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章钰

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

　　有宋天台胡身之先生，身丁末造，避兵山谷，前为《资治通鉴》撰著之作既毁，乃复购他本，〈二字见自序，说详下。〉以成今日流传之注本。〈按胡氏，《宋史》无传。《宋宝祐四年登科录》，胡三省为五甲一百二十一名进士，与文、谢、陆三公同榜。事略见袁桷《清容集‧师友渊源录》，有云：释《通鉴》三十年，兵难，稿三失。乙酉岁，留袁氏塾，日钞定注，己丑寇作，以书藏窖中得免。定注今在家。全祖望《鲒埼亭集》有《胡梅磵藏书窖记》云：南湖袁学士桥即清容故居，东轩有石窖，即梅磵藏书之所。清容又有《祭胡氏文》，专举注《通鉴》一事，称为司马氏功臣。而全氏记中又疑胡氏本深宁王氏高第弟子，当时师弟同居南湖，深宁方作《通鉴答问》及《地理通释》，何以胡氏未将此书与深宁商榷，谓其故不可晓。钰考深宁遗文，惟《赤城书堂记》有“前进士胡君三省为之录”一语。《宋元学案》列胡氏于深宁门人，亦仅收《通鉴注》与史照《释文辩误》两序。所著《竹素园集》一百卷，卢文弨《宋史艺文志补》、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皆载其目。《江东十鉴》、《四城赋》，全记已云不可得见，是则胡氏著述散佚者久矣。归安陆心源《宋史翼》，采《台州府志》，列胡氏于《遗献传》，无他事迹可考；有《竹叶稿》一百卷，当系《竹素园集》之误。〉

　　惟胡氏所谓他本之外，就注文考之，有云蜀本者，有云杭本者，有云传写本者，后贤之为《通鉴》学者，大都为胡注匡益，于正文则鲜致力也。吾鄕顾磵薲先生序张敦仁《通鉴识误》有云：兴文署本〈非兴文署刊，考详海宁王国维《观堂集林》，下均沿用通称。〉非出梅磵亲刊。欲纠其误，必资于兴文本之上。

　　今两宋大字、中字、小字附《释文》、未附《释文》诸刊，即零卷残帙，犹艰数觏，目为难之又难。盖旧椠之难得而异文之待校，前人固有欲为之而无从措手者。钰自宣统辛亥以后，侨寄津郊，以校书遣日。

　　丙辰冬日，江安傅君沅叔用巨金得宋椠《通鉴》百衲本，约钰同用鄱阳胡氏翻刻兴文署本校读，并约各校各书，校毕互勘，以免脱漏，阅今已一星终矣。比以上海涵芬楼《四部丛刊》中有宋刻一种，出百衲本之外，逐字比勘，可供佐证。又以明孔天胤刊无注本源出宋椠，先后从沅叔借校，亦多佳处。始知张敦仁《识误》及常熟张瑛《校勘记》，功未及半；辜较二百九十四卷中，脱、误、衍、倒四者盖在万字以上；内脱文五千二百余字，关系史事为尤大。初拟汇集众说，统加考定，头白汗青，逡巡缩手。阮文达序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訾其但能详记同异，未敢决择是非，皆为才力所限，若为钰也言之。顾以桑海余生，得见老辈所未见，业已耗日力于此，亦安忍弃而置之！爰手写校记七千数百条，编为三十卷，备列所见，不厌其详，以便覆按。读涑水书者，或有取焉。

　　戊辰岁寒，长洲章钰式之甫记

　　校各宋本

　　宋椠百衲本七种　此书已由傅氏影印行世，各本大概具详傅氏后记，兹更撮录其要，并以钰所见者杂识之。

　　第一种，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字体方整浑厚，避讳至“构”字止，“愼”字间有刓去痕迹。第二百四十一卷、二百四十九卷之末，均有“左文林郎知绍兴府嵊县丞臣季祐之校正”字样。此种，记刊板始末虽佚，涵芬楼印十一行本载有绍兴二年余姚县重刊时衔名，祐之名列校刊监视中，〈“左文林”作“右脩职”，“季”作“桂”。〉是为绍兴二年浙东茶盐公使库刊于余姚之确证。〈涵芬本非绍兴本，说详下。〉各卷有“宋本”椭圆朱文，“焦氏家藏”大方朱文，“顾从德”联珠白朱文，“项子昌氏”朱文，“毛氏九畴珍玩”白文，“季振宜”长方朱文，“汪士钟印”白文，“艺芸主人”朱文各印。存卷数：　一至八〈内卷一、卷二各缺一叶。〉　三十七至四十五〈内卷四十五缺一叶。〉　九十五至一百十一〈内卷一百零六缺一叶。〉　一百二十四至一百二十七　一百三十六至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九至一百七十六　一百八十至二百二十　二百二十二至二百三十　二百三十六至二百三十七　二百四十一至二百九十三　计一百七十六卷。──《校记》省称“十二行本”。

　　第二种，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五字，点画匀整，字形略长，避讳至“愼”字、“敦”字止，当是光宗朝刊本，有“东吴沈天用记”长方朱文印，季、汪两家藏印同上。存卷数：　十一至十六〈内卷十五、卷十六各缺一叶。〉　二十三至二十七　计十一卷。──《校记》省称“甲十五行本”。〈凡行数同者以甲、乙别之。〉

　　第三种，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字，字体古劲疏秀，似江南图书馆之景祐本《唐书》，“敦”字不避，当是光宗以前刻本，有“宋本”椭圆及季、汪两家藏印同上。存卷数：　十九至二十二〈内卷二十、卷二十二各缺一叶。〉　三十至三十三　计八卷。──《校记》省称“十四行本”。

　　第四种，半叶十六行，行二十七字，间有二十八九字，不及他刻之工，避讳不谨严。有沈天用及季、汪两家藏印同上。存卷数：　三十五至三十六　四十六至五十二　六十九至七十五　一百十九至一百二十一　二百二十一　计二十卷。──《校记》省称“甲十六行本”。

　　第五种，半叶十六行，行二十七字，古雅疏劲，刻手极精，避讳至“愼”字止，“敦”字不避，是光宗以前刻本，有季、汪两家藏印同上。存卷数：　五十三至五十六〈内卷五十四、卷五十五、卷五十六各缺一叶。〉　二百三十二至二百三十五　计八卷。──《校记》省称“乙十六行本”。

　　第六种，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郭”、“敦”字皆缺笔，当是宁宗以后刻本，大字精楷，秀丽方峭，刻工有锋颖，极似黄善夫《史记》、刘元起《汉书》，是建本之佳者。有“季振宜印”朱文，“御史之章”长方朱文，“沧苇”朱文各印及汪氏藏印同上。存卷数：　五十七至六十八〈内卷五十八缺二叶，卷五十九缺一叶。〉　七十六至九十四〈内卷八十三缺六叶半，卷九十一缺半叶，卷九十四缺二叶半。〉　一百十二至一百十八　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三十五〈内卷一百二十八缺两半叶。〉　一百五十一至一百五十八　一百七十七至一百七十九　二百三十八至二百四十　计六十二卷。──《校记》省称“甲十一行本”。

　　第七种，半叶十五行，行二十四字，字体精劲，与第三种十四行本相类，是光宗以后刻本，有“宋本”椭圆及季、汪两家藏印同上。存卷数：　二百三十一　计一卷。──《校记》省称“乙十五行本”。

　　〈以上七种所记缺叶均据百衲本原书，百衲本又有钞补之卷九、卷十、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八、卷二十九、卷三十四、卷二百九十四。傅氏影印本凡缺叶之卷及钞补整卷，与全书之卷首、卷末，均已用涵芬楼本抽换印成，全部皆宋刻，与原书微有不符。〉

　　涵芬楼影印宋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四部丛刊‧书录》云：避讳至“构”字止。钰细勘本书卷三之三十一叶五行，〈此叶数、行数，均指胡克家翻刻胡三省注本；下同。〉“饰词以相惇”，“惇”字已缺笔；避光宗讳、避嫌名者屡见，则谓避高宗讳字止者非也。首尾完全，首载《御序》，末载《总目》、《进书表》、《奖谕诏》、元祐元年杭州镂板时衔名及绍兴二年绍兴府余姚县重刊时衔名、校勘监视人衔名。板匡字体与百衲本之第六种皆相似，惟逐叶板匡外皆有耳题，为显然两刻。校其正文，如第五十九卷二十七叶六行“诛其无道”，百衲本“诛”误“非”，此本不误。同卷二十八叶五行“操责让之”，百衲本脱“操”字，此本“操”字与上句末“取”字并刻一格。第八十七卷十九叶十一行“扬言”，百衲本“扬”作“阳”，此本作“飏”。第一百十八卷十七叶十一行，百衲本“秦雍人”下空三格，此本“秦雍人”上有“姚泓灭”三字。类此者不知凡几。百衲本定为建刻，此本当为建刻之重校本也。有“卢文弨印”白文，“汪士钟印”白文印。余如赵子昂、文徵明、唐伯虎等各藏印，均不可信。存全部。──《校记》称“乙十一行本”。

　　京师图书馆藏北宋残本，半叶十一行，行十九字，附音释。为广都费氏进脩堂刻。傅氏以百衲本中有明钞补本，因就馆本对校，钰即从之传录，馆目存卷较多，余未及也。

　　傅校卷数：　九至十　十七　二十八至二十九　计五卷。──《校记》称“傅校北宋本”。

　　参校本

　　明孔天胤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字，首尾完全。天胤序云：“嘉靖甲辰六月开局，明岁三月完工。与《考异》三十卷，俱从唐太史宋板文字。”〈唐太史，即荆川，见《仪顾堂题跋》。〉署衔为“中宪大夫提督浙江学校按察副使河汾孔天胤”，逐册有“江西提学副使徐官书，嘉靖四十五年发贮本道”〈楷书。〉“隆庆壬申，提学副使邵晒理书籍关防”〈篆书。〉两大长印。又“乙亭田氏藏书之印”、“方扶南入京后收藏”两朱文印。此本与各宋本异同多相应，间有佳处，出各宋本之外。又有胡注本云误而此本不误者，疑即据胡说改正，不敢遽信为全出宋本也。〈此书嘉靖乙巳刻成，至四十五年丙寅，仅二十一年，检本书二百六十卷之十六叶、二百六十一卷之十二叶，均系补钞，且用刻成空板，中缝刻有《通鉴》卷数字样。为时未久，何以已有缺叶？能刻空叶，何不影刻补全？此事之不可解者。流传既罕，又不避宋讳，宜有人误认为北宋刻也。《皕宋楼藏书续志》径题为明仿宋刻本。又，胡注本卷二百二十三之三十六叶十二行有二空格，孔本同之。检宋十二行本、宋乙十一行本，空格乃“灭绝”二字，颇疑孔刊板时或缺此卷之宋本，即用胡注本补刊。同叶十四行“安隐”之“隐”作“稳”，当系用胡说改正文也。〉

　　采用各校本

　　《资治通鉴刊本识误》三卷，阳城张敦仁撰。自序云：“取《纪事本末》大字本及明万历间杭州所刻无注本参校。”〈杭本，即吴勉学本，见本书每卷之首，脱卷二百四十三、卷二百四十四、卷二百四十五，共三卷。系用陈仁锡本补校，见本书自记。〉按张氏订补正文，每与宋本暗合，钰既校各宋本，应采入《校记》以资佐证，余说详后。──《校记》称“张校本”。

　　《资治通鉴校勘记》，宋本五卷，元本二卷，常熟张瑛〈字退斋。〉撰。《凡例》略云：“初校用兴文署原本改正胡克家本，又以绍兴本对校”云云。是张氏以宋本校胡注正文，先钰从事。所云绍兴本，疑即同县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与涵芬楼印行者为一本，即百衲本之第六种，定为建本者也。〈涵芬楼缺叶即用此本补足；见《四部丛刊‧书录》。〉凡校宋本者，亦采入《校记》以资佐证，余说详后。──《校记》称“退斋〈以别于阳城张氏。〉校本”。〈张瑛校元本二卷，以校胡注文为多，关涉正文者大都见宋刻，故未另录。〉

　　《胡刻资治通鉴校字记》，四卷，丰城熊罗宿撰。意在订正张瑛校记。自序云：“得兴文署原本，取胡克家初印本逐一雠之”云云。今取关涉正文者录之，亦以资佐证也。──《校记》称“熊校本”。

　　校例

　　一、凡胡氏注疑正文有误，云“当作某字”，或云“当脱某字”，如卷一之六叶十一行，正文“美鬓”，《注》云：“《通鉴》俗传写者多作美须，非也。”今校十二行本正作“鬓”，与注合。卷二之十一叶十七行，正文“大良造伐魏”，注云：“大良造之下当有卫鞅二字”，今校十二行本正有“卫鞅”二字，与注合。此类甚多，《校记》中必全行照录，以志胡氏遭乱僻居，未见佳刻，凡所拟议，今日得以证实，为校此书者第一快事，余说详后。

　　一、此记据校各本稍多，每卷下必分别注明，曰“校宋某本”，“校两宋本”，曰“校宋某本又某本”。次参校本，曰“参校某本”，又次曰“录某校本”。间有传校傅校本，曰“传校本”。

　　一、校字之例：凡脱一字，曰“某本某下有某字”，脱二字或脱多字，曰“某本某下有某某几字”。误字，曰“某本某作某”。衍一字，曰“某本无某字”。衍二字或衍多字，曰“某本某下无某某几字”。倒而可通者，曰“某本某某二字互乙”。不可通者，曰“某本作某某”。又通用字一见数见，胡注逐处注明者，则于第一见录胡注，下记“下同”或“后同”字，以免烦琐。至甲本与乙本有同异者，同者曰“某本同”，异者曰“某本作某”。又宋本脱误之甚者，亦间记出，以资考证。

　　一、校文用《经典释文》例，任举二字或三数字标明，不出全句。

　　一、宋帝庙讳，已略见各宋本记略，于文义无关皆不记。古今字如无无、埶势、貌貌、絜洁、孰熟、矦侯、法法、陈阵、创疮、亢吭之类，正俗字如因因、国国、体躰、馆馆、惧惧、怪怪、耻耻、床床、吊吊、迁迁之类，通用字如谊义、辨辩、修脩、游游、耀耀、欢驩、案按、灾灾、乃迺、与予之类，苟于文义无关，亦不记。

　　一、叶数、行数均指胡克家翻兴文署本，以苏、鄂各局本皆重翻胡刻，取其便于检对。

　　附录

　　胡氏注《通鉴》，凡事实有疑者，皆见注中，于文字歧异者亦然。钰校各宋本，既将注文录入卷中，证明胡氏疑之有据。余凡不能以钰所见本证其是非者，如卷一之二十三叶，正文“取襄阳”，注云：“阳”当作“陵”，各宋本仍作“阳”之类。今均分别辑出，以待别得善本校之。此体胡氏苦心，钞胥之诮，所不计也，是为附录一。

　　张敦仁《通鉴刊本识误》三卷，计三千余条，钰用各宋本校胡克家覆元刻本，既逐条录入以证其同；余凡张氏校出而不见于各宋本者，另行录存，俾便参考，是为附录二之一。又，张瑛《资治通鉴校勘记》宋本五卷，计九百余条，自记云：“以绍兴本对勘。”钰按绍兴本惟百衲本中半叶十二行本为有确据，今涵芬楼印行本亦云绍兴本，其实非绍兴原椠，钰既于上文略言之。涵芬本有缺佚，云用常熟铁琴铜剑楼本补完。张、瞿同家虞麓，颇疑用瞿藏本为之。钰既用涵芬本合校，而核诸此记，尚余若干条出涵芬本之外，是张校之是否即用瞿本，遂不敢定。既全录所校入校宋记以证其同，更录张云宋本而不见于他宋本者以免遗漏，是为附录二之二。

　　嘉定严衍氏于明季成《资治通鉴补》二百九十四卷，为四库所未收，先后有江夏童氏、武进盛氏排印本，其书专订涑水本书，钱大昕氏撰《严先生传》极推重之。张敦仁《通鉴刊本识误》外，别辑严氏书成《通鉴补正略》三卷；自序略云：“严氏《通鉴补》卷帙繁巨，兹举改正、移置、存疑、备考、补注各条，汇而录之。”钰按严书改正一类，其别凡三：一曰改，一曰删，一曰补。删、补二项，于读《通鉴》者固有裨益，是否有当温公编集本旨，未敢置议。改字一项，内分两例，一为严氏纠正《通鉴》而径改本文者，一为传刻字误而改者。张敦仁有“严氏皆由考证而来”一说。兹为校胡刻正文完备计，专辑改正误字一类，如上附录例存之，是为附录三。

　　校余杂记

　　温公此书，于元丰七年表进，元祐元年下杭州镂板，表文及镂板时衔名，胡注本均附刻。惟考公本集《乞黄庭坚同校通鉴副本奏》，有“去年九月奉旨国子监镂板”之说。《菊坡丛话》〈原书未见，见《宋诗记事》引。〉言之尤详，云：“元祐初，温公还朝，作门下侍郎，用宰相蔡持正札子付下国子监开板，板成，遍赐宰执。”张舜民《画墁集》有《赐资治通鉴呈范淳父》七律一首，《黄庭坚集‧刘道原墓志》，亦有“元祐七年刻《资治通鉴》版书成，诏赐其家。”以范祖禹、刘恕均预脩书之役，故当时均得赐本也。《三朝名臣言行录》又载“陈忠肃瓘官太学博士，因发策引神宗序文，蔡卞有密令学中置板高阁”之举。是杭本之外别有监本，监本之有无流传，各藏家均未明载。稍后又有成都费氏进脩堂一刻。此三者，皆属北宋本。〈费本，《皕宋志》目为北宋本，《适园志》但称宋本。检胡氏《释文辩误》，谓进脩堂本正文下附注多本之史照。按史书系绍兴三十年所刻，冯时行序称“见可年几七十，好学不衰”云云，作同时人语。如费本所采为史氏《释文》，则费刻之果否在北宋，实一疑问。姑援不訾重器之例，沿其旧称。又《皕宋志》别载一残本，亦目为北宋刻，每叶二十行，行二十一字，“贞”“恒”字皆缺避，亦未知其审。〉南渡以后，则以绍兴二年余姚官刻为最先，〈此记目为第一种。〉又有建本，〈此记目为第六种。涵芬本即建本之重校者。〉皆存当今藏家，明白可信。此外则检明以来藏目，《天禄琳琅续编》，着录全帙，余如脉望馆之二种，近古堂之一种，传是楼之三种，绛云楼之二种，海源阁之一种，均标明宋本而不言何刻与夫行数、字数。年祀辽远，几经流转，不能详知究共几刻及今日尚存与否。钰就所见揣之，百衲本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各种，凡密行细字者，大都为天水坊刻，板心皆有正鉴几字样。〈第七种作鉴几。〉必前刻《目录》三十卷，后刻《考异》三十卷，与《宋史‧艺文志》载涑水原书为三百五十四卷正同。〈苏轼撰《温公行状》作《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考异》三十卷，不及《目录》。顾栋高编《温公年谱》引《行状》作三百二十四卷，《考异》三十卷，未知何以互歧。〉私计官私所藏，大都不能出此十种内外。惟进脩堂本，钰仅传沅叔校本五卷，京师图书馆目列残本三种，当有零叶可供校补，《适园藏书志》所载存卷尤多，《志》中于七、八两卷举出异文八条，就此校记核之，合者六条，“桐柱”“博狼”两条即不见他宋本，知可校者必多，羇穷垂老，乞假无由，祇得徐以俟之。

　　胡氏初以《资治通鉴音义》、《释文》各本乖异，刊正为《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卷。遇乱失前书，复购他本为之注，始以《考异》及所著者散入各文之下。〈本《台州府志》，见《宋史翼》。〉此本自序言“宝祐丙辰始肆力是书”，不言用何本。“复购他本注之”，亦不言何本。“他本”二字，自序外一见卷三十二之二十四叶注，《观堂集林》谓即兴文署本。钰按胡氏义不臣元，故以他字外之，理极可信。注中称蜀本者最多，凡十七见，〈卷六十之二十五叶，卷六十九之二叶，又十七叶，卷七十二之二十二叶，卷一百十四之二十八叶，卷一百十五之十二叶，卷一百十八之二十八叶，卷一百三十七之九叶，卷一百五十三之九叶，卷一百七十九之二十二叶，卷一百八十七之十八叶，卷二百十一之十六叶，卷二百十六之二十五叶，卷二百四十四之六叶，卷二百五十之十七叶，卷二百五十二之二十六叶，卷二百七十七之九叶。〉知即进脩堂本。称“杭本”者一见，〈卷一百七十之二十九叶。〉知即元祐元年杭州镂板本。余则无可征者。今所见宋刻，或残或完至七八种，校勘之顷，竟未有一本与注本吻合者，究不知胡氏所注时专据何本。又有注明“传写本”者凡七见，〈卷一之六叶，卷十三之二十七叶，卷十七之二十二叶，卷四十八之二十一叶，卷五十九之二十五叶，卷七十六之二十七叶，卷一百五十四之十叶。〉则更无从取证。颇疑胡氏掇拾各残本汇集成部而注之，躬遭国变，苦学如此，前脩在望，不禁奋起。

　　胡氏注此书，谨严至极，至严氏《通鉴补》有“身之立意不改原文，每每将错就错，误人不浅”之讥。〈严书一百十八卷。〉钰统全书核之，不但注所疑正文于注中，即寻常脱文亦不添补，如卷一百四十五目高祖武皇帝下注云：“此卷武皇帝下合有一字。”又笔画微异，亦必校出，如卷四之二十二叶正文画以五采，注云：“画古𦘕字通。”又两字顚倒，可随笔乙转，亦必加注，如卷一百四十八之二十二叶正文“诏魏”，注云：“魏字当在诏字之上。”是则全书之注悉遵所用旧本，可以类推。〈卷二百六十四之十九叶注云：“《昭宗实录》皆云辛巳，今从之。”是胡注间有据他书校补正文处，惟仅此一见，非全书通例也。今胡翻元椠无“辛巳”二字，乃系刻时脱文。宋十二行本、乙十一行本皆不脱。〉惟书由手注，加注所在，可自审定，乃卷十五之十六叶正文“以飨士卒私养钱”，胡氏于“钱”下注云：“当从《汉书》以私养钱属下句。”卷一百八十六之二十七叶正文“熊耳山南据要道”，胡氏于“山”下注云：“熊耳山在熊州南。”又于“道”下注云：“南字当属上句。”未免多费笔墨。至卷二百之三十叶正文“不敢复出福信”，注“复，扶又翻”四字于福字下，则疑出写刻之误也。〈胡氏注中录《考异》亦不改字，见卷八十四之二叶等处，有脱字则识之，见卷二百四十八之二十五叶；疑《考异》有阙文则注之，见卷二百五十八之十四叶；有移置处则注之，见卷二百七十三之四叶。盖尊《考异》与正文同也。又注引他书亦不改字，如卷六十之六叶注引《医书》云：“闰当作闲。”卷一百四十三之四叶注引《通典》云：“泰始三年，刘勔破刘顺于宛唐，宛唐即死虎，字之误也。”此类甚多，不悉举。然亦有校他书之误入《通鉴》注者，如卷一百四十一之二十三叶校《齐书‧王敬则传》直阁将军一条，卷一百四十四之三十二叶校《梁书》镇军一条是也。〉

　　胡氏注本非兴文署刊，王国维《观堂集林》考之详矣，〈大意谓兴文署刊行本当在至元十年间，胡氏注成于至元二十三年，作序之王磐，致仕在至元二十一年，无从为胡氏作序，且序文亦无一语及于梅磵，故定兴文署刊为温公原书而非胡注。钰按王磐序有“兴文署剡刻版本，颁布天下，以《资治通鉴》为起端之首”数语，尤可证成此说。〉是王磐所序之本必系无注本，即观堂定为胡氏所云“他本”者，各藏目均未之见也。读胡氏《自序》有云：“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又云：“古人注书，文约而义见；今注博则博矣，反之于约，有未能焉。”是注本为梅磵手定；清容且云“定注今在家”，若无可疑者，今检卷二百五十八之二十一叶“营于赵城”下注，先引《史记》注，又引《九域志》，下云：“余按宋白既以赵城为造父所封之地，此又引《史记》注，何所折衷哉！”“余按”云云，颇似校书者驳注文语气，此可疑者一。卷一百四十之二十叶“八姓”下注：“嵇恐当作奚。今据《魏书‧官氏志》自有嵇姓，嵇敬之嵇。”是竟似自驳前说，未定一是，此可疑者二。〈卷二百七十八之二十一叶注，“年六十七。按下文云登极之年已逾六十，则是年年六十八。”一条，亦自驳前说，与上例同。〉又卷一百九十三之十一叶注云：“一本此下有《考异》。”〈按宋本《通鉴考异》突利可汗入朝下无《考异》。〉

　　按温公《通鉴》与《考异》各自为书，未闻有《考异》散入正文之本，胡氏据注本当亦同之。此注云云，似校刻时另见胡氏他稿有考订处乃加此一语，此可疑者三。有此数疑，是定注之说，似属难信。至卷一百三十一之六叶“请征”下注云：“请下当有征字。”今胡克家翻刻元本有“征”字，是元刻底本未必从原稿出，尤其明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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