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郡志·县学记

县学记

　　吴郡自古为衣冠之薮。中兴以来，应举之士，倍承平时。后五县皆兴学，然其盛衰，则系令之贤否。绍兴间，程沂为昆山令，重修学，张九成作记。或谓九成托此以讽，遂不人石，集中亦不载。比访得之，附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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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肃《昆山县学记》：

　　学之制，与政损益。故学举则道举，政污则道污。昆，吴东鄙之县。先是，县有文宣王庙，庙堂之后有学室。中年，兵馑荐臻，堂宇大坏。方郡县多故，未遑缮完。其后长民者，或因而葺之，以民尚未泰，故讲习之事，设而不备。大历九年，太原王纲以大理司直兼县令。既释奠于庙，退而叹曰：“夫化民成俗，以学为本。是而不崇，何政之为？”乃谕三老主吏，整序民，饰班事。大启室于庙垣之右，聚五经于其间。以邑人沈嗣宗躬履经学，俾为博士。于是遐迩学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归市焉。公听治之暇，则往敷大猷以耸之，博考明德以翼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厉之，使自趋之。故民见德而兴，行之于乡党，洽于四境。父笃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佥曰：“公主于设教，向其末不坠其本，易其俗不失其宜也。”传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瑗有《南阳文学志》，王粲有《荆州文学志》，皆表儒训以著不朽。遂继其流，为《县学记》，俾来者知我邑经艺文教之所以兴。是岁龙集乙卯，公为县之明年也。

　　大历九年月日，梁肃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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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禹僻《昆山县新修文宣王庙记》：

　　夫圣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为一时也。三皇五帝之谓乎。无位者，天使之立教，为万世也，先师夫子之谓乎。是以穷于旅人，终于陪臣，非不幸也。向使居帝王之位，行尧舜之风，则颜、闵之科，犹元凯之举也。两观之诛，（犹）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我无为，化行而人不知。时之歌者，必曰何力之有？后之美者，必曰无得而称也。虽流为典谟，形乎筒册，亦不过浚哲文明，温恭允塞而已。岂复有祖述宪章之道，流于后代乎？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秉笔之士，安得轻议其德业欤？吴之诸郡，姑苏称其尊。郡之属邑，昆山出其右。杂以渔盐之利，溉乎朝夕之池。昔在皇唐，是为名邑。降及钱氏，兹惟上腴。距海之田，民斯阜矣。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兴。实仓糜而礼节未知，既富庶而教化不至。为邑之长，得无咎乎？县大夫边公，世为儒流，时号甲族。自起家之调，历宰邑之资。所在播其能名，侪类惊其久次。大来之望，固未易知。皇上嗣位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师，且献图籍，尊王室也。主上思泰远人，精择循吏。铜墨之任，尤难其才。始得公以宰吴，吴民受赐。降玺书以劳之，旌善政也。秩满受代，将选于天官。会兹邑有令尹之乏者，二千石命公以承乏。且叙政绩，闻诸冕旒。未几，有即真之命，免常调也。公因民所利，期月而治。以为人者教之本，儒者教之先。苟非师严而道尊，乌可移风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庙，但有基址，尽为蓁芜。废而不修，六十年矣。公乃出俸金以营之，同僚悦随，郡吏弗违。乃庀工徒，乃度材用。一亩之宫，图蔓以出之。数仞之墙，树土而揭之。殿堂既严，门阙斯备。丽以丹漆，饰以圬墁。制度合乎礼文，力役当乎农隙。乃像素王，被华衮，垂珠旒，王者之制彰矣。乃状十哲，冠章甫，衣缝掖，儒者之服备矣。庙之兴也既如彼，像之设也又如此。粤上丁之晨，行释奠之礼。所以列豆篷，陈篮簋，洁牲牢，具罍洗。蛰币有数，尸祝有辞。八音作而人和。三献终而神悦。礼无违者，道不虚行。观之如堵墙，化之犹影响。俎豆之事修矣，礼乐之道兴矣。十室之邑，期忠信以如丘；一变之风，闱《诗》《书》而及鲁。议者曰：吴地，裸国也。昆丘，海隅也。旧染霸俗，未行儒风。非明君以文德敷万邦，非贤宰以儒术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之教，移小国之风者哉？禹偁幸忝德邻，熟闻异政，爰旌茂绩，俾述斯文。鸡言虽在于圣门，不朽愿刊于贞石。

　　时大宋雍熙四年三月十九日，将仕郎守大理评事、知长洲县事王禹僻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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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九成《昆山县重修学记》：

　　通直郎知乎江府昆山县事程公沂咏之，文筒公之曾孙，伊川先生之侄孙也。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书抵余曰：沂闻为政莫先于教化，教化莫先于兴学。吾邑有学，卑陋不治，甚不称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学门之外有社坛，斋厅掩蔽于前，气象不舒，沂乃移于社坛之西。辟其门墙，广袤十余丈。又以东隅建学外门，周植槐柳，增崇殿门。营治斋字，气象宏伟。殿堂斋廉，鼎鼎一新。遇月旦，则率县官诣学，请主学者分讲六经，与诸生环坐堂上以听焉。时知府事待制蒋公，名其堂曰“致道”，并书学榜以宠贲之。呜呼，可谓盛矣。又曰：先生昔学于大儒，其所见闻非俗儒比。愿以其所闻者明告于我，我将有以大之。余曰：吾老矣，久抱末疾，旧学荒落，顾何以副子之请？虽然，不可以虚辱也。辄以闻于师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择焉。窃尝以为学者当以孔子为师；以孔子为师，当学孔子之学。孔子之学，非为博物洽闻，𫄨章绩句，高自标致，视四海为无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官当至将相，吾富贵当归故乡。吾当记三箧于渡河，赋万言于倚马。此正俗儒之学，孔子之学乃不如是。当熟诵孔子“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之说，子夏“掬溜播洒”之说，孟子 “徐行后长者”之说，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谓孔子之学。若乃学如马融、如陆淳，博如许敬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可矣。而依梁冀，而助武氏，而事实宪，而附王叔文，此吾侪之所以羞道，而孔门之罪人也。咏之以为如何？如其不然，当明以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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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县《丹阳公祠堂记》：

　　平江府常熟县学丹阳公祠者，孔门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祠也。按太史公记孔门诸子，多东州之士，独公为吴人。而此县有巷名子游，有桥名文学，相传至今。《图经》又言：公之故宅在县西北，而旧井存焉。则今虽不复可见，而公为此县之人，盖不诬矣。然自孔子之没以至于今，千有六百余年。郡县之学，通祀先圣。公虽以列，得从服食。而其乡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庆元三年七月，知县事通直郎会稽孙应时，乃始即其学宫讲堂之东偏作为此堂，以奉祠事。是岁中冬长日之至，躬率邑人、学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释菜，以妥其灵。而以书来曰：愿有记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兴，率在中上。以故德行道艺之教，其行于近者著。而人之观感服习，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吴之墟，则在虞夏五服，是为要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药荆蛮，始得其民，而端委以临之，然亦仅没其身。而虞仲之后，相传累世，乃能有以自通于上国，其俗盖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间，乃独能悦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学于中国，身通受业。遂因文学以得圣人之一体，岂不可谓豪杰之士哉。今以《论语》考其话言，类皆简易疏通，高畅宏达。其曰“本之则无”者，虽若见诂于子夏，然要为知有本也。则其所谓文学，固宜有以异乎今世之文学矣。既又考其行事，则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诗、书、礼、乐为先务。其视有勇足民之效，盖有不足为者。至使圣师为之莞尔而笑，则其与之之意，岂浅浅哉。乃其取人，则又以二事之细而得减明之贤，亦其意气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论者，意其为人必当敏于闻道，而不滞于形器。岂所谓南方之学，得其精华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吴通为畿辅，文物之盛，绝异曩时。孙君于此，又能举千载之阙遗，稽古崇德，以励其学者。则武城弦歌之意，于是乎在。故熹喜闻其事，而乐为之书。至于孔门设科之法，与公之言所谓本，所谓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则愿诸生相与勉焉，以进其实。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复有如公者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偷懦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之讥焉。是则孙君之志，而亦熹之愿也。公之追爵，自唐开元始封吴侯。我朝大中祥符改封丹阳公云。

　　五年六月甲申，朝奉大夫致仕、婺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朱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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