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16)_陈寅恪

一六

　　又，钱肇鳌《质直谈耳·七·柳如之轶事》云：

　　扁舟一叶放浪湖山间，与高才名辈相游处。其在云间，则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先生交最密。时有徐某者，知如之在佘山，以三十金与鸨母求一见。徐蠢人也，一见即致语云：“久慕芳姿，幸得一见。”如之不觉失笑。又云：“一笑倾城。”如之乃大笑。又云：“再笑倾国。”如之怒而入。呼鸨母，问：“得金多少？乃令此奇俗人见我。”知金已用尽，乃剪发一缕，付之云：“以此偿金可也。”

　　又徐三公子为文贞之后，挥金奉如之，求与往来。如之得金，即以供三君子游赏之费。如是者累月，三君意不安，劝如之稍假颜色，偿夙愿。如之笑曰：“当自有期耳。”迟之又久，始与约曰：“腊月三十日当来。”及期果至。如之设宴款之，饮尽欢，曰：“吾约君除夕，意谓君不至。君果来，诚有情人也。但节夜人家骨肉相聚，而君反宿娼家，无乃不近情乎？”遽令持灯送公子归。徐无奈别去。至上元，始定情焉。因勖徐曰：“君不读书，少文气。吾与诸名士游，君厕其间，殊不雅。曷不事戎武？别作一家人物，差可款接耳。”徐颔之。闲习弓马，遂以武弁出身。乱中死于炮。其情痴卒为如之葬送，亦可悯也。

　　初，辕文之未与柳遇也，如之约泊舟白龙潭相会。辕文早赴约，如之未起，令人传语：“宋郎且勿登舟，郎果有情者，当跃入水俟之。”宋即赴水。时天寒，如之急令篙师持之，挟入床上，拥怀中煦妪之。由是情好遂密。辕文惑于如之，为太夫人所怒，跪而责之。辕文曰：“渠不费儿财。”太夫人曰：“财亦何妨。渠不要汝财，正要汝命耳。”辕文由是稍疏。未几，为郡守所驱，如之请辕文商决。案置古琴一张，倭刀一口。问辕文曰：“为今之计，奈何？”辕文徐应之曰：“姑避其锋。”如之大怒曰：“他人为此言，无足怪。君不应尔。我与君自此绝矣。”持刀斫琴，七弦俱断。辕文骇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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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寅恪案：河东君与宋、李、陈三人之关系，其史料或甚简略残阙，或甚隐晦改易，今日皆难考证翔实。姑先论李、宋，后及陈氏。至钱氏所言“徐三公子”乃文贞之后。文贞者，明宰相华亭徐阶之谥。阶事迹见《明史·二一三》本传，兹不征引。以时代考之，此徐三公子当是阶之曾孙辈。观几社胜流《钓璜堂集》主徐闇公【孚远】，乃阶弟陟之曾孙，可以推知也。据嘉庆修《松江府志·五四·徐阶孙继溥传》附弟肇美事略云：

　　肇美，字章夫。以锦衣卫武生仕本卫百户。亦以不屑谒崔魏告归，终身放于诗酒。

　　然则此徐三公子，或即肇美之子，所以能“闲习弓马，遂以武弁出身”，盖由久受家庭武事之熏习所致，后因承袭父荫，以武弁出身。否则河东君恐无缘以“事戎武，别作一家人物”勖之也。河东君除夕之约，乃一种爱情考验。其考验徐三公子之方法与其考验宋辕文者，虽各互异，而两人结果皆能及格，则实相同，可称河东君门下文武两状元矣。河东君所以遣人持灯送徐三公子归家者，盖恐其不归徐宅，别宿他娼所耳。名为遣人护送，其实乃监督侦察之。于此愈足见河东君用心之周密也。徐三公子固多金，然陈、李、宋三人何至间接从河东君之手受之，以供游赏？钱氏所言，殆传闻过甚之辞，未必可尽信也。若“蠢人”徐某者，其人既蠢，又不载名字，自不易知。此“蠢人”固非徐阶徐陟之亲支，但松江徐氏支派繁衍，此“蠢人”所居当距佘山不远，或亦阶陟之宗族耶？又据《陈忠裕全集·一二·焚余草·饮徐文在山亭（七古）一首》，后附案语略云：

　　徐景曾，字文在，华亭人。文贞公阶曾孙。居文贞公别业西佘山庄。

　　则佘山近旁有徐氏产业，可以证知。河东君既居佘山，其与近旁大族往来，自为当然之事。故此“蠢人”极有为徐阶同族之可能。至徐景曾虽是阶之曾孙，但颇能诗，宋辕文曾序其《集》，则必非钱氏所谓“徐三公子”可知。或者徐三公子乃文在之兄弟辈欤？更有可笑者，今观此“蠢人”与河东君之语，乃杂糅李延年《北方有佳人歌》及白居易《长恨歌》二者组织而成者，是一曾间接受班孟坚、白乐天之影响。倘生今日，似不得称为甚蠢。然因此触河东君之怒，捐去三十金，换得一缕发，可谓非“一发千钧”，乃“一发千金”。但李太白《白纻词》云：“美人一笑千黄金。”【见《全唐诗·三·李白·三》。】后来谢象三以“一笑堂”名其诗集，钱牧斋垂死时《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诗，有“买回世上千金笑”之句【见《有学集·一三·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三十四】，则此蠢人所费仅三十金，而换得河东君之两笑，诚可谓“价廉物美”矣。岂得目之为蠢哉？

　　兹更有可论者，卧子《癸酉长安除夕》诗云：“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见下引全文及所论。】可知卧子等实于崇祯五年壬申除夕，参与河东君在内之花丛欢宴。【第二章所引李舒章《分赠诸妓》诗，或即作于是夕，亦未可知。】肇鳌所言徐三公子欲于腊月三十日，即岁除日，宿河东君家，当即指崇祯五年除夕而言。

　　检近人所推算之明代年历，崇祯五年六年七年，十二月皆小尽。唯四年八年，十二月大尽。肇鳌是否未曾详稽当时所用之官历，遂以五年除夕为腊月三十日。抑或肇鳌所言无误，而近人所推算之明历，不合实际，如第四章所引牧斋《【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春分日横山晚归作》诗，“最是花朝并春半”句，可证牧斋当日所依据之官历，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日为春分节。但近人所推算之明代年历，则崇祯十四年春分节在二月十日，相差两日。吾人今日因未得见明代官历，不能决定其是非。故此问题，可置不论。今谓徐三公子欲于除夕宿河东君馆中，似应在崇祯五年除夕。盖四年为时太早，河东君尚在苏州，此年除夕未必即移居松江。六年除夕卧子固在北京，而肇鳌谓陈李宋三人劝河东君“稍假颜色”，是徐杨会晤之日卧子等当必与徐三公子同在松江。故可决定必非六年除夕。

　　且据卧子崇祯六年秋所赋《秋塘曲》及《集杨姬馆中》诗，知陈、杨两人关系已甚密切，徐三公子自不敢作与河东君共渡除夕之事。七年除夕陈、杨两人将同居于徐武静别墅，徐三公子更无希望同宿之理。至于八年除夕，河东君已离去松江，迁往盛泽镇，徐杨两人应无遇见之可能。然则肇鳌所言之除夕，非五年之除夕不可。既为五年之除夕，则河东君以道学先生之严肃口吻，拒绝徐三公子者，恐由此夕与卧子已有成约在先，遂借口节日家人应团聚之语，押送徐三公子归家。斯为勾栏中人玩弄花招，不令两情人觌面之技俩，其情可原，其事常见，殊不足论。所可怪者，此年除夕，卧子普照寺西宅中，尚有祖母高安人，继母唐孺人，嫡妻张孺人，妾蔡氏及女颀，并适诸氏妹等骨肉在焉。【见《陈忠裕全集》所载卧子《自撰年谱》及王沄撰《三世苦节传》。】竟漠然置之，弗与团聚，岂不内愧徐三公子耶？于此可见河东君之魔力及卧子之情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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