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206)_陈寅恪

二〇六

　　同书同卷《孝靖王太后传》云：

　　孝靖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为慈宁宫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故事宫中承宠，必有赏赉，文书房内侍记年月及所赐以为验。时帝讳之，故左右无言者。一日侍慈圣宴，语及之，帝不应。慈圣命取《内起居注》示帝，且好语曰：“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万历】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为皇长子。既而郑贵妃生皇三子，进封皇贵妃，而恭妃不进封。二十九年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仍不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孙生，加慈圣徽号，始进封皇贵妃。三十九年病革，光宗请旨得往省，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

　　同书一百二十《诸王传·潞简王翊镠传》略云：

　　潞简王翊镠，穆宗第四子。隆庆二年生，生四岁而封。万历十七年之藩卫辉。初，翊镠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比之藩，悉以还官，遂以内臣司之。皇店皇庄自此益侈。翊镠居藩，多请赡田食盐，无不应者。其后福藩遂缘为故事。景王【载圳】就藩时，赐予概裁省，楚地旷，多闲田。诏悉予之。景藩除，潞得景故籍田，多至四万顷，部臣无以难。至福王常洵之国，版籍更定，民力益绌，尺寸皆夺之民间，海内骚然。论者推原事始，颇以翊镠为口实云。翊镠好文。四十二年薨。四十六年常淓嗣。后贼躏中州，常淓流寓于杭，顺治二年六月降于我大清。

　　同书同卷《福恭王常洵传》略云：

　　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万历】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崇祯】十六年秋七月由崧袭封。明年三月，京师失守，由崧与潞王常淓，俱避贼至淮安。四月，凤阳总督马士英等迎由崧入南京。庚寅称监国。壬寅自立于南京，伪号弘光。由崧性暗弱，湛于酒色声伎，委任士英及士英党阮大铖。二人日以鬻官爵、报私憾为事。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阮大铖、黄得功等帅师御之，而我大清兵以是年五月己丑渡江。辛卯夜，由崧走太平，盖趋得功军也。癸巳，由崧至芜湖。丙申，大兵至南京城北。文武官出降。丙午，执由崧至南京。九月甲寅，以归京师。

　　寅恪案：光宗生母王太后乃其祖母，即神宗生母李太后之宫人。李太后亦是宫人出身。光宗生母与福王常洵生母，虽俱非正嫡，但常洵之生母，其出身远胜于光宗之生母。光宗所以得立为太子，纯由其祖母李太后之压力使然。李太后享年颇长，故光宗遂能维持其太子之地位，而不为福王所替代。潞王翊镠亦李太后所生，与光宗血亲最近。由是言之，东林者，李太后之党也。嗣潞王常淓之亲祖母即李太后。此东林所以必需拥戴之以与福王由崧相抵抗。斯历史背景，恩怨系统，必致之情事也。

　　至若常淓之为人，或优于由崧。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其贤不肖，外人甚难察知。就昔时继承权论，自当以亲疏为标准。由崧之血统，与熹宗、思宗共出于神宗。常淓之血统与熹宗思宗共出于穆宗。故两者相较，常淓之皇帝继承权，较由崧疏远一级。据是言之，马、阮之拥立由崧，实为合法。东林诸贤往往有认王之明为真太子慈烺者，殆亦知常淓之继承权不及由崧之合法欤？至认童氏为真福王继妃者，盖欲借此转证弘光为假福王，似亦同一用心也。【参旧题娄东梅村野史《鹿樵纪闻·上》“两太子”条及“两疑案”条所载：“野史氏曰：余闻大悲初称崇祯帝，又称齐王，继复称神宗子，因宫闱有隙，寄育民间，长而为僧。其言诡诞不足信，然知其决非妖僧也。童氏之为继妃，为司寝，为淮上私奔，亦未可定。然知其决非周王妇，与福王全无瓜葛也。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皆以福王为李伴读，非朱氏子也，而童氏乃真妃。故当时讥刺诗有：‘隆准几曾生大耳，可哀犹自唱无愁。白门半载迷朱李，青史千年纪马牛。’说者又谓东林复社之事，深憾马、阮，故造此谤，似矣。然观童氏之哭求一见而不可得，后之人犹不能无疑焉。”】

　　昔年尝见王船山之书，痛诋曹子建，以为陈思王之诗文皆其门客所代作，殊不解何以发此怪论。后来细思之，朱明一代，宗藩固多贤者，其著述亦甚丰富，倘详悉检察稽考，其中当有非宗藩本人自撰而倩门客书佣代为者。姜斋指桑骂槐，殆由于此耶？然则常淓果优于由崧与否，犹待证实。东林爱憎之口，未必尽可信据。

　　《有学集·八·长干塔光集·一年》（七律）云：

　　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
　　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
　　吹唇沸地狐群力，剺面呼风蜮鬼灵。【寅恪案：“蜮”钱曾《注》本作“羯”，是。】
　　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牧斋此诗所言，固是偏袒弘光之辞，但亦应取与东林党人之记载，以由崧为天下之恶皆归焉者，参互比较，求一平允之论也。《花笑庼杂笔·一》“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一年》诗批云：

　　金陵一年，久将灭没，存此作诗史可也。

　　然则，梨洲以牧斋此律为诗史，则其意亦不尽以弘光为非，可以窥见矣。又关于阮大铖、王铎二人，就鄙见所及，略述数语。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

　　【寅恪案：张岱《石匮书后集·四八·阮大铖传》引罗万象奏言“大铖实未知兵，恐《燕子笺》《春灯谜》未见枕上之阴符而袖中之黄石也”，亦足证当日阮氏两剧本盛行，故万象据以为言。又夏燮《明通鉴·附编·一·附记·一·下》“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十二月辛巳”条云：“阮大铖以乌丝阑写己所作《燕子笺》杂剧进之。岁将暮，兵报迭至。王一日在宫，愀然不乐。中官韩赞周请其故。王曰：‘梨园殊少佳者。’赞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先帝，乃作此想耶？’时宫中楹句有：‘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旁注：东阁大学士王铎奉敕书云。”亦可旁证圆海之戏剧，觉斯之书法俱为当时之绝艺也。】

　　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末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

　　【寅恪检《明季稗史》本、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杂志》中“阮圆海之意”条云：“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为杨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贤，同为通内。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阿珰，乌能免其反击乎？”存古之论，颇为公允。至“十七年合算一疏”之“十”字应删去，盖写刻者涉上文“十七年田野”之语而衍也。】

　　后来永历延平倾覆亡逝，太冲撰《明夷待访录》，自命为殷箕子，虽不同于嵇延祖，但以清圣祖比周武王，岂不愧对“关中大儒”之李二曲耶？惜哉！

　　王觉斯者，明末清初之大艺术家。牧斋为王氏作墓志铭盛称其书法，而有关政治诸事多从省略，不仅为之讳，亦以王氏之所长实在于此故也。【见《有学集·三十·故宫保大学士孟津王公墓志铭》。】

　　当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岌岌不可终日之时，钱、王二人同时起用，思宗之意似欲使之治国治军以振危亡之局，诚可叹可笑也。《清史稿·四·世祖本纪》云：

　　【顺治二年五月】丙申，多铎师至南京，故明福王朱由崧及大学士马士英遁走太平。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三十一人以城迎降。

　　夫此文官班首王、钱二人，俱是当时艺术文学大家。太平之世，固为润色鸿业之高才，但危亡之时，则舍迎降敌师外，恐别无见长之处。崇祯十七年三月二人之起用，可谓任非其材。弘光元年五月二人之迎降则得其所矣。兹有一事可注意者，即二人在明季俱负盛名，觉斯果位跻宰辅，牧斋终未列揆席，盖亦有特殊理由。《国榷·一百零一》“崇祯十七年五月”条云：

　　癸巳，南京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姜曰广，前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王铎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时，同推前礼部右侍郎陈子壮、少詹事黄道周、右庶子徐汧，而监国故与铎有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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