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230)_陈寅恪

二三〇

　　检《千山诗集》函可自作生日之诗不少，如卷六《生日四首》，其一云“且自欢兹会，明冬不可知”，卷九《生日》云“当年坠地即严冬”及卷十七《腊八》（七绝）前第二题《丁酉生日二首》之二云“每因生日知年近，又得浮生一岁添”，可知其生日乃在十二月初，亦与《洪承畴传》谓函可于十月被牒送者相合，而与暮春告别之诗不合。但《系中生日》诗前有《次余澹心韵二首》，其一云：“摩腾翻译浑多故，身外累累贝叶函”。【寅恪案：此两句与《洪承畴传》谓函可“来金陵印刷《藏经》”“及城门盘验，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之记载相符。】其二云：“雁去休教虚只字【寅恪案：《全唐诗·第一函·宋之问·二·题大庾岭北驿》云：“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故剩人此句，即取其意】，猿归应已共层崖。”

　　又有《次林茂之韵二首》，其一云“篱边犹忆隔年花”【寅恪案：此句用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四“采菊东篱下”，并杜子美《秋兴》诗“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之典故。盖取不仕刘宋，隐居遁世之高人及避羯胡乱，且未还家之词客，以比茂之。又剩人丙戌春暮返广东后，是岁再来南京，其时间或即在季秋，故与杜诗“两开”之语适合。所以有此推测者，因《千山诗集·九》有在南京所赋《丙戌岁除》之诗，则丙戌冬季以前，函可已由粤重来江宁矣】，其二云“莫言我去知心少，但过墙东有好朋”等句【寅恪案：《后汉书·列传·七三·逸民传·逢萌传》云“避世墙东王君公”。剩人此句，殆指盛集陶。见下论牧斋《次韵答皖城盛集陶见赠二首》】，皆是秋季惜别之语。【寅恪又检《石臼后集·一》丁亥所作《再送祖心归岭南》（五古），有“十月又逢梅”句，亦可参证。】

　　然则，此二题四诗乃函可于丁亥返粤告别之作也。颇疑函可实曾于顺治三年丙戌春暮由南京返广东，同年又重游南京。其临终所言“丙戌本以友故出岭，将挂锡灵谷”即指此次而言。所谓“友”，恐是指亨九。灵谷寺在明太祖孝陵近旁，其欲居此寺，亦寓惓怀故国之思。亨九奏折讳言剩人回粤后，又重来金陵之事，必有隐衷。岂函可于丙戌一年之中去而复返，实暗中为当时粤桂反清运动奔走游说耶？《清史列传·七八·贰臣传·甲·洪承畴传》云：

　　【顺治】四年四月，驻防江宁巴山张大猷奏，柘林游击陈际可擒贼谢尧文，获明鲁王封承畴国公及其总兵王【黄】斌卿致承畴与巡抚土国宝书，有伏为内应，杀巴张二将，则江南不足定语。上奖巴山等严察乱萌，而谕慰承畴、国宝曰：“朕益知贼计真同儿戏。因卿等皆我朝得力大臣，故反间以图阴陷。朕岂堕此小人之计耶？”

　　可知当时反清复明之势力皆欲争取亨九。巴山等拷问函可，即欲得知洪氏是否与此运动有关。洪氏避嫌，不定函可之谳，清廷亦深知其中微妙之处。所以谕慰洪氏，轻罪函可者，盖仍须借洪氏以招降其他汉人士大夫如瞿稼轩辈。瞿、洪皆中式万历丙辰进士，为同年生，而函可乃适当之联系人也。然则当日承畴处境之艰危，清廷手腕之巧妙，于此亦可窥见一斑矣。牧斋所以得免于死，其原因固多，恐亦与引诱稼轩一点有关欤？前引《可和尚两塔铭》，皆述函可系狱及械送北京途中，得蒙神力护持之事。所言殊诡异，盖暗示亨九辈阴为保全，故赖以脱死。

　　观《胜朝粤东遗民录·四·函可传》陈伯陶案语引《张铁桥年谱》，记后来洪承畴嘱岭东施起元照拂韩日缵诸子事【寅恪案：同治修《福建通志·二二六·福清县·施起元传》略云：“施起元，字君贞，一字虹涧。顺治己丑进士。从平藩南征入粤。七年授广东右参议，分守岭东道。八年摄学政，按试惠属，所拔悉当。旋以忧去。”可与陈氏所引参证】，足知亨九于剩人关系之密切也。

　　又函昰谓可师“甲申之变，悲恸形辞色。传江南复立新主，顷以请藏，附官人舟入金陵”。夫乙酉春间，南都虽尚未倾覆，然长江当已戒严。函可之附官人舟至金陵，自不足怪。但函昰所以特著此语者，或因南都当局马士英、阮大铖皆中式万历丙辰会试，可师乃其通家世好，此行乃与马、阮有关耶？观其经笥中有福王答阮大铖书稿一事，亦可为旁证也。或谓《千山诗集·一二·寄陈公路若》有《引》，略云：

　　丙寅秋，予侍先子南都署中，木樨盛开，月峰伯率一时词人赋诗其下。予虽学语未成，窃喜得一一遍诵。及剃发来南，与茂之相见，已不胜今昔之叹。今投荒又八年矣，赤公至，述长安护法，首举陈公，为吾乡人，即木樨花下赋诗人也。

　　检《国榷》卷首之三《部院·上》“南京礼部尚书”栏载：

　　【天启六年】丙寅萧山来宗道□□甲辰进士。二月任。【天启七年】丁卯博罗韩日缵□□丁未进士。三月任。

　　是丙寅岁任南京礼部尚书者，为来宗道，而非韩日缵。函可既误记“丁卯”为“丙寅”，则其临终时神志瞀乱，亦可误记“乙酉”为“丙戌”也。鄙意此说固可通，但检光绪修《惠州府志·三二·人物门·韩日缵传》略云：

　　韩日缵，字绪仲，号若海，博罗人。【天启四年】甲子，即家升右春坊右庶子。未行，升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充《两朝实录》副总裁。次年【五年乙丑】升南京礼部尚书，疏辞弗克。崇祯【五年】壬申改礼部尚书。

　　此传既述绪仲一生事迹颇详，方志之文，疑源出函可所作《家传》。【寅恪案：此点可参顾梦游《千山诗集序》引祖心《寄梦游书》中“近家书从福州来，流涕被面，先子传十年不报，今以真【乘】兄坐索，家间事或得附见。此愿既酬，胸中更无别事矣”等语。《胜朝粤东遗民录·四·函昰传》谓其父母、妻妹、子媳俱为僧尼，历主福州长庆等寺。观祖心福州《家书》之语，岂韩氏尚有遗族依函昰寄居福州耶？俟考。】今据志文，则丙寅之秋，函可实可侍其父于南京礼部尚书署中。故诗《引》所言，并非误记。由是推之，其临终所言“丙戌出岭”之“丙戌”，亦非“乙酉”之误记也。惟“谈书”与“方志”何以不同，尚难确言。姑记于此，以俟更考。至南都礼部署中植有木樨，则前引牧斋《赠黄皆令序》及吴应箕《留都见闻录》俱未之及。兹论黄毓祺案，遂附录剩人《诗引》，亦可供谈助也。

　　吾国旧日社会关系，大抵为家族姻戚、乡里师弟及科举之座主门生同年等。牧斋卒能脱免于黄案之牵累，自不能离此数端，而于科举一端，即或表面无涉，实则间接亦有关也。兹请参互推论之，虽未必切中肯要，然亦不至甚相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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