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五年十月(3)

元祐五年十月(3)

　　乙卯，新知青州、龙图阁学士、右光禄大夫滕元发卒，赠右银青光禄大夫，谥章敏，特赐钱三十万。权知开封府王岩叟言元发卒于都城之外，家无余资，乞加优恤也。（刘挚云云，今附注此。刘挚云：初，命元发与王安礼对易，韩川封还元发词头，以为病不可为帅。过都门二十日，不敢求觐，其病无疑。元发磊落有气节，往往不为任事者所喜，故挤逐流落几二十年，方稍被眷奖，有所任之而老矣。苦脚疾，他无甚病，然其志未能无所望。既摧颓不能支，又为后生辈指点，议者疑其邑邑以死也。亦可哀矣。）

　　丁巳，枢密院言修将官敕书成。编修官都承旨刘奉世、韩川、王岩叟，副都承旨李绶，诏赐银绢有差。

　　自官制后，刑名并上尚书省取旨者，送中书，不上察院；事有系边机及军政，或本自察院画旨，下所在取当降特旨有所惩戒者，密院皆不见。同知院韩忠彦具其事，与三省集议：“凡断狱系前项依旧上密院，断已三次，众议无异言，乃同入文字。”十月十四日画可施行。既逾旬，中书侍郎傅尧俞忽独具奏：“官制行之已久，不可遽改。昨不曾商量，吏人呈押，臣以为寻常文字，遂签书，然臣实昏乱，不能守官，乞从显黜，所有十四日指挥，乞不施行。”内降尧俞札子付都省，尧俞即于都堂变色出语侵忠彦，众皆愕然。尧俞素非好辨者，众疑其为中书刑房吏人所误也。后数日，尧俞又入札子云：“都堂聚议，臣实不知，略加究诘，必见诣实。”然殊不言及曾签书文字。吕大防谓刘挚曰：“钦之事当与略修润已降指挥，然钦之此举极误，不惟使外之邪党窥伺，幸吾曹有闲，亦令帘中有所疑，谓吾党欺钦之。”钦之，尧俞字也。遂改十月十四日指挥云：“公案系边防者，文臣上都省，武臣上密院同取旨。”是日（二十六日丁巳。）进呈，大防言：“此事久来聚议，恐是尧俞不听得，今改云云。”尧俞进曰：“如此则允当。”初，尧俞欲留身白此事，大防等谕以不须留，但对众陈之可也。刘挚谓尧俞既签书文字，却有所诉，谓己不知，直以为众人欺谩取其签书，故札子自云昏乱，其欲留身，盖将就帘前嫁其欺慢之罪于众人，赖大防等晓其说而止之。徐闻激尧俞使为此者，实给事中范纯礼也。尧俞、纯礼于韩氏皆连亲，事多密咨纯礼。大防既信尧俞，尧俞又多谋于纯礼一二辈，所以差除闲多用洛人及韩氏姻旧云。（此据刘挚日记增入，十一月二日苏辙云云可考。）

　　己未，刑部侍郎韩宗道为宝文阁待制、知青州。寻复为刑部侍郎。（复为刑侍乃十一月二日，今并书。苏辙云云，十二月二十二日壬寅。）

　　刘挚记此事云：“宗道自刑部侍郎除宝文阁待制，吕大防实主之。初莫晓其故，昨撰除目，后疑其然。因博询，乃知宗道有求于傅尧俞，小封干大防，故忽发，谓众人猝猝不能可否也。苏颂亦韩姻，为此委曲者，独谩挚及许将耳。宗道为正侍郎才三月，挚因晚集，以宗道事问大防曰：‘何故除外任？’大防曰：‘外面难得可移之人，宗道已多时。’挚曰：‘宗道虽久，乃是权侍郎，改为正侍郎及今方百余日。’大防愕曰：‘是是，然终须作待制，只是差早尔。’挚曰：‘不然，只恁观之不为过，若比众人则太优。陆佃为正侍郎五年，才得待制知颍州，梁焘两为谏议大夫，又为中丞，又为权尚书，请郡止得待制知郑州。天下公议亦可畏，不知外人如何说此差除也。’大防默然久之。逾月，宗道仍归故官。盖大防畏公议，因事改前过也。”（此据刘挚日记增入。）

　　右正言刘唐老言：“臣伏睹贡举条制，考进士试卷，以四场工拙定去留高下。窃详此法，盖以分经取人，有多寡、幸不幸之异，故使程文均取，更不分经考校。然而主司以其四场通定之文，复于去取议论，所主不一，或以经义，或以诗赋，或以策论，各随习尚，互为升黜。缘举人所系利害大者，在于得失，而高下又其次焉。须其去留、高下之闲，二者分为约束。如治平以前词赋取士，则去留主词赋，熙宁以后经术取士，则去留主经术，其论策二场，惟以品第高下。今既经术、词赋别成两科，须理各有所主，治经者必以义对为先，作赋者当以章句为重。臣欲乞将治经者以大义定去留，诗赋而兼经义者，以诗赋主取舍，策论止于定高下，不豫去留之例，依旧更不分经考校。如此则主司议论既各有适从，士子得失，亦不误所习，伏乞朝廷详酌施行。”从之。（密疏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得旨在十一月二日，今并此。旧录：十一月二日，右正言刘唐老言：“请治经举人以大义定去留，词赋而兼经义者，以诗赋定去留，并以论策定高下，仍依旧更不分经考校。”从之。按元祐密疏唐老以十月二十八日奏此，十一月二日得请，今并取唐老全疏及十一月二日指挥附此，又以上官均一疏具列于后。）

　　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臣窃见朝廷近缘臣僚上言，颁行贡举条制，治经之人以大义定去留，论策定高下；词赋而兼经义者，以诗赋定取舍，经义、论策定高下。新制一出，士大夫皆以为朝廷不复更取经义策论，学者相语以专事诗赋，不须考阅经史。盖以进士应举，以得失为重，高下次之。今以词赋定去留，则学者必尽力于诗赋，以幸有司之选，何暇以高下为计邪？臣窃观今次科场，以两科均取进士，府学试经义者，绝十分之二。以利害计之，将来学者必皆趋习词赋，天下之士皆应诗赋，而有司又执新制以定去留，臣恐自此学者为文诵书，惟一意于诗赋，不复治经阅史，探考义理之学、历代成败之迹。虽试义问策，仅如昔时帖墨耳。窃以朝廷昨来复添诗赋，盖缘自改经义以下，学者苟简，不该他书，不晓声律，故令兼习诗赋，与经义并行，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非薄经义而尊诗赋。如朝廷之意欲卑抑经义，当时又岂复以经义为第一场，又以四场通定高下去留耶？言者不知朝廷之意，乃欲潜消经术，专进诗赋，黜理而尚辞，遗实而取华，不亦过欤？臣窃闻太平兴国八年，太宗下诏曰：‘进士举人，只务雕刻之工，罕通缃素之学，不晓经义，何以官人？宜令礼部贡院，特免贴经，只试墨义二十道，较其能否，以定黜陟。’天禧元年，鲁宗道言：‘进士所试诗赋，不近治道，诸科对义，惟以念诵为工，罔究大义。’真宗曰：‘前已定进士兼取策论，诸科能通经者，别加考校。’至和贡举条：诗、赋、论、策四件并上上，为第一等；三件并上次以上，一件中上，为第二等上；二件上次以上，二件中上，为第二等下。熙宁四年罢诗赋，以经术、时务、义理、文词通定去留高下。由此观之，自祖宗以来，固欲兼用诗赋，又以策论通定去留高下，未闻专以诗赋去留也。而言者以为治平以前词赋取士，则去留主以词赋，熙宁以后经术取士，则去留主以经术。又以为缘不分经考校，故当时定四场通取之制，不亦过欤？言者以为主司以有四场通定之文，所主不一，各随习尚，互为升黜。臣以为学者所习，各有所长，四场程文，各有优劣，惟所主不一，取其优长，故无遗才。虽各随习尚，互为升黜，又何害耶？今就专以词赋去取，若赋不合格，则经义、策论虽精深闳赡，不可复取。如此则博学能文之士，所失多矣。又词赋之学，最为难工，治平以前，学者久习，精者犹鲜。况新复此科，进士尚以声病为患，文理疏略，非前日之比。况专以词赋去留，不免强取疏缪之文，以应法充数。则是诗赋虽缪，以法而不得不取，经义、策论虽精，以法而不得不黜。黜其所可取，取其所可黜，实非朝廷取士求才之本意。伏望依元祐二年条制，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庶使无失人之弊。”

　　又言：“臣昨具奏论科举条制不当专用诗赋去留，乞依元祐二年指挥，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未蒙施行。臣窃以朝廷之务，莫重于建官，建官之原，莫先乎取士。取之有术，则天下之士知所学而不流于浅陋。取之非其道，则学者日趋于卑近，而以苟得为意。夫士之所学，以知道烛理为主，而文辞次之。知道所以立己，烛理所以应务，能文所以达意。此三者，士之所学，不可偏废也。朝廷以熙宁未改经义以前，祖宗相循，以诗赋、策论取天下之士，诗赋取其雅丽清新，协比声韵，以文辞为主；论策取治经习史，晓达世务，以知道烛理为本。以此四者参定去留高下，故天下之士，泛观博习以求应选，不敢专一技以希幸得。故历朝以来，名臣闲出，勋德相望，代不乏人者，良由取士有法，未闻以诗赋专定去留也。夫法之所取，士之所向，法之所黜，士之所舍。今以诗赋去留天下之士，则为师者惟以诗赋为教，为友者惟以诗赋为习，父以诏子，兄以诏弟，无不一出于为诗赋，是天下之士，惟文辞之为习，不复治经阅史，研究理致，讲求世务，虽有经义、策论，殆为虚文尔！十年以后，新学后进，漫不知有义理之学，风俗日靡，入于卑陋浅薄，固非细累。国家列圣相继，升平百有余年，教化涵养，岁积日靡，士之所学，宜益纯正，士之所习，宜益成就。今乃偏尚诗赋，潜消义理之学，非所以奖养而成就之也。仰稽祖宗之制则非顺，下原学者之心则非便，又非朝廷近年兼用诗赋之本意。伏望陛下诏执政大臣审计得失，追改新制，以正取士之法，天下幸甚！”（均后疏称以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前疏，今并附刘唐老建请之后，更不出其月日。）

　　庚申，讲书终篇，赐御筵于东宫，宰臣、执政、讲读、条注官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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