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六年十二月(2)

元祐六年十二月(2)

　　己卯，辽国遣使宁昌军节度使耶律迪，泰州观察使萧仲奇、副使中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充乾文阁待制高端礼，东上閤门使、广州防御使刘彦国来贺正旦。

　　庚辰，诏都水使者吴安持再任。（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初除，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改太仆。）

　　先是，执政奏事延和，语及立后，太皇太后曰：“又选十余家，皆不可。”吕大防曰：“若门阀不可，虽有容色亦难取。”王岩叟曰：“须勋德之家，乃可以服天下人之心。若太皇太后家有其人，正协天下望，不须以小嫌为辞。”太皇太后曰：“何由知此？”大防曰：“外间亦闻之。”太皇太后曰：“只为不堪，高家亦安有此福？”大防请召都知、押班至合子中问，当许之。少顷，见冯宗道、梁惟简于内东门，令奏高公纪女年命，乞降付。（据王岩叟日录，已上乃十八日事。）是日，（二十六日。）执政会崇政殿门，宗道、惟简来传圣意云：“本朝未有一家二后，嫌于太盛，又恐人物不当上意，却成难处。”既对，大防具言之，太皇太后因云：“不堪。”又密勘得所妨甚重，于是高氏之门遂塞。大防又言：“诸王家或有人，闻蜀国长主之女前疾，今已无他。”太皇太后曰：“未也。”又曰：“王诜不佳，要是长主所出耳。”（此据王岩叟日录，乃二十六日事。）

　　辛巳，鄜延路经略使范纯粹奏：“臣伏睹朝廷委诸路帅臣时出轻兵，为浅攻之计。近因环庆、泾原、熙河各曾出师，西人具晓此意。今探得西界于诸沿边对境百里之外，各作头项，排布人马，东西相属。意欲每一处汉兵入讨，即左右头项人马并合聚集，足以拒战。以地里计较，不过一两日之内，彼所聚兵必不下三五万，是彼有以待我也。臣窃计汉兵入讨，一路人马，不过一万，既入贼境，不下一二百里，彼主我客，众寡相远，若不以术分彼兵势，则汉兵常少，遇贼常多，恐非全胜之道。窃缘汉兵入讨，邻路各不相知，声迹相疏，有同秦、越。彼能并兵拒战，而我不能协力破贼，则倒置乖方，莫大于此。臣愿朝廷密诫诸路边臣，凡有所经营，俟谋议已定，入讨有日，即令帅臣先期手作书简，以代文檄，详报左右四邻，（谓如环庆欲出，即东报鄜延、河东，西报泾原、秦凤。）无次邻，即据所报，（谓如河东欲出，即报环庆。鄜延欲出，即东报河东，西报庆、渭。）告以决入之日。其被报路分帅臣，须管立便差选兵将，于所定之日引至塞上，大作深入之势。（诸路平日必已探得自己对境有无贼马人户次第，若亦有利可乘，须于所定日进兵深入，如偶无利可取，或近界有贼马盘泊，不可进向，亦须严督兵将，以其日出塞，虚作声势，不用深入。）务在牵留得对境贼兵不敢舍此之彼，所遇贼兵，无并力拒战之患。则四邻之助，岂小补也？臣愚虑及此，伏乞圣慈相度，如何施行，即乞速作朝廷之意，下诸路遵守。”（纯粹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奏此。）

　　翰林学士梁焘言：

　　臣过被圣恩驱策，得侍清光，亲闻德音：“要使静而不扰，安无所危，内惠中国，外绥四方。”隆谦广问，未尝不及政事之得失，臣同天下庆幸陛下聪明，可谓知要已。如君臣同德，共行此道，数年之间，必复见仁宗至治之时。比观朝廷之事，似未副圣明之本意者，臣甚惑之。岂大臣不能将明德美，究宣睿泽，以广为宗社长久安宁之计欤？或者圣意稍怠，奸人伺隙，得进邪说以眩乱聪明欤？臣早蒙知遇，擢在言路，纳忠补报，难同众人，不忍不为陛下一言也。愿陛下察臣之志，少加听焉。

　　臣闻论者曰：“致天下之治难，守天下之治易。”臣独曰：“致之为易，而守之为难也。盖自古人主图治之初，莫不急于求贤，渴于闻谏，得一善惟恐未能行，见一不善惟恐未能去，潜心于万事幽微之无形，用意于众人思虑之不到，兢兢业业，不敢暇豫，终至于安乐而无事。此天下之治，所以致之为易也。亦既治矣，或放其心，气日益骄，志日益怠，谓贤者得矣而忽于求，谓善言尽矣而厌于听，谓事之微者为不足虑，谓患之隐者为不足防，奸生而不察，祸萌而不悟，故终致于败乱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治，所以守之为难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又既济卦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盖安有危之理，治有乱之机，既济而犹思祸患之潜伏，此皆圣人戒惧于治安无患之时者也。

　　恭惟陛下临御，七年于今，进贤去佞，协天下之公，兴利除害，同百姓之欲，刑罚清平，赋敛均节，奸宄已销，兵革略戢，岁物丰穰，民力宽暇，可谓有治之渐矣。守而勿失，治道可成，正是两宫持守至难之际也。恭惟皇帝陛下，进学不倦，临政不忽，无宫室之好，无声乐之玩，无佛老之惑，无用武之蔽。所以守之者有道矣。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仁敬明谨，济以大公，判别谗邪，裁抑侥幸，听断之间，事明理尽，照临之下，物无遁情，此尧舜之用心也。而臣之区区尚以为忧者，窃恐陛下以未成之治为大治，以小康之俗为可久，包桑之虑日懈于心，朽索之畏不及于前，盖积累而成者为至难，怠忽而败之者为至易，臣区区之忠，盖已面陈。伏望陛下不以臣言为愚，谨思而审行之。臣屡蒙圣恩，降旨开纳，臣未敢以为喜。尚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又曰：“戒哉！儆戒无虞。”愿陛下必行可听之言，儆戒无虞之事，延洪无疆之休。天下幸甚！贴黄：“窃以政事之本在于用人，朝廷人材纯一，则政事自然安静。但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即是泰道。如君子小人混而为一，则泰道何缘得成？君子小人不可并用，犹冰炭之不可同器，一长一消，自然之理也，此在人君常用意于进君子、退小人，则治道可成而天下受泰矣。伏望圣明留意于此。小人而无材者虽未足畏，然亦不可用也。小人之性，善于嫉善良，为朋邪，是不材者使之得路，必又将引用小人之有材者以济其奸，终为国家之害。此其不可用也决矣。其理甚明，愿陛下察之！人材纯一，则政事安静而朝廷无事，陛下可以无忧无为矣。人材杂糅，则政事纷乱，而朝廷多事，陛下可得不虑不劳乎？必使邪正判白而人材纯一，则中外安静，朝廷清明矣。此治道之要也。窃以臣之为道，在于尽忠，‘忠’之为字，谓中心一则为忠也，中心二则为‘患’矣。夫臣下有爱君忧国，与上同德同心，而能奋然当怨排难，无虑身顾家之忧者，可谓中心一矣。陛下察其有是心焉，岂不为忠也，可疏之乎？臣下有外示爱君忧国，而其中不与上同德同心，不肯当怨排难，但务收恩买誉，切切于营私者，乃中心二也。陛下察其有是心焉，岂不为患也，可亲之乎？此用人之要也，伏望深留宸念！”

　　焘又言：

　　臣闻人主之德，莫大于知人；朝廷之政，无先于急贤。德以聪明为高，而政以忠厚为本。夫能判别邪正，断之不疑，使竭忠者皆尽节，怀邪者不可乱正，斯可谓之聪明矣。用得其人，则法度齐，君子亲近，小人疏斥，恩泽下于百姓，欢欣达于四海，斯可谓之忠厚矣。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至公至正，明而有断。皇帝陛下，仁孝庄敬，静渊疏通，阅天下之事日益多，进天下之材日益广，讲求祖宗治体日益熟，察见中外人情日益详。然而聪明或有所遗，而忠厚未至于成者，臣窃疑之，或者圣心未加意于执要乎？今日为政之要，在于辨邪正之实也。唐李德裕有言曰：“邪正相攻，上惑主听。正人呼邪人固为邪矣，邪人亦呼正人为邪，人主何以辨之？”臣故曰在辨其实也。元祐之初，至于三四年间，正人为陛下论邪正盖已多矣，陛下辨邪正亦已明矣，陛下能守之以定，而巧言不能移，则奸谋自破矣。奸谋不行，则邪人自消，邪人既消，则正人之道行而政事不臻于忠厚者，未之闻也。此独在圣功之自强尔！

　　李德裕尝为唐武宗言曰：“舜有大功二十，去四凶，用十六相，不必在武功也。”武宗甚悦。武宗能欣纳德裕之忠言，信是聪明之主矣。陛下大度谦虚，恐未欲遽就舜之大功，顾武宗之欣纳忠言，诚不难及也。臣愿为陛下陈辨实之略焉。所谓正人之实者，能推公其心，以爱君忧国为计，不附下，不罔上，乐进善类，爱惜生灵，临大节而忘其身，事两宫而一其志，为陛下常求长久安宁之计，近思自左右宫庭之间，远虑至于夷夏海隅之际，皆欲得其欢康无事，上下一意，共为安静，其功如此者，是正人也。此类进则聪明开广，内外大安，岂不为国家忠厚之福耶？此类去则无政矣，不可不辨也。所谓邪之实者，缓公急私，复仇报怨，外阳为忠直，内阴怀奸曲，其言似忠而其实欺罔也，其气似败而其实凶险也，自谓介特而其实朋党也，自谓纯一而其实二三其德也。贪禄竞进，猜忍倾夺，专以伤害善良为谋，而又附托权要，出死力为之鹰犬，不惮不耻以肆其毒，不恤国之忧危，务伸其志，不惧上之悔患，务行其言，其为倾摇多端如此者，是邪人也。此类进则聪明眩惑，内外大恐，岂不为国家忠厚之患耶？此类去则无忧矣，不可不辨也。今听其言而求其用心之微，观其行而考其处己之端，其向背之异，有无之殊，虽未能尽究，而亦可以槩见矣。陛下既辨其为邪，即当速去之，如未能即去之耶，多用正人，正人既用，则邪人知难而或自退。或行险以攻正人，因其攻正人而去之，以示大公，因其引退而去之，以示大恩，二者随其动而处之，不烦埽除之力矣。

　　李德裕又尝为武宗言之曰：“陛下辨邪正，专委任，守之以定，则朝廷必理。”此真宰相之言也。盖主意不能定，则奸邪得以乘隙而进，惑乱聪明也。一移其意，则忧患从而起，尚何致理之望乎？圣心从来知其为正人者，固不多也，惟愿记其尽心宣力，始终保全，勿使小人摇动也。如其离间毁败诬陷之言者，此是摇动之计也。愿陛下自信素知之心，而守之以定，深辨奸诈之说，而断之以不疑，斥其邪人以安正人，正人知所依归，恃以无恐，得以奋忠竭节，毕身图报，则朝廷之理，不难致也。臣不胜惓惓纳忠之至！贴黄：“臣向在言路，得侍清光，伏见陛下照物必尽其情伪，而量有包容；论政深达其义理，而语有次序。虽古之英主，不能过也。臣等累曾奏闻，以谓邪正不可并用，陛下深以为是，知邪正之必相攻也，今并用矣。臣等又谓邪人在外，正人在内则可治，陛下亦以为是，知邪人在内则害政也，今邪人在内矣。臣等又谓使邪人少正人多则可治，陛下亦以为是，知邪人之多，则交相朋比，损正人之道也，今邪人多矣。以在内众多之邪人，与寡少之正人并用，势自不敌，岂能久安而终无忧悔乎？奈何与日前之圣意不同耶？必有奸人移惑圣意也。如不悟，则奸邪乘隙数数进计，终至于成其祸，此圣明所宜早辨，勿为清衷他日之忧悔也。”

　　又云：“伏见圣意欲得臣下之心纯一，而忧其二三之纷纷未定也。臣谓欲齐群臣之二三者，莫若言路用纯一之臣也。愿陛下用素所知之正人，尝在言职，风采凛凛，为中外所敬惮者，处以言官之长。其心一忠于两宫，其言大公于朝廷，使四方仰之，国势增重，奸邪小人望风自然消退，大臣小臣肃然守正，莫不纯一，无烦圣虑矣。惟陛下早定圣意，断在必行，庶可救今日之弊，无出于此，伏望深留宸念，为宗社之福。”

　　又云：“陛下自御政以来，选用可信之臣，能以忠孝报陛下之恩者，今在朝廷不过数人；群小怨嫌，阴结为朋，力谋排陷者，不一人也。其心欲尽去此数人，则奸谋可行，大奸有复来之望。此数人者，方以时事难守为忧，孤立难安为惧，若非陛下知其忘身忘家，当怨去奸，有爱君忧国之心，力赐主张，则岂能安全至于今日也？在于今日之势，尤为难立，仰赖圣造终始主张也。此数人者亦未足深惜，但恐小人复兴，攻击转多，万一如此，则为太皇太后陛下即日之悔，为皇帝陛下他日之忧，此可为大惧也。愿圣明凝神深虑，以杜其渐，待其事起而后处，则必势强横难制，纵终能制之，忧劳亦已深矣。今朝廷正人少，邪人多，诚意不一，公道亏损。圣意欲削朋党，而朋党愈结；圣意欲绝私邪，而私邪愈行。此所以政事纷纷，未得安静也。伏望圣慈每当进拟人材之际，丁宁审问，谨重开（案此处原本阙文。）可使私邪渐少，朋党自衰，朝廷日有安静之望，圣政日有清明之益，此道既行，可以缓忧矣。小人奸言，最是难辨，盖其巧美似忠，害善似直，狠愎似敢，诬罔似公，人主听之一误，则德业俱损，若不早辨，则终致忧患。故圣人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自古人君以为诫，此圣明不可不察也。”

　　又云：“有向来奸党已用之人，今复在要路者。又有奸党后进之人，今在言路者。又有小人之奔竞侥幸者，虽素非奸党，而今日屈意求助，以济其谋，为自进之计，阴相交通，以白为黑，以是为非，以无为有。有专欲惑乱聪明，离间君臣，倾害忠良。此不可不察也。其心亦甚易见，陛下从来以为正人而有时望者，小人必欲陷害也，奸党渐渐复用，在朝众人皆知，无一人为陛下言之也。此是忠耶，不忠耶？公耶，私耶？曲耶，直耶？且以此一事验之，甚易辨也。陛下既辨之，亦须早为处分疏理，如此则政事渐复清明，可以上悦天心，而还谴集祜矣。”

　　又云：“言路必择守正纯一之君子，则心公而言直，判别是非，有补聪明。若误用邪人，心私言曲，惑乱圣聪，唯欲自济其奸谋。此不可不察也。”（焘行状云：七年，有司奏客星见，焘论之。其略曰：“客星初变，久未退伏，上轸圣慈，至诚寅畏，侧席修省。谴告之来，必主于事，事之所起，必自于人。今奸邪尚多，正人至少，主听未专，恐其占不特兵饥疾疫之间而已。人主之德，莫大于知人；朝廷之政，莫先于急贤。”云云。按焘论知人急贤，即此奏也，但奏稿乃无客星见等语耳。又按御集，十二月十六日三省、枢密院进呈十一月二十八日赈济御札，有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史奏客星云云。焘奏所称客星，必缘此也。今并前一奏论奏“圣意稍怠，奸人伺隙得进邪说”并附六年十二月末。奏称：“陛下临御七年。”盖自元丰八年至元祐六年实七年，若元祐七年，则不得云七年，行状附之七年，误矣。六年十一月一日刘挚罢相，二十八日太史奏客星云云，焘两奏决在六年冬，所称“邪正并用，邪人多，邪人在内，与前日圣意不同”，必缘挚为杨畏等所攻故也。又称“言路当用纯一之臣”，其指杨畏等决然无疑。更须详考之。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太史所奏客星出参，旧录亦于十一月末书客星出参，掩厕星。明年正月末又书客星随天运行，入浊不见，至三月辛亥，奎宿间消伏。新录并因之。今两朝天文志云：“元祐六年十一月辛亥二十八日，客星出参宿度中，犯掩厕星，主有暴兵米贵，晋分兵灾。壬子二十九日，犯九斿星。十二月癸酉十九日，行入奎星内，主边兵动。至七年三月辛亥乃没。）

　　是岁，宗室赐名换官者五十四人。天下上户部，主户千二百四十二万七千一百一十一，丁二千八百七十五万四百五十五。客户六百二十二万七千九百八十二，丁一千二百七十四万一千八百五十六。断大辟四千八百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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