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八年二月

元祐八年二月(1)

　　二月己酉，监察御史黄庆基言：“泾原一路，内总师律，外控羌戎，边面旷远，最为重地，自非深谋远略、智勇过人者，不可轻以畀付。如张利一，不特人材凡下，不足以当其任，而又以恶逆之家，其弟兄尝以从叛而蒙显戮，安可委以强兵，付以重任？”侍御史杨畏、监察御史来之邵言，利一素无实望，兵机将略皆非所长。权给事中虞策言，利一于武臣之中虽薄有可称，实未足以当大帅之选。诏利一罢知渭州。（正月二十三日利一除渭州。政目正月二十四日云姚勔缴利一词，实录乃无之。）

　　赐熙河兰岷路钤辖康识并诸将银合茶药有差，以出塞牵制至打绳川讨荡有劳也。

　　广南西路钤辖司言，辖下知州，内有系知县资序人，欲乞除邕、钦、廉、宜、融、宾、横武臣知州外，余知州系知县资序差接人，乞依知军监人例。从之。（新无。）

　　又言诸路役兵见相度利害外，有官员乘船所差接送人内，据合破人数差三分之一，欲改为四分之一。从之。（新无。）

　　京东东路提点刑狱张元方言：“诸州比较贼盗等事，按提刑司已是上下半年比较，及捕盗官亦有立限责罚外，欲乞诸知州及一年以上罢任者，除侍从官外，将任内已未获强盗、杀人贼人数比折，如通获不及五分，即具奏。若获及五分，申尚书省。”从之。

　　户部言：“辄诱母或祖母改嫁而规欲分异、减免等第者，依子孙别籍异财法加二等，为首者配本州，许人告，给赏。”从之。（旧录自八年二月二日并阙，新录缘此所书事比前益疏，史院至今未得旧录阙卷，当考。王铚补录亦复草草云。）

　　庚戌，户部言：“勘会无为军昆山白矾元条，禁止官自出卖，昨权许通商，每百斤收税五十文。准元祐敕，晋矾给引，指住卖处纳税，沿路税务止得验引批到发月日，更不收税。其无为军昆山矾欲依晋矾通商条例。”诏依户部所申。

　　诏西南龙蕃进奉人安化将军龙以擎等旧有官者递迁一等，其未沾真秩者并补官。

　　太皇太后宣谕三省曰：“大宁郡王已下渐长，欲令就学，可择教导官二人。”（二月八日。）

　　辛亥，左朝奉郎、直龙图阁、知荆南府唐义问为集贤殿修撰、知广州。（政目在三月二十七日，义问知广州。今从实录。）左朝散大夫、集贤校理、知潭州李湜知荆南。（政目在三月二十七日。）左朝散大夫、知广州路昌衡知潭州。（政目三月二十二日知荆南，三月二十七日自荆南改潭。今从实录。）

　　中书舍人孔武仲言：“准中书省吏房送到直龙图阁、知荆南唐义问除集贤殿修撰、知广州词头。臣伏以广州岭外之重镇，节制南方，控遏中外。府库之藏，市里之聚，其富不赀。一方有事，则蛮夷肆力甘心于此，前日侬智高是也。择将命守，所宜谨重。臣窃见义问天资狷薄，所至多与同僚以事相把持，无一人悦服者，何以临镇万里，为国藩屏？此其不可使者一也。近湖北转运司取会渠阳新旧费用，义问与之辨较曲直，文状狼籍，追讦转运使喻陟赴任迟回，人皆怪其险薄，不惜事体。将何以师帅列郡，令远方取法？此其不可使者二也。昨措置渠阳事，义问驰牒湖南、江南两路应副军粮器甲，文移急于星火，官民尽力奔走道路以应之。及既至，则委积无用，却令般回。若二广有事，大于渠阳，以义问之躁扰，岂不生事？此其不可使者三也。昨废渠阳，义问处置无素定之策，一旦令兵将弃城，仅脱性命，金帛委于空垣，人民坐受俘戮，其处事疏缪如此，况使之坐制远方不测之变乎？此其不可使者四也。朝廷虑四边之患，非不至也，今岭外虽无事，然豺狼之心不可知。当国家闲暇之际，所倚以为干城腹心者，惟在将帅得人而已。委任失宜，至于误事，虽重贬之，亦何所救？如义问之轻肆浅近，诚不可任。伏望别择沈深有谋之臣，付以一面，以销未然之患，慰远人之心。所有制词，不敢具草。”（政目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路昌衡知荆南，实录无之。）

　　太中大夫、知宣州王安礼复端明殿学士。（政目四日事，旧录既脱亡，新录于七月十九日乃书。今从政目。）

　　礼部尚书苏轼言：

　　高丽人使乞买书籍，其册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式，本部未敢支卖。准尚书省批状送礼部许卖，其当行人吏上簿者。臣伏见高丽人使每一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余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馈遗外，并无丝发之利，而有五害，不可不陈也。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马什物，修饰亭馆，暗损民力，此二害也。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遗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此三害也。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为契丹用，何也？契丹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描画山川形势，窥测虚实，岂复有善意哉？此四害也。庆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为中国之曲，今乃招来其属国，使每岁入贡，其曲甚于塘泊。幸今契丹恭顺，不敢别有生事，万一异日桀黠之敌以此借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熙宁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馈送书中不禀朝廷正朔，却退其物，待其改书称用年号，然后受之。仍催促起发，不令住滞。及去岁出知杭州，却其所进金塔，不为奏闻。皆是臣素意欲稍裁节其事，庶几渐次不来，为朝廷消久远之患。今既备员礼曹，乃是职事。近者因见陈轩馆伴申乞，尽数差相国寺行铺人入馆铺设，以待人使卖买，不唯徙市动众，以奉小国之陪臣，有损国体；兼亦抑勒在京行铺，资吏人广行乞取，弊害不少。所以具状申都省，伏乞施行。其多方作弊官吏，并不蒙都省略行取问，今来只依陈轩等，不待申请，直牒国子监收买诸般文字。臣闻河北榷场禁出之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乃废榷场之法？兼窃闻昔年高丽使乞赐太平御览，先帝诏令馆伴用东平王故事为词却之。近日复乞，诏又以先帝遗旨不与。今历代史、册府元龟与御览何异？故申都省，止是乞赐详酌指挥，未为过当，便蒙行遣，吏人上簿书罪。臣窃谓无罪可书。虽上簿至为末事，于臣又无丝毫之损，臣非为此奏论，所惜者，无厌之求，事必曲从，官吏苟徇其意，虽动众害物不以为罪，稍有裁节之意，便行诘责，今后无人敢逆其请。使意得志满，其来愈数，其患愈深，所以须至极论。

　　又近者馆伴所申，乞为高丽使买金箔，欲于杭州装佛，臣未敢许，已申禀都省，窃虑都省复以为罪。窃缘金箔本是禁物，人使欲以装佛为名，久住杭州，骚扰公私。窃闻近岁西蕃阿里骨乞买金箔，朝廷重难其事，量与应副。今来高丽使朝辞日数已逼，乞指挥馆伴以打造不及为辞，更不令收买。又近据馆伴所申，乞与高丽使钞写曲谱，臣谓郑、卫之声，流行海外，非所以观德。若朝廷特旨为钞写，尤为不便。其状，臣已收住不行。臣忝备侍从，事关利害，不敢不奏。诏所买书籍曾经收买者，许依例，金箔特许收买，余依奏，吏人免上簿。

　　轼又言：

　　臣所以区区论奏者，本为高丽，契丹之与国，不可假以书籍，非止为吏人上簿也。今来吏人独免上簿，而书籍仍许收买，臣窃惑之。检会元祐编敕：诸以熟铁及文字禁物与外国使人交易，罪轻者徒二年。看详此条，但系文字，不问有无妨害，便徒二年，则法意亦可见矣。以谓文字流入诸国有害无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来许买册府元龟及北史，已是失错。古人有言：“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今乃废见行编敕之法，而用一时失错之例，后日复来，例愈成熟，虽买千百部，有司不敢复执。则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矣。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稳便乎？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韪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与皮冠于事未有害，然且守之；今买书利害如此，编敕条贯如彼，比之皮冠与旌，亦有间矣。臣当谨守前议，不避再三论奏，伏望圣慈早赐指挥。

　　贴黄称：“臣点检得馆伴所公案内有行下承受所收买文字数，内有一项，所买册府元龟虽不曾卖与，然高丽之意亦可见矣。”

　　又称：“臣已令本部备录编敕条贯，符下高丽人使所过州郡，约束施行去讫，亦合奏知。”

　　诏高丽买书自有体例，编敕乃禁民间，令依前降指挥。

　　轼又言：“臣前所论奏高丽入贡为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复细故。近又检坐见行编敕，再具论奏，并不蒙朝廷详酌利害及编敕法意施行，但检坐国朝会要已曾赐予，便为收买。窃缘臣所论奏，所计利害不轻，本非为有例无例而发也。事诚无害，虽无例亦可；若其事有害，虽百例不可用也。而况会要之书，朝廷以备检阅，非如编敕，一一皆当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详论此事，当遵行编敕耶，为当检行会要而已？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契丹，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虽曾赐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犹贤于接续许买，荡然无禁也。又高丽人入朝，动获所欲，频岁数来，驯至五害，如此之类，皆不蒙朝廷省察。深虑高丽人复来，遂成定例，所以须至再三论奏。兼今来高丽人已发，无可施行。”

　　贴黄：“今来朝旨止为高丽已曾赐予此书，复许接续收买，譬编敕禁以熟铁与人使交易，岂是外国都未有熟铁耶？谓其已有，反不复禁，此大不可也。”（“诏高丽买书自有体例，编敕乃禁民间，令依前降指挥。”新录系之三月六日，今并附此。元符元年四月十二日宋球传，旧录云：“副陈轩馆伴，高丽使求册府元龟、乐谱、金箔，苏轼为礼部尚书，以先朝柔远非是，乘此沮之，且诬馆伴规其私遗，陈请勿与。球曰：‘先朝盖尝赐之矣，此非中国所秘，不与何以示广大？’朝廷是其议，卒与之。”新录辨曰：“按苏轼奏状论高丽使买书籍、金箔利害甚详，未尝诋先朝柔远为非是，亦未尝谓馆伴规其私遗也。不知史官何据而书，诬诞明矣。馆伴人使者，陈轩也。球为之副尔，买书等事，主议亦不在球。今削去七十二字。”）

　　壬子，中书省检会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指挥：“诸路、开封府界提刑司每岁终具诸狱瘐死人数，仍开析因依，申刑部。内数多者申尚书。在京禁系，委御史台取索，报刑部看详。”上件朝旨，即无许分别禁系人数目。至元祐七年，诸路具到狱死人数，刑部遂分每禁二十八人以上死一人者，更不开具。即是今后应系囚处，岁禁二百人，许破十人狱死。深虑州县狱官公然懈弛，甚非钦恤之意。诏刑部今后更不得分禁系人数，依元降朝旨，将瘐死人数多者，申尚书省。（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指挥附见，不别出。七年十二月壬子，当考详。）

　　癸丑，于阗请讨夏国，不许。

　　乙卯，新知庆州孙览知渭州。（政目八日事。实录脱此。览知庆州在正月二十三日，绍圣二年六月七日乃自渭召入。）权户部侍郎范子奇为集贤殿修撰、知庆州。（政目初八日事。实录在十九日，今从政目。子奇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以集撰权户侍，八年二月八日自户侍又以集撰知庆州。绍圣元年二月八日自集撰除宝制。旧编载韩驹云云，已修入三月八日。旧注一百二十四字，今削去。）

　　诏大宁郡王以下出就外学，宜令于亲王旧第置学舍，及差官二员充诸王说书。就差逐位内侍四员充管勾官。（二月三日。）

　　己未，诏就差逐位管勾官四员指挥，勿行。（罢差逐位管勾官，必有说，当考。）

　　门下侍郎苏辙奏：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预进呈公事，窃见三省同奉圣旨：“北流软堰依都水监所奏，候下手日，先将检计到功料，奏取指挥。”窃缘臣从来都堂聚议，常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盖东流本人力所开，止百余步，冬月河流断绝，故软堰可为。今北流是大河正溜，比之东流，何止数倍！见今河水行流不绝，软堰何由能立？盖水官之意，欲以软堰为名，实作硬堰，阴为回河之计耳。朝廷既已觉其意，则软堰之请，不宜复从。昨已于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以为昔先帝因河决导之北流，已得水性，惟堤防未立，每岁不免决溢之患。小小溢决，是黄河常事，本不为大害，而数年前朝廷议欲回河，王孝先、吴安持因此横主河事。昔北京以南，黄河西岸有阚村等三河门，遇河水决溢，即开此三门，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无大危急。自建议回河，先塞此三门，又于西堤作锯牙、马头，约水东流，直过北京之上，故北京连年告急。缘此水势向东，故去年东流遂多于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说，非徒无益，实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涨，分入两流，一时之间，稍免决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浊，缓则生淤，既分为二，不得不缓，故今日北流已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将来涨水之后，河流东、北，盖未可知。臣等昨问吴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东，安知今年河水不自北？”太皇太后宣谕曰：“水官尚如此言，余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来安持等因河流稍东，乞于东流添埽五七緷，称此机会，不可少缓。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挥多添埽緷，壅遏北流，不为稳便。即指挥所增埽不得过原乞数。然时方河涨，埽緷皆不到地，所称机会，悉是妄言。安持等既未如意，即又奏乞北流河门只留一百五十步，盖北流河门本阔三百余步，今若塞其大半，河流既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坚壮不可动摇，则涨水咽怒，必为上流之患。京师以东，皆未免忧也。若所塞浮虚，涨水一至，随流荡去，人工、物料无虑数百万，顷刻而尽。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谓河水必北而不东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涨水之来，徐观河势所向。水若全东，则北流不塞，自当淤断；水若复北流，则北河如旧，自可容纳。朝廷作事务在万全，若行险徼幸万一成功，此则水官之意，臣不敢从也。安持等既见前计不得行，则又要横截北流以为软堰。见今北流稍缓，安持等只恐因此生淤，故立北堰。然却因作堰，欲尽留使臣、人工、物料，积渐增卑撩浅，即是用河上诸埽人力般土填河，数月之后，积土成山，不知与见今河淤孰为多少？名欲分水，实是回河，决不可许。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结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无填塞河道致将来之患，然后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以闻。”太皇太后曰：“水官犹不能保河之东、北，暂时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别商量。”辙奏曰：“臣迫于异同之论，故乞遣官，若出自圣断，只朝廷商量，亦无不可。”太皇太后曰：“纵令水官结罪，待其败事，然后施行，于事何补？”辙奏曰：“诚如圣旨。昔修六塔河，先责李仲昌状，其功不成，随即责降。此是富弼等当时缪政，不足复用。今来圣旨极为允当。臣退思之，尝闻顷岁北流河门阔十余里，水面阔七八里，今来河门止阔三百余步，盖水官数年以来，堙塞大河，一至于此！使洪流不安，谁任其咎？又东流河门止阔百余步，每年涨水东行，已有满溢之惧。今复欲并入北流，理难包蓄，遂指挥中书工房，令作画一问都水监，至今未有回报。朝廷欲作软堰，当候问得此二事委无妨碍，及臣等看详，实有利无害，乃可施行。若不待报，遽降依奏指挥，必恐有误国事。虽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挥，然已令依奏下手，则是邪说已行，必致惊动众听，且贻后患。伏乞圣慈特赐详察，降臣此议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挥，乞未行下，俟臣参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当，一方生灵被害非细。臣时在告，心有所见，不敢默已。兼看详软堰之议，吴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势，如更有减落，即令用软堰权闭，元未敢乞下手。今朝廷指挥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即依奏之言，深属未当。兼将来败事，安持等得以归过朝廷，尤为不便。臣忝预执政，只合每事反复商量，不当独入文字。只为此命一行，臣自度参假之后，必不敢争，若大臣争已行之命，显异同之迹，非所以示天下，故须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乞未施行。”至是入对，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后来至今百日之间，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摇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旧法：马头不得增损。臣知安持意在添进马头，即指挥除两河门外，许一面措置。安持奸意既露。第二次，乞于东流北添进五七埽緷。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进埽緷，约令北流入东，即令转运司同监视，不得过所乞埽緷数。安持奸意复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门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进马头之名，为留河门，即不许。安持计穷。第四次，即乞作软堰。凡安持四次擘画，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书工房问都水监两事：其一，勘会北流元祐二年河门元阔几里？逐年开排，直至去年，只阔三百二十步，有何缘故？其二，勘会东流河门，见阔几步？每年涨水，东出水面南北阔几里？南面有无堤岸？北京顺水堤不没者几尺？将来北流若果淤断，涨水东行，系合并北流多少分数？有无包蓄不尽？今两问犹未答，便即施行，实太草草。”太皇太后以为然。时吕大防不入，故未及以文字进呈也。（此据颍滨遗老传、龙川略志并栾城集所载札子，月日并系二月十二日，而实录系之三月十二日，恐误也。今从集及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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