他抓住了这个题目，就破口大骂，骂得人家简直没法受得了。士兵都敢怒而不敢言，气也不敢出，只瞪着大眼睛向我注视着。我是早已忍耐不住了，看见这光景，我就对齐振标说：“咱们练兵，只是骂可不成，要是骂能练好兵，那咱们就不必下操了，专门来骂好了！”齐振标听了我的话，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接着就说：

　　“我是哨官，我有权骂人！”

　　“你有权练兵，你没权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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