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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入伍前后(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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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时期，一直在穷苦中挣扎着，但其间也曾有过一度学塾生活。不过为时不久，就又不得不丢弃了这个幸福，走上长征之途。 一八九一年的秋天，我开始到学塾里读书。这在有钱人家子弟看来，当然是一种儿童应享的福利，丝毫不觉得稀罕。然而在我，家庭状况是如此的艰苦，却把它当做一个天外飞来的福音。 父亲是个因为没受学校教育而饱受痛苦的人。他不识字的痛苦生活，使他深切地希望着：无论自己的经济状况如何窘苦，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让他们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家兄基道便在父亲这种愿心之下，勉强入了学。 那时还都是些“子曰”“诗云”的私塾，现代的新式学校，不消说还没有。先生的束脩，每年才六吊京钱，合现在三百个铜元。父亲常常对家兄说： “北宝，咱家里可不容易呀！你上了学，要好好地用功，才对得起我们。将来有机会我再替你补兵，那时就休想读书了。” 家兄于光绪十二年正月入学读书，到了第六年即光绪十七年九月间，他即补上骑兵之缺，吃一份马粮，每月关得七两二钱银子，除养马外，颇可补助家用。他的学塾生活至此遂即停止，总计家兄上学共只五年零九个月。可是这一年的束脩是已经缴给先生了，当然不能返回。算起来，下余尚有三个月，于是由我顶替了他，去补满那三个月的期限。就这样，我得到入学读书的幸福。 我平素羡慕惯了有钱人家子弟入学塾的生活，心里渴望着自己也能有这么一天。可是等到自己真要入学的时候，心里又不免忐忑不安起来。那快来的新奇生活老在我脑子里盘旋着，使我又是高兴，又是害怕，一连兴奋了好几天。 那天父亲带领我去上学，见了先生，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向他叩头。父亲说： “这是你老师，快给老师磕头。” 我恭而且敬地磕完了头，就坐到预先为我安排好的座位上去。书房里一切情景都使我感到新奇。霎时间，我觉得自己已经开始了新的生命，许多美丽的希望在我眼前闪烁，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先生姓陈，六十多岁，是保定府新安县同口人，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他虽然是我开蒙的先生，但除了记得他爱用旱烟袋敲我们的脑袋而外，留给我的印象却并不很深，这倒是很奇怪的。我开始照例是念百家姓和“人之初”。初次捧到书本，每个字对于我都是生疏的，它们在我眼里乱跳，使我没法把捉。捺下心思念了半天，才背得出几个字，但也非常生硬，老是不成腔调。至于那字是什么意思，那句怎样解，不消说更是不知道了。 念了三个月，就到了放学的时期。这时我住到父亲的营盘里自修功课。 在营中，每天的功课是写字认字，温习旧课。这期间给我影响最大、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营中的一位贾少书。我那时年纪小，模仿性特别大。贾少书的一言一动，我都觉得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尤其那一笔优秀的书法，和他的丰富渊博的学问，更加强了我对他的敬佩仰慕之心。他成了我的模楷，我的典型，事事我都要学他。那种热烈的情形，真是少有。每天我跟着他认字写字，听他谈书说理，心里感到万分的愉快。他对我也特别认真教导，在短短的岁月中，我有了很大的进益。从此我对于读书的兴趣，一天天浓烈起来。 我每天练习写字，可是买不起纸笔，于是就用一根细竹管，顶端扎上一束麻，蘸着稀薄的黄泥液，在洋铁片上涂写。后来听父亲的朋友刘贺堂告诉我，说在方砖上也能练习写字，并且比洋铁片还好，所以我就改在砖上练习楷书。这样，较比以前是更合用更经济了。 父亲人事的关系愈复杂，经济方面就愈感到拮据，每月十几两银子的收入，无论如何是不敷支出。这时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我也补上兵额，每月多领几两银子，补助家庭的用度。 保定府五营练军，是有名的“父子兵”。这意思就是老子退伍，由儿子顶名补缺，普通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难补进去的。有时即使一年半载能出一个缺，就有许多人来争着补，各方面托人保荐。所以我补了几次，都没有补上。 父亲境况困难，他的同营友好都尽情明悉。但彼此都是穷困中挣扎的旅伴，除了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外，有什么法子可想呢？记得那时他们常对我父亲说： “秀公，等着吧，等老大老二年岁大了，您就用不着发愁了。” 有一次，营中出了一个缺额，外人还不知道，管带苗大人就说： “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 旁边人就问： “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这一问，苗大人也怔住了。接着那人就说： “我问问去。” 这时苗大人生怕他去一问，耽搁了时间，缺额又被旁人抢去，所以他随即说： “我知道，用不着问。”于是他就随手写了“冯玉祥”三个字。 本来我们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的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这次补兵，因为苗大人随便这一写，以后我就沿用下去，没有更换本名。这就是我的名字的来由。我补兵的这年，是光绪十八年，西历一八九二年，我才十一岁。 补上兵之后，我并没有随营操练。除了发饷时到营中应名领饷外，其余时间我仍在家中过活。这在保定府，叫做“恩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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