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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孝宗皇帝第三书


  臣窃惟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略,盖将上承周汉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于规矩准绳之内,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而通之,则维持之具穷矣。举浙江闽广之士,亡虑十四五万数,蜀不与焉而,龌龊拘挛,日甚于一日,选人之在铨者,殆以万计,而侥幸之原未有穷已,财用之入倍于承平之时,而费于养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盖本朝维持之具二百年之余,其势固必至此。艺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无事,犹将望陛下变而通之,而况版舆之地,半入于外裔,国家之耻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天锡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启陛下以北向复仇之意,乃欲因今之势而有为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间,圣虑愈劳,而取效愈远也,群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茅贱士不胜忧国之心。私以为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经天下之事变为已多,阅天下之义理为已熟,举足造事,必不伤国家之大体,叩囊底之智犹足以办此强敌,六十以往,顾将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遗患于后人乎?

  臣以为拘挛龌龊之中,其势当有卓然自奋于草茅,而开悟圣聪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窃有志焉,是以具国家社稷之大计,质之天地鬼神,而献之阙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群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国家维持之具,至今日而穷,而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大指,犹可恃以长久,苟推原其意,而变通之则恢复不足为矣,然而变通之道有三,有可以迁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基,事势昭然,而效见殊绝,非陛下聪明度越百代,决不能一二以听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称旨以问,臣亦姑取其大体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开口触讳也。

  其一曰:二圣北狩之痛,盖国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愤也,五十年之余,虽天下之气销铄颓惰,不复知仇耻之当念,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振作其气,以泄其愤,使人人如报私仇,此春秋书卫人杀州吁之意也。若祗与一二臣为密是,以天下之公愤而私自为计,恐不足以感动天人之心,恢复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济耳。

  其二曰:国家之规模,使天下奉规矩准绳,以从事群臣救过之不给,而何暇展布四体以求济度外之功哉。故其势必至于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艺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今不变其势而求恢复,虽一旦得精兵数十万,得财数万万计,而恢复之期愈远,就使敌人尽举河南之地以还我,亦恐不能守耳。

  其三曰:艺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乱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今天下之士,烂熟委靡,诚可厌恶,正在主上与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气以养之,使临事不至乏才,随才皆足有用,则立国之规模不至戾艺祖皇帝之本旨,而东西驰驱以定祸乱不必专在武臣也。前汉以军吏立国,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轻动,惟在变而通之耳。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移也。

  臣之所以为大臣论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谓数十年之策,百五六十年之计,数百年之基,与夫恢复之形势,事大体重,苟未决之,圣心则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陈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顾骇然,而臣亦惶恐而退,疎远草茅,宁复有路以望清光乎?

  马周一时琐琐之才也,太宗喜其为常何陈事,召使面对,未至之间,使者连数辈趣之,使有能为太宗开礼乐法度者,其召之当不容喘矣,陛下聪明迈越太宗,而拔臣于群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冺没而止其罪,在臣之踪迹不明,有以误陛下也。臣本太学诸生,自忧制以来,退而读书者,六七年矣,虽蚤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举之文不合于程度不止也,去年一发其狂论于小试之间,满学之士,口语纷然,至腾谤以动朝路,数月而未已,而为之学官者,迄今进退未有据也。臣自是始弃学校而决归耕之计矣。旋复自念,数年之间,所学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独又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谤,而不为陛下一陈国家社稷之大计,将得罪于天地之神,与艺祖皇帝在天之灵,而不可解。是故,昩于一来旧名已在学校之籍,于法不得以上书言事,使臣有一毫攫取爵禄之心,以臣所习科举之文,更一二试,而考官又平心以考之,则亦随例得之矣。何忍假数百年社稷之大计,以为一日之侥幸,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却万钟之禄而不受者,亦有争一钱以至于相杀者,人情相去之远何,啻于十百千万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浅矣,然审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将无以自见于山林之士,徒以伤陛下招致天下豪杰之道。

  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后渡江,誓将终老田亩,以弭群论,以报陛下拔臣言于众中之恩,故昩死拜书,以辞于阙下。臣阖门数十口去行都无四百里,当席藳私室,以听雷霆之诛。

  干冒天威,罪当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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