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五年六月(4)

元祐五年六月(4)

　　是月，令保安军牒宥州：熙河地界如前，已申枢密院候指挥。（政目六月末事。）

　　夏人犯质孤、胜如二堡。（政目六月末事。七月十二日，令牒宥州。）

　　御史中丞苏辙言：

　　臣伏见西夏轻狡屡叛，为患莫测，昨与延安商量地界，迁延不决，舍归本国，招之不至。边人之议，始谓地界自此不可复议，而坤成贺使亦当不至矣。今者天诱其衷，使者既已及境，而地界复议如故。方其未遽告绝，招怀之计犹可复施，此实中国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而不虑，不于今日穷究端由，窒其衅隙，必俟边患既起而后图之，则无及矣。

　　臣闻熙河近日创修质孤、胜如二堡，侵夺夏人御庄良田，又于兰州以北过河二十里，议筑堡寨，以广斥堠。夏人因此猜贰，不受约束，其怨毒边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见矣。徒以岁赐至厚，和市至优，是以勉修臣节，其实非德我也。非使之稍有便利，岂肯帖然不作过哉？何者？中国既失大信，则夷狄不可复责故也。臣窃惟朝廷之于西夏，弃捐金帛，割裂疆土，一无所爱者，累年于兹矣。而熙河帅臣与其将吏，不原朝廷之心，徼求尺寸之利，妄觊功赏，以害国事，深可疾也。顷年熙河筑西关城，声言次筑龛谷，鬼章疑惧，遂举大兵攻扰，一路疮痍，至今未复。今既城质孤、胜如，其势必及龛谷，夏人惊疑，正与鬼章事同。由此言之，则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兰州之为患，所从来远矣。昔先帝分遣诸将入界，李宪当取灵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责。自是以来，筑城聚兵，完械积粟，劳费天下，动以千万，为计议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讲求遗利，以为今城本汉屯田旧地，田极膏腴，水可灌溉，不患无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无堡障，凡西关、龛谷、质孤、胜如与过河筑城，皆所以为堡障也。从来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为夏人所杀，况于筑堡，致寇无疑？而朝廷恬不为怪，坐视边衅之启，深可惜也。夫兰州不耕，信为遗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则其为患，比之不耕兰州，何啻百倍？故臣以为朝廷当权利害之重轻，有所取舍。况兰州顷自边患稍息，物价渐平，比之用兵之时，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劳费，磨以岁月，徐观闲隙，俟夏人微弱，决不敢争，乃议修筑，如此施行，似为得策，臣不知边臣何苦而为此匆匆也？

　　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名将也，以为顿兵坚城，费士数万，然后可图，恐所得不酬所失，请厉兵马，待衅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后，帝使哥舒翰攻拔之，虽开屯田，获军实，不为无补，而士卒死亡略尽，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为深戒，此则今日之龟鉴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复叛，用兵之后，不免招来，其为劳费，必甚今日。敌人强梁则畏之，敌人柔服则陵之，恐非大国之体也。惟陛下留神省察。贴黄称：“臣闻朝廷欲遣孙路以点检弓箭手为名，因商量熙河界至。臣观孙路昔在熙河，随李宪等造作边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狃习前事，不以夏人逆服利害为心，而妄图兰州小利，以失国家大计。伏乞明赐戒敕，若因界至生事，别至夏人失和，劳民蠹国，罪在不赦。”（八月二日，穆衍代孙路措置熙河、兰州弓箭手田土，不知孙路以何时往，必在六月闲，或因苏辙言遂不遣路。然据范育奏，则孙路亦往熙河，但未得其时。）

　　辙又言：

　　臣近以熙河帅臣范育与其将吏种谊、种朴等妄兴边事，东侵夏国，西挑青唐，二难并起，衅故莫测，乞行责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别具论奏。臣窃伏思念，熙河边衅本由谊、朴狂妄，觊幸功赏，今育虽已去，（六月二十八日，知熙州范育除户侍，叶康直知熙州。）而谊、朴犹在，新除帅臣叶康直又复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观望朝廷，为谊、朴所使。若不并行移降，则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朝廷议论亦自不一，臣请详陈本末，惟陛下察之。

　　昔先帝始开熙河，本无兰州，初不为患。及李宪违命，创筑此城，因言若无兰州，熙河决不可守。自取兰州，又已十余年，今日欲筑质孤，胜如，以侵夏国良田，遂言若无质孤、胜如，兰州亦不可守，展转生事，类皆浮言。盖以边防无事，将吏安闲，若不妄说事端，无以邀求爵赏，此则边人之常态，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试加诘问，理则自穷。何者？二寨广狭几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袭，其势必难保全；既克二城，乘胜以击兰州，则兰州孤危，何异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实，而轻用其言，以隳大信，夏国若因此不顺，外修朝贡，以收赐予之利，内实作过，以收卤获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偿。此臣所谓质孤、胜如决不可城者，由此故也。

　　昔先帝绥御西蕃，董毡老而无子，赵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常遣苗履多持金帛，率醇忠见之，是时圣意盖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毡昬病，遂为阿里骨所杀。阿里骨本董毡之家奴，先乱其家，次取其国，董毡之臣如鬼章、温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实一时之机会也。是时，朝廷若因机投隙，遣将出兵，拥纳醇忠，则不世之功庶几可立，而一时大臣不知出此，遽以旄钺宠绥篡夺之臣，使得假中国爵命之重，以役属蕃部，臣主之势，由此而坚。然自是以来，颇亦外修臣节，未显背叛之迹，而育等欲于此时复举前策，盖已疏矣。昔曹公既克张鲁，刘晔言于公曰：“公既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刘备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诚因其倾而压之，蜀可传檄而定。若少缓之，蜀人既定，据险守要，不可犯矣。”公不从。居七日，闻蜀中震动，公以问晔，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夫机会一失，七日之闲遂不可为，今乃于数年之后追行前计，亦足以见其暗于事机，而不达兵势矣。闻种谔昔在先朝，以轻脱诈诞，多败少成，常为先帝所薄。今谊、朴为人，与谔无异。谊于顷岁，偶以劲兵掩获鬼章，以此自负，而西蕃惩于无备，久作堤防，亦无可乘之势。况育自到任，屡陈此计，咫尺蕃界，谁则不知？臣谓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忧矣。兼闻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数以千计，纳之则本无朝旨，未有住坐之处；却之则于彼为畔，必被屠戮之苦。据此专擅，罪名不轻，臣不晓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并行责降，臣恐朝廷之忧，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结连夏人，同病相恤，更出盗边，羽书交驰，胜负未决，当此之时，大臣相顾不敢任责，而使圣君、圣母忧劳帷幄之中，虽食主议者之肉，复何益乎！臣所谓阿里骨决不可取者，由此故也。

　　凡此二事，皆国家安危，边民性命之所系，祸机之发，闲不旋踵，故臣愿陛下早发英断，黜此三人，外则使异域知此狂谋本非圣意，易以招怀，内则使边臣知赏罚尚存，不敢妄作，此当今所宜速行者也。然臣尚谓熙河遭此破坏，彼此相疑，却欲招纳，令就平帖，非得良帅，未易安也。臣观叶康直之为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顷缘权贵所荐，节制秦凤路，边面至狭，号为无事，而康直于前年冬无故展修甘谷城，致令夏国大兵压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惧不敢兴功，妄以地冻请于朝廷，役既不成，敌兵乃去。既无将帅靖重之略，而当熙河摇动之秋，臣恐陛下西顾之忧，未可弭也。要须徙置他路，更命熟事老将以领熙河，仍特赐戒敕，使知朝廷怀柔远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则边患庶几少息矣。贴黄称：“叶康直顷岁差知秦州，中书舍人曾肇、谏议大夫鲜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兴，调发刍粮，一路骚然；及令儿男掘取窖藏斛斗货卖；及建言欲由泾原路入界，和雇车乘、人夫，为知永兴军吕大防所奏，有违诏敕，先帝欲深寘于法。康直数事李宪，宪营救得免。按其为人如此，今熙河方反侧未安，而付之此人，中外知其不可也。种朴昔因永乐覆师之后，父谔权领延安之日，与其亲戚徐勋矫为谔奏，妄自保明劳效，仍邀取诸将赂遗，并奏其功。先帝觉其奸诈，欲加极典，既而释之，并特降官落职停替，谔因此忧恚，发病至死。狂妄如此，若不加贬责，臣恐熙河终未宁靖也。”

　　翰林学士范百禄言：“臣窃闻熙河边帅有请，欲令赵醇忠遥领青唐节度，以代阿里骨，如其拒抗，则进兵入讨而禽之，以威夏国者。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自临御以来，日务安边息民，以惠天下，常程法式之事，犹须谨重循理而行，至于控御四夷八蛮，未尝轻易举动，岂听此狂谋，以开边衅，自贻后悔？阿里骨尝被诏书恩数，酋长一国。夫羌戎荒忽，叛服去来，固其常事，是以自古帝王知其如此，皆不臣之，而以禽兽畜焉，使不为中国叛臣也。今若谓阿里骨本无向化之心，其下族属率多怨叛，如其丑类自相残贼，并来求哀，犹当从而绥之，以示中国恩信，此乃天子守在四夷之道，岂谓遣人刺探，得其徒党离贰，便可选置得力蕃官，而使代之耶？此计诚行，彼阿里骨者安肯听顺而受代乎？彼必拒抗，则吾即举兵，彼既知此举兵，岂不先事点集作过，以犯吾边鄙乎？议者若以比昨来禽致鬼章之易，则恐亦思之未审。臣窃闻往者朝廷许令便宜进兵指挥至彼未久，遂能密切举事，掩袭鬼章，出其不意，因以成禽。窃料自此后来，彼方酋长虽甚庸谬，安得不以鬼章之故，各自警戒？岂肯更如前日，令我边吏出其不意而生禽之乎？事非万全，何可妄动？臣窃意庙堂皆耆儒硕画，必不以之为然，万一不择，尝试为之，臣恐边臣之功未可必望毫发，徒启夏国唇齿疑叛之隙，狼子不服之心，为国生事，虽悔无及。臣愚不自量，辄敢先事言之，宁冒僭狂之罪，若知而不言，臣实耻之。干浼宸听，惶恐万死。欲乞置臣此章于禁中，以参考群言，特出圣断，天下幸甚！”贴黄：“臣窃闻昨来诸路奏，探得夏国主母皆被戕害，以至朝廷信之，比下别路审细保明，及以永乐回归生口照验，元无此事。盖从来报探之人多虚少实，徒规贿利，终无罪责，何可轻信？今来探得阿里骨丑类怨叛，何以辨其真虚？而欲望一旦仓卒内应，悉为我用，谁能保其必然乎？若万一指挥行下后，阿里骨未能成禽，即赵醇忠遥领之命如何了当？自古以来，有此措置，传之四裔则招侮一时，书之史册则贻笑久远。国家置帅，所寄非轻，敢乞圣裁，更赐详酌。汉武帝时，匈奴来请和亲，上下其议，韩安国曰：‘和亲便。’王恢曰：‘不如勿许，举兵击之。’于是恢首为马邑之谋，因听恢用兵，敌觉遁去，无功，遂诛恢以谢天下。是后兵连祸结，余三十年，武帝悔之，终下哀痛之诏，亦无及已，盖议兵之不谨也如此！”（百禄疏不得其时，因苏辙言范育谋纳赵醇忠，附见其后，更须考详。）

　　御史中丞苏辙言：“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马康久病，谏官阙人，乞早赐选择除授。寻奉圣旨，只为难得人。臣退而思之，知人之难，莫如已试之验。窃见前左司谏吕陶、右司谏吴安诗昔任言责，知无不言，虽各曾罢去，并不缘过恶。同时台谏已斥复用者，迨今已遍，惟陶以言韩维不公，韩氏党与强盛，为众所疾；安诗以言王谠进用不当，谠连姻权势，无由复进。质之公议，皆为不平，若蒙圣恩还付旧职，俾得尽心图报，必有可观。方今台谏并阙，臣虽备位执法，才短无助，深恐言职旷弛，无补圣明，谨采众论，冒昧尘献，乞更加采察，特赐录用，不胜幸甚！”（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安诗论王谠；十月四日，为直集贤院兼侍讲。五年六月四日，司马康除左司谏。）

　　辙又言：

　　臣窃见祖宗旧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元无雇法。始自曹村之役，夫功至重，远及京东西、淮南等路，道路既远，不可使民闲一一亲行，故许民纳钱以充雇直。事出非常，即非久法。今自元祐三年，朝廷始变差夫旧制为雇夫新条，因曹村非常之例，为诸路永久之法，既已失之矣，而都水使者吴安持等，因缘朝旨，造成弊政，令五百里以上、不满七百里，每夫日纳钱二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纳钱三百文省；团头倍之，甲头、火长之类增三分之一；仍限一月，过限倍纳。是岁京东一路差夫一万六千余人，为钱二十五万六千余贯，由此民闲见钱，几至一空，差人般运，累岁不绝，推之他路，槩可见矣。近因京东转运使范锷得替回，论其不便，安持等方略变法，罢团头、火长倍出夫钱。工部知罚钱之苦，又乞立限至六月以前，虽苛虐比旧稍减，然访之公议，终不稳便。何者？朝廷本欲宽恤民力，故许出钱雇夫，若其钱足以充雇，则朝廷将复何求？今河上雇夫，日破二百而已，（昨来京城雇夫，每人日支一百二十文省，则河上支二百文，已为过厚。）虽欲稍增数目，为移用、陪补等费，亦不当过有掊敛，以伤民财也。故众议皆谓七百里以下与七百里以上人户，若系差夫，则一人效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远近，有费用多寡之殊，遂令远者多出五十，以为宽剩，此岂朝廷恤民之意？兼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过多。如臣愚见，若于每夫日支出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备杂费，则据上件京东所差夫数，止约合出一十一万贯省，比本监所定，五分之二耳。

　　昔王安石为免役之法，只缘多取宽剩，致令民闲空匮，怨讟并作。二圣临御，为之改法，今疮痍犹未复也。安持本安石之党，昔日主行市易，多出官本，散与无根之人，虚桩息钱，以冒不次之赏。虽略行追夺，而寻复任使，盖从来习为聚敛之政，至今不改，是以雇夫之法，名为爱民，而阴实剥下。臣欲乞圣慈特降指挥，应民闲出雇夫钱，不论远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贵易为出备，不至艰苦。

　　兼臣闻自来诸路计口率钱，百姓如遭兵火，若用之河防之上，一无枉费，于理尚可也；今取之良民之家，而付之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费一称十，出没不可复知，民独何负而为此哉？且今河埽稍桩之类，纳时数目不足，及私行盗窃，比之他司官物，最不齐整；及其觉知欠少，或托以火烛，或诿以河决，虽有官司，无由稽考。今以免夫钱付之，类亦如此矣。兼访闻河上人夫，自亦难得，名为和雇，实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转运、提刑司同共相度，如何处置关防所支雇夫钱，以免欺盗之弊；亦乞体量所雇人夫有无抑配，具结罪保明闻奏，然后朝廷裁酌，从长施行。贴黄：“今岁修河夫人数不少，且以远近各半约之，仍据见行法，远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文省，则其钱数亦必甚多。若蒙圣恩便令裁减，则民闲受赐不少，乞指挥速赐施行。（范锷除金外，在七月二日，今因以此奏附六月末，更须考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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