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37)_陈寅恪

三七

　　依年推计，贞观七年太宗年三十六岁。此前一年，即贞观六年，太宗年三十五岁。六年，与《七德舞》相连之《功成庆善乐》成。七年正月七日，重制《破阵舞图》成。正月十五日（癸巳）奏之于庭。则重制《七德舞》图，亦在贞观六年。此所云“三十有五致太平”者，盖功成治定，因而制礼作乐也。又岑仲勉先生《白集质疑》“太宗十八举义兵”条论此事（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六五页）云：

　　又《元龟》卷三五，六年，公卿百僚以天下太平，四夷宾服，诣阙请封禅者，首尾相属，白诗其即取意于是欤。

　　虽与《七德舞》无关，然当贞观六年即太宗三十有五之岁，群臣既以天下太平为言，似乐天此句亦不能与之无涉也。《册府元龟》《唐会要》《两唐志》所载，当系采自《太宗实录》。

　　“速在推心置人腹”句，《贞观政要》中虽无具体语句可以指实，但其《论慎终》篇中“论及汉光武事”云：

　　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唯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

　　考《后汉书》卷一《光武纪》云：

　　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则乐天此句之构成，固可能受《贞观政要》此条之暗示，而牵连思及光武之故事。唯据《册府元龟》卷九九“帝王”部“推诚门封同人”条（参《通鉴》卷一九二《唐纪·高祖纪》“武德九年九月丁未”条）云：

　　封同人为韩州刺史。太宗即位，引谙卫骁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朝臣多有谏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绞刑。所以防萌杜渐，备不虞也。今引卑碎之人，弯弧纵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正恐祸出不意，非所为社稷计也。同人矫乘驿马入朝切谏，帝皆不纳。谓之曰，我以天下为家，率土之内，尽为臣子，所恨不能将我心遍置天下（此三字据《通鉴补》），岂当有相疑之道也。自是后人人自励。一二年间兵士尽便弓马，皆为锐卒。

　　知亦本之《太宗实录》也。

　　“亡卒遗骸散帛收”句，《贞观政要·论仁恻》篇第四章虽记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回，次柳城，诏集前后战亡人骸骨设太牢致祭，亲临哭之之事。但乐天于诗句下有注文云：

　　贞观初诏收天下阵死骸骨，致祭而瘗埋之，寻又散帛以求之也。

　　考《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四有贞观元年四月《掩暴露骸骨诏》云：

　　诸色骸骨宜令所在官司收敛埋瘗。称朕意焉（《旧唐书》卷二、《新唐书》卷二、《通鉴》卷一九二《太宗纪》俱系此事于贞观二年四月己卯）。

　　颇疑乐天本从《贞观政要》此章以构成其诗句，其后复搜采前后诏收骸骨之事以证释之也。

　　“饥人卖子分金赎”句，白氏注文与《贞观政要》同，唯坊间汪本作贞观五年误，应依《全唐诗》本作贞观二年。以《贞观政要》新旧纪《通鉴》均系其事于二年故也。

　　“魏征梦见子夜泣”句，亦见《旧唐书》卷七一、《新唐书》卷九七《魏征传》，新旧传当亦采自《太宗实录》也。

　　“张谨哀闻辰日哭”句，白氏注文不著年月。《贞观政要》作贞观七年，《通鉴》系张公谨之卒于贞观六年四月辛卯。太宗以次日即壬辰日哭之。《册府元龟》卷一四一“帝王”部“念良臣”门亦作贞观六年。《贞观政要》作贞观七年，恐有误。

　　“怨女三千放出宫”句，白氏注文中有：

　　于是令左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于掖庭宫西门，拣出数千人，尽放归。

　　之记载，而《贞观政要》中则未著遣戴冑、杜正伦拣放事。考《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参《通鉴》卷一九三《唐纪·太宗纪》“贞观二年九月天少雨”条）略云：

　　丁未，谓侍臣曰，妇人幽闭深宫，情实可悯。今将出之，任求伉俪。于是遣尚书左丞戴胄，给事中杜正伦等于掖庭宫西门简出之（《通鉴》于此下有“前后所出三千余人”一句）。

　　则白氏注文，亦依据《太宗实录》书之者也。

　　“死囚四百来归狱”句，《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云：

　　十二月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令明年秋末就刑。其后应期毕至，诏悉原之。

　　《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太宗纪》“贞观七年九月死囚三百九十人自诣朝堂”条《资治通鉴·考异》云：

　　四年《太宗实录》云，天下断死罪止二十九人。今年《太宗实录》乃有二百九十九人。何顿多如此，事已可疑。又白居易《乐府》云，死囚四百来归狱。《旧本纪》《统纪》《年代记》皆云二百九十人。今从《新唐书·刑法志》。

　　此种数字之差异，自是传写致讹，至于孰正孰误，恐不可考矣。

　　“剪须烧药赐功臣，李勣呜咽思杀身”句，乐天自注云：

　　李勣常疾，医云得龙须烧灰，方可疗之。太宗自剪须烧灰赐之，服讫而愈。勣叩头泣涕而谢。

　　今戈本《贞观政要·论任贤》篇所云：

　　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陈谢。

　　与《旧唐书》卷六七《李勣传》（《新唐书》卷九三《李勣传》、《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太宗纪》“贞观十七年四月李勣尝得暴疾”条同）所云：

　　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乃自剪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恳谢。

　　适相符合，而与乐天注文以“龙须”为言者不同。龙须事殊诡异，颇类小说家言，但《大唐新语》卷一一《褒锡》篇“高宗初立为太子”条云：

　　勣尝有疾，医诊之曰，须龙须灰方可。太宗剪须以疗之，服讫而愈。勣顿首泣谢。

　　则与乐天注文相符。二者必同出一源，似无可疑。刘氏之书虽为杂史，然其中除《谐谑》一篇，稍嫌芜琐外，大都出自《国史》。刘书白注此条果出何书，今未敢决言，姑记之以俟考。

　　“含血吮创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句及其注文，与《贞观政要·论仁恻》篇第四章及《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思摩传》、《通鉴》卷一九七《唐纪·太宗纪》“贞观十九年五月丙申”条并同，谓之出于《贞观政要》或出自《太宗实录》，俱无不可也。

　　又此诗末“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二句，即本于太宗谓侍臣“功业由之”“示不忘本”（见上引《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等语也。

　　总之，乐天此篇旨在陈述祖宗创业之艰难，以寓讽谏。其事尊严，故诗中不独于叙写太宗定乱理国之实事，一一采自《国史》，即如“速在推心置人腹”等词语，亦系本之《太宗实录》。其为竭意经营之作，自无疑也。唯《太宗实录》一书，部帙繁重，且系编年之体，若依之以构思而欲求得条理，洵属非易。此又乐天曾用《贞观政要》，即《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以供参考之故也。然则《七德舞》一篇必与《贞观政要》及现存之史籍参证并读，始能得其真解，断可知矣。

　　又篇中“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之句，非泛语也。此诗题下注云：

　　自龙朔以后，诏郊庙享宴皆先奏之。

　　段安节《乐府杂录·龟兹部》云：

　　破阵乐曲亦属此部，秦王所制。舞人皆衣画甲，执旗旆。外藩镇春冬犒军，亦舞此曲，兼马军引入场，尤甚壮观也。

　　而微之《新题乐府·法曲》篇亦有：

　　秦王破阵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

　　之句，故乐天即未见之于祭祀郊庙之上，亦可见之于享宴军宾之间。其为亲身经历，因而有所感触启发无疑也。

　　兹更取此篇与《新乐府·总序》相印证，则《七德舞》一篇首句三字与其篇题符同，即《总序》所谓“首句标其目”也。结语“歌七德，舞七德，圣人有作垂无极。岂徒耀神武，岂徒夸圣文。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一节，说明太宗创作《七德舞》之旨意，亦乐天作此诗以献谏于当日宪宗寓意之所在，即《总序》所谓“卒章显其志”也。此篇词语甚晓畅，结构无曲折，可谓与序文“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之言相合矣。乐天序和答诗，自谓为文所长在意切理周，所短在辞繁言激（见《白氏长庆集》卷二），观此知非虚语。其晚岁倾倒刘禹锡至极，颇为后人所不解（见《白氏长庆集》卷五九《与刘苏州书》，卷六〇《刘白唱和集解》，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五，《池北偶谈》卷一四），其故殆欲借梦得委婉之长（《白氏长庆集》卷六九《哭刘尚书梦得二首》之一云：“文章委婉我知丘”）以补己之短耶（详见附论戊篇）？又此篇依据《贞观政要》以构思，取材于《太宗实录》以遣辞，得不谓之“其事核而实”乎？乐天所作，不似微之所作有晦涩生硬之病，实足当“其体顺而肆”之义无愧。而此篇乃以小臣上陈祖宗功业之诗，即序文所谓“为君而作”者。其取此诗冠于五十篇之首，亦即此意。由是言之，乐天《新乐府》结构严密，条理分明。《总序》所列作诗之旨，一一俱能实践，洵非浮诞文士所可及也。

　　复次，《大唐西域记》卷五“羯若鞠阇国”条（《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同）略云：

　　王曰，秦王天子，平定海内，殊方异域慕化称臣，氓庶荷其亭育。咸歌《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

　　同书卷一〇“迦摩缕波国”条略云：

　　拘摩罗王曰，今印度诸国，多有歌颂摩诃至那国《秦王破阵乐》者，闻之久矣，岂大德之乡国耶？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

　　寅恪按：印度得闻《秦王破阵乐》，当在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之后。此乐虽于贞观七年改为《七德舞》，但乐舞中“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见《新唐书》卷二一《礼乐志》），故民间通称仍用旧名，称为《秦王破阵乐》。如《乐府杂录·龟兹部》所载破阵乐曲云云，即是一例。天竺远方，固应不以《七德舞》为称也。

梦远书城(guxu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