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89)_陈寅恪

八九

　　复次，乐天之父季庚殁于贞元十年，年六十六，其母颍川县君陈夫人殁于元和六年，年五十七。据此推计，则陈夫人年十五岁结婚，时季庚年已四十一岁矣。夫男女婚配，年龄虽相距悬远，要亦常见，本不足异。所可怪者，以唐代社会一般风习论之，断无已仕宦之男子年逾四十，尚未结婚之理。若其父果已结婚，乐天于季庚之事状中何以绝不言及其前母为何人？其故殊不可解。疑其婚配之间，当有难言之隐，今则不易考见矣。陈振孙《白文公年谱》元和十年下云：

　　六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请急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非谏职言事（寅恪按：乐天时为太子左赞善大夫），恶之。会有恶公者，言其母看花坠井死，而作赏花及新井诗。贬江州刺史。中书舍人王涯言其所犯不可复理郡（寅恪按：《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作“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又改司马。宰相，韦贯之，张弘靖也。旧谱并及裴度，非是。度方为中丞，亦遇盗不死，既愈乃相耳。新井之事，世莫知其实，史氏亦不辨其有无，独高彦休《阙史》言之甚详，公母有心疾，因悍妒得之。及嫠，家苦贫，公与弟不获安居，常索米丐衣于邻郡邑。母昼夜念之，病益甚。公随计宣州，母因忧愤发狂，以苇刀自刭，人救之得免。后遍访医药，或发或瘳。常恃二壮婢，厚给衣食，俾扶卫之。一旦稍怠，毙于坎井。时裴晋公为三省，本厅对客，京兆府申堂状至，四座惊愕。薛给事存诚曰，某所居与白邻，闻其母久苦心疾，叫呼往往达于邻里。坐客意稍释。他日，晋公独见夕拜（寅恪按：夕拜谓给事中也。王维《酬郭给事》诗云，夕奉天书拜琐闱。此指薛存诚言）谓曰，前时众中之言，可谓存朝廷大体矣。夕拜正色曰，言其实也。非大体也。由是晋公信其事。后除河南尹，刑部侍郎，皆晋公所拟。凡曰坠井，必恚恨也，陨获也。凡曰看花，必怡畅也，闲适也。安有怡畅闲适之际，遽致颠沛废坠之事。乐天长于情，无一春无咏花之什，因欲韨藻其罪。又验新井篇是尉盩厔时作，隔官三政，不同时矣。彦休所记，大略如此，闻之东都圣善寺老僧，僧故佛光和尚弟子也。今考集中亦无所谓新井诗者，意其删去。然则公母死以疾，固人伦之大不幸，而傅致诗篇以成谗谤，则佥壬嫉娼者为之也。故删述彦休之语，以告来者。

　　寅恪按：高氏所述关于裴晋公一节，核以年月，不无可疑，盖乐天母以元和六年四月殁，而是时晋公尚未为宰相也。但乐天母以悍妒致心疾发狂自杀一点，则似不能绝无所依据而伪造斯说。今检知不足斋本《高氏书》，未见此条，恐亦是后人所删去。张耒《张右史文集》卷四八有《题贾长卿读高彦休续白乐天事》一文，其语稍冗长，可不移录，大旨谓：

　　此不必辨，小人之诬君子，如舜与伊尹所遭之比。

　　虽意在为贤者辩护，不知此事元无关乐天本身道德，可以不辩护也。今所欲言者，则为乐天坐此获谴，贬江州刺史，王涯以其所犯得罪名教，不可治郡，复改司马，乃明见史乘之事实。夫此事实，必有内在之远因，此远因即其父母之婚配不合当时社会之礼法人情，致其母以悍妒著闻，卒发狂自杀是也。常疑李文饶能称赏家法优美之柳仲郢，而不能宽容文才冠代之白居易，亦由于此。以乐天父母之婚配既违反礼律，己身又以得罪名教获谴，遂与矜尚礼法家风之党魁，其气类有所不相容许者也。至文饶所以荐用乐天从弟敏中之故，盖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耳（见《旧唐书》卷一六六，《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附敏中传》，及《北梦琐言》卷一“李太尉抑白少传”条，《南部新书》乙卷“自传与赞皇不协”条等）。吾人今日固不可以此责乐天，然乐天君子人也，却为此而受牺牲，其消极知足之思想，或亦因经此事之打击，而加深其程度耶？

　　又《南部新书》甲卷甲云：

　　白乐天之母因看花坠井，后有排摈者，以赏花新井之作左迁。穆皇尝题柱曰，此人一生争得水吃。

　　寅恪按：韩退之著讳辨，谓李贺父名晋肃，而议者言贺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其子岂不得为人。钱书此条，颇可与昌黎之文参读。足为当时社会礼教末流，虚伪不近人情之反诘妙语。吾人因此又可推知乐天必坐斯事喧传一时，而被目为名教罪人无疑也。

　　关于乐天后嗣之问题，陈振孙《白文公年谱》“会昌六年下”条云：

　　公自丧阿崔，终身无子。墓志云，以侄孙阿新为后，又云，三侄味道，景回，晦之。世系表载公子景受以从子继。碑亦云大中三年景受自颍阳尉典治集贤御书，奉太夫人杨氏来京师，命客取文刻碑。案公舍其侄而以侄孙为后，既不可解，而所谓阿新者，即景受乎？则昭穆为失次，不然，则治命终不用耶？碑云，十一月葬龙门。而墓志云，葬于华州下邽，祔先茔也。则治命亦本不于龙门。《贾氏谈录》云，四方过者，必奠卮酒，冢前方丈，常成泥泞。又云，毋请太常谥，毋建神道碑。《新史》云，敏中为相，请谥曰文。《贾氏谈录》云，有司请赐谥。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赐谥。弟敏中，请立神道碑。据此，则但立碑而未尝赐谥也。《新史》当别有据。

　　汪立名《白香山年谱》云：

　　白公自撰《醉吟先生墓志》云，有三侄，长味道，巢县丞。次景回，淄州司兵参军。次晦之，举进士，并不详何人子。又云，乐天无子，以侄孙阿新为之后。大中三年，李商隐为公墓碑云，子景受，自颍阳尉典治集贤御书。表云，景受孟怀观察使，以从子嗣。则非阿新明矣。按公墓志预作于会昌初，岂其后复易以从子承祧而更其名乎？

　　《唐文粹》（涵芬楼影印嘉靖本）卷五八所选录李商隐撰《乐天墓碑铭》后有附载之弘农杨氏（即乐天夫人）《伤子辞》云：

　　子有令子，俭衣削食。
　　以纪先功，志刊贞石。
　　彼苍不遗，俾善莫隆。
　　今子建立，痛冤无穷。

　　冯浩《樊南文集详注》卷八云：

　　此可细思而悟其事也。其云纪功刊石，已即碑序中件右功世取文刻碑之意，然志刊贞石，彼苍不遗，乃有其志未及为者。若景受则实取文刻碑矣。余谓阿新越序为嗣，是白公杨氏所爱，定于存时者。不意公没后，阿新亦殇。此殇子辞必为阿新。其曰令子即阿新。其曰今子，乃景受。盖阿新殇后，又以景受为继，而郡君痛冤无穷，自以辞志之也。《文粹》必因其附刻碑侧，故兼登之。否则何烦旁及哉？据辞追揣，情事宜然。旧新传表之异，可以互通矣。

　　寅恪按：今《文苑英华》卷九四五载有乐天自撰墓志，即世所谓《醉吟先生墓志铭》者也。此志乃一伪撰之文（参岑仲勉先生《白集醉吟先生墓志铭存疑》，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而陈汪二氏俱未尝致疑，途于论及乐天后嗣时，乃欲调和此伪志与李碑之冲突，宜其捍格而不能通也。冯孟亭考注玉溪生所撰此碑，因附论乐天之后嗣，而据伤（冯氏所见《文粹》本作殇）子辞为说，可谓读书有得矣。然其“其曰令子即阿新”之结论，则仍信从伪志，似亦未确。然则乐天后嗣之问题，所可考见者，唯其前立之子先死，后立之子为景受耳。或以乐天以侄孙为嗣之事，亦见于《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似可以信据为言者。其实《旧传》中又有“仍自为墓志”之说。其“以侄孙为嗣”之记载，是否即得之于伪文，殊未可知也（《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未记乐天后嗣，是否别有所见，不敢决言。但传中“遗命薄葬，无请谥”之记载，似亦与伪志有关也）。

　　又赐谥与否一节，则《唐会要》卷七九“谥法”门上“文”字下有：

　　故太子少傅白居易，大中三年十二月中书侍郎平章事白敏中上疏请行谥典。从之。下太常，谥曰文。

　　之记载，故《新唐书》卷一一九《白居易传》所述自有依据（《北梦琐言》卷一“牛僧孺奇士”条亦云，白敏中入相，乃奏定谥白居易曰文）。至乐天官为太子少傅，故世称为白傅，若其称为白太傅（见《唐语林》卷四“企羡”类“元和后不以名可称者白太傅”条，但《国史补·下》开元日通不以姓而可称者节，无白太傅语）则讹误，不俟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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