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20)_陈寅恪

二〇

　　又《白氏长庆集》卷四五《策林·序》略云：

　　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

　　四十四　销兵数

　　若使逃不捕，死不填，则十年之间，十又销其三四矣。故不散弃之，则军情无怨也。不增加之，则其数自销也。

　　然则“销兵”之说，本为微之少日所揣摩当世之事之一。作《连昌宫词》时，不觉随笔及之。殊不意其竟与己身之荣辱升沉，发生如是之关系，此则当日政治之环境实为之也。

　　又微之赋此诗述玄宗时事，托诸宫边野老之口，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之例，其有与史实不甚符合者，可置不论。然今日流传之本，亦有后人妄加注解者，则不得不亟为删订。如“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之句，今《全唐诗》第一五函《元稹》卷二四此句下注云：

　　天宝十三年禄山破洛阳。

　　寅恪按：《旧唐书》卷九、《新唐书》卷五《玄宗纪》及《通鉴》卷二一七同记，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丁酉安禄山陷洛阳，“十月”自是微之误记，至“十三年”之误，更不待言也（又《元氏长庆集》卷二四《新题乐府·立部伎》亦有“明年十月燕寇来，九庙千门虏尘污”之句）。其最可异者，莫如“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之句下注云：

　　肃代德顺宪穆

　　六字。据诗中文义，谓“今皇”平吴蜀，取淮西（《连昌宫词》此数句，可与《元氏长庆集》卷二一代严绶《谕淮西书》参证），则“今皇”自是指宪宗而言，自玄宗不到离宫之后，顺数至“今皇”即宪宗，只有五帝，何能预计穆宗或加数玄宗而成“六皇帝”？尝遍考诸本，俱作“六”，无作“五”者，可知此误字相传已久。颇疑微之于本朝君主传代之数，似不应讹误至此，而诿为野老记忆不真之言。如《元氏长庆集》卷五二《沂国公魏博德政碑》所云：

　　五纪四宗，容受隐忍。

　　其“四宗”自指肃代德顺四宗而言，所言既无讹舛，以彼例此，则应亦不致误述也。或者此诗经崔潭峻之手进御于穆宗，阉椓小人，未尝学问，习闻当日“销兵”之说，图复先朝巡幸之典，殊有契于“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之句，遂断章取义，不顾前后文意，改“五”为“六”，借以兼指穆宗欤？此言出于臆测，别无典据，姑备一说于此，以待他日之推证可也。然其后敬宗欲幸东都，殆亦受宦官之诱惑者，经群臣极谏，并畏藩镇称兵，不得已中止。其事本末见《旧唐书》卷一七〇、《新唐书》卷一七三《裴度传》，兹移录《通鉴》原文及胡三省注于下，似亦与“望幸”句意关涉，读此诗者可并取以参证焉。

　　《通鉴》卷二四三《唐纪》“敬宗宝历二年”条云：

　　上（敬宗）自即位以来，欲幸东都。宰相及朝臣谏者甚众，上皆不听，决意必行。已令度支员外郎卢贞，按视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胡注：自长安历华陕至洛，沿道皆有行宫。如寿安之连昌宫是也），裴度从容言于上曰，国家本设两都，以备巡幸。自多难以来，兹事遂废。今宫阙营垒，百司廨舍，率已荒陀。陛下傥欲巡幸，宜命有司岁月间徐加完葺，然后可往。上曰，从来言事者，皆言不当往。如卿言，不往亦可。会朱克融、王庭凑皆请以兵匠助修东都。三月丁亥，敕以修东都烦扰，罢之（胡注：史言修东都之役，非以群臣论谏而罢，特畏幽镇之称兵而罢耳）。

　　复有传本讹写应即校改者，如“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之句，《唐诗纪事》本（卷二七）作“玄武楼前花萼废”。《全唐诗》本“成”字下亦有“一作前”之注，案《唐六典》卷七云：

　　兴庆宫在皇城之东南，东距外郭城东垣（原注云：即今上龙潜旧宅也。开元初以为离宫。至十四年又取永嘉胜业坊之半以置朝。自大明宫东夹罗城复道经通化门磴潜通焉）。宫之南曰通阳门，通阳之西曰花萼楼（原注云：楼西即宁王第，故取诗人棠棣之义以名楼焉）。

　　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大明宫”条（参考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云：

　　北面一门曰玄武门（原注云：德宗造门楼，外设两廊，持兵宿卫，谓之北衙）。

　　据此，玄武楼在大明宫之北面，兴庆宫远在大明宫之东南，而花萼楼又在兴庆宫之西南隅，则花萼楼准诸地望，绝无在玄武楼前之理。昔人讥白香山《长恨歌》“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之句为误，以峨眉山在唐代嘉州境内，明皇由长安至成都不经过其下也（见《梦溪笔谈》卷二三《讥谑》及《诗人玉屑》卷一一）。殊不知微之使东川，作《好时节》绝句（《元氏长庆集》卷一七），亦有“身骑骢马峨眉下，面带霜威卓氏前”之语（并见《长恨歌》章）。此皆诗人泛用典故率意牵附之病，不足深责。独此诗说长安今昔之变迁，托诸往来年少之口，乃写实之词，与泛用典故者不同。其于城坊宫苑之方位，岂能颠倒错乱至此。若斯之类，自属后人传写之误。况花萼楼建于玄宗之世，为帝王友爱之美谈。玄武楼造于德宗之时，成神策宿卫之禁域。一成一废，对举并陈。而今昔盛衰之感，不明着一字，即已在其中。若非文学之天才，焉能如是。此微之所以得称“元才子”而无愧者耶？又《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条载贾纬之语，谓“自唐高祖至代宗，纪传已具”。则今《旧唐书·玄宗纪》实本之旧文，夫君举必书，巡幸陪都之大典，绝无漏载之理。考《旧唐书》玄宗自开元二十四年十月丁丑自东都还西京之后（《新唐书》卷五《玄宗纪》及《通鉴》卷二一四俱作“丁卯”。而《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作“丁丑”。当依张宗泰校记改为丁卯），遂未重到洛阳。是后率以冬季十月或十一月幸华清宫，从未东出崤函一步。故《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条（参阅《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云：

　　先是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籴法于关中。戊子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停今年江淮所运租。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癸巳敕河南河北租应输含嘉仓者皆留输本州。

　　《国史补·上》略云：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时在东都，因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张曲江谏。是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乃言，两京陛下东西宫也。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悦。自此驾至长安，不复东矣。

　　虽册寿王妃杨氏在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见《通鉴》卷二一四及《资治通鉴·考异》并《唐大诏令集》卷四〇、《全唐文》卷三八《册寿王杨妃文》），其时玄宗尚在东都，未还西京。然自杨妃于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入道，即入宫之后（详见《长恨歌》章辨《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明皇既未有巡幸洛阳之事，则太真更无以皇帝妃嫔之资格从游连昌之理，是太真始终未尝伴侍玄宗一至连昌宫也。诗中“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栏杆立”及“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等句，皆传会华清旧说（乐史《杨太真外传·下》云：“华清宫有端正楼，即贵妃梳洗之所。”）构成藻饰之词。才人故作狡狯之语，本不可与史家传信之文视同一例，恐读者或竟认为实有其事，特为之辨正如此。

　　至《元氏长庆集》卷一七《灯影七绝》云：

　　洛阳昼夜无车马，漫挂红纱满树头。
　　见说平时灯影里，玄宗潜伴太真游。

　　则亦微之依据世俗传说，姑妄听之，姑妄言之。既有“见说”之语，则更不足辨。而《全唐诗》第一九函《张祜》卷二《连昌宫》七绝所谓“玄宗上马太真去”者，又在微之之后，尤可不论矣。又诗中“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之句，《容斋续笔》卷二“开元五王”条已言其非事实，故兹不再辨。唯洪氏以“杨太真以三载方入宫”则殊疏舛，殆误会《通鉴》书法所致。寅恪别于《长恨歌》章详论之矣。

　　更有可论者，诗云：

　　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
　　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

　　寅恪按：《通鉴》卷二一八《唐纪》卷三四“至德元载六月遣孙孝哲将兵入长安”条《资治通鉴·考异》略云：

　　新传又云禄山至，怒，大索三日。按旧传通儒为西京留守编检诸书，禄山自反后未尝至长安，新传误也。

　　是禄山自反后未尝至长安。连昌宫为长安洛阳间之行宫，禄山既自反后未尝至长安，则当无缘经过连昌宫前之御路，故此事与杨贵妃之曾在连昌宫之端正楼上梳洗者，同出于假想虚构。宋子京为史学名家，尚有此失，特附论及之，庶读此诗者不至沿袭宋氏之误也。

　　此诗复有唐代当时术语须略加诠释者，如“贺老琵琶定场屋”之定，及《乐府杂录》叙贞元时长安东西两市互斗声乐事中，“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以定东廛之胜”之定，其义为“压”及“压场”之意也。又如“蛇出燕巢盘斗拱”之“斗拱”，即近日营造学者所盛称之“斗拱”。斗字义不可通，盖古代工匠用以代斗字之简写，殊非本字，然今知此者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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