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51)_陈寅恪

五一

　　▼驯犀

　　公垂此篇诗旨如何，不可考见。微之和其诗，则意主治民不扰，使之遂性，以臻无为之治。所谓：

　　乃知养兽如养人，不必人人自敦奖，不扰则得之于理，不夺有以多于赏。脱衣推食衣食之，不若男耕女令纺。尧民不自知有尧，但见安闲聊击壤。前观驯象后观犀，理国其如指诸掌。

　　是也。微之是篇，议论稍繁，旨意亦略嫌平常，似不如乐天此篇末数语，俯仰今昔，而特以为善难终为感慨之深挚也。陆放翁《剑南诗稿》卷一《新夏感事》诗云：

　　圣主不忘初政美，小儒唯有涕纵横。

　　盖与乐天此篇有同感而深得其旨矣。考《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略云：

　　史臣曰，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单之驯象。减太官之膳，戒服玩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御正殿而策贤良，辍廷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国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敢议。一旦德音扫地，愁叹连甍，果致五盗僭拟于天王，二朱凭陵于宗社。奉天之窘，可为涕零。罪己之言，补之何益。所赖忠臣戮力，否运再昌。虽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

　　据此，白诗措辞委婉，与史臣书事直质者殊异，此或亦昔人所谓诗与春秋经旨不同之所在欤？

　　关于德宗放驯象事，《杜阳杂编·上》云：

　　宏词独孤绶，所司试放驯象赋，及进其本，上（德宗）自览考之，称叹得人。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则必受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上以绶为知去就，故特书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单国累进驯象三十有二。上即位，悉令放之于荆山之南。而绶不斥受献，不伤放弃，故赏其知去就焉。

　　又《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略云：

　　癸亥即位于太极殿。闰月丁亥，诏文单国所献舞象三十二，令放荆山之阳。

　　寅恪按：德宗即位于大历十四年五月，放驯象即在是年闰五月，但大历为代宗年号，故乐天以德宗初次改元之建中为言，其实非建中元年也（参刘文典先生《群书校补》）。又旧纪所谓“放于荆山之阳”者，据《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德宗纪》“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命纵驯象于荆山之阳”条胡注云：

　　此《禹贡》所谓导汧及岐至于荆山者，唐属京兆府富平县界。

　　然则诗云“驯象生还放林邑”及注云“放归南方”皆有所误会也。

　　关于驯犀冻死事，《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略云：

　　十月癸酉，环王国献犀牛，上令见于太庙。十二年十二月己未，大雪平地二尺，竹柏多死。环王国所献犀牛，甚珍爱之，是冬亦死。

　　寅恪按：贞元九年岁次癸酉，十二年岁次丙子，《元氏长庆集》卷二四《驯犀》篇引李传云：

　　贞元丙子岁南海来贡。至十三年冬苦寒，死于苑中。

　　而乐天此篇注中“贞元丙戌”固应如汪立名之言改为丙子，但“贞元十三年”亦应依《旧唐书·德宗纪》改为“贞元十二年”，则汪氏所未及知者也。

　　诗云：

　　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

　　者，《抱朴子》卷一七《内篇·登涉》云：

　　通天犀角有一赤理如线，有自本彻末。以角盛米，置群鸡中，鸡欲啄之，未至数寸，即惊退却，故南人或名通天犀为骇鸡犀。

　　是也。

　　诗云：

　　上嘉人兽俱来远，蛮馆四方犀入苑。

　　寅恪按：诗所谓“蛮馆四方”者，即《唐六典》卷一八“典客署令”条注云：

　　于建国门外置四方馆，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国及互市事。皇朝以四方馆隶中书。

　　及唐《两京城坊考》卷一“承天门街之西宫城之南第二横街之北”条云：

　　从东第一中书外省，次西，四方馆（隋曰谒者台，即诸方通表通事舍人受事之司。）者是也。

　　复次，此篇诗句，如“秣以瑶刍锁以金，故乡迢递君门深。海鸟不知钟鼓乐，池鱼空结江湖心”，亦乐天自比之词。又“一入上林三四年”句，则驯犀于贞元九年十月入献，十二年十二月冻死，实在苑中四年有余，而乐天于元和二年十一月入翰林，至作此篇时在元和四年，亦与驯犀在苑中之岁月约略相近。故此句比拟尤切，词意相关，物我俱化。乐天之诗才，实出微之之上。李公垂之叹服其歌行，固非无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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