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五年（1090）正月(2)

元祐五年（1090）正月(2)

　　己丑，户部言：“诸路起发正纲及附搭官钱到京，例皆少欠。元丰公式令诸州解发金银钱帛，通判厅置簿，每半年具解发物数及管押附载人姓名，实封申省。元祐敕误有删去，合重修立。”从之。

　　三省吏任永寿等以吏额、禄文字了当，推恩。（此据刘安世章，附三月末。政目二月二日、三月二十六日可考。）

　　初，文彦博起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是年九月，刘挚、王岩叟再上疏论韩琦定策功，明年二月，韩忠彦复上疏，既批出付外，踰三年莫有言者。及贾易为殿中侍御史，乃上疏曰：

　　臣闻圣主记人之功而不忘，故忠臣劝而天下安，是以赏一人而天下趋之者，诚以不僭不滥而得之至当也。则有纪于太常，藏诸盟府，灿然与日月齐光而传之不朽，又况有能为诞谩以诬亡殁而盗其勋业者哉？

　　恭惟仁宗皇帝圣德居位，跻世隆平，享年长久，而继嗣未立；英宗皇帝历数在躬，龙潜藩邸，天下归仁，而位号未正。韩琦忠义动金石，精诚贯白日，建言定策，为宗庙万世之福，人神之所庆佑，夷夏率皆悦服，故其生则位极台鼎，死则配享庙廷。神宗皇帝绍休圣绪，缉熙帝业，知琦有大勋劳于天下，故尊宠异数，褒嘉尽礼，始终一意，恩荣绝等；犹以为未也，又亲撰其神道碑，以“两朝定策元勋”为之名，昭示天下后世。不刊之烈，虽山河之誓，无以加此，世世忠臣义士，孰不激扬而叹服！

　　不幸十数年之后，有国子监博士王同老上疏，自言其父尧臣在仁宗朝尝任参知政事，于至和三年，仁宗不豫，罢朝七十余日，内外寒心，尧臣与宰臣文彦博、富弼数陈宗社大计，求立英宗皇帝为嗣，又率同列各求罢免，必冀开纳，仁宗感悟许之。彦博令尧臣草制，定立英宗为嗣，既而仁宗渐安，事遂少缓。其后，韩琦卒因尧臣、文彦博、富弼论议绪余，决定大议。又自言罢任赵州过北都，文彦博道及此事，且曰彦博与先君及富弼皆当日协心论议之人，难于自发明。故同老又言：今惟文彦博、富弼同知此事本末，所有先臣亲笔撰立英宗皇帝为嗣制草及札子草本共三道，谨缉缀封进。于是神宗皇帝因文彦博入对，诏问其事，令作文字进呈。彦博札子言：“至和三年正月六日，仁宗服药，罢朝两月余，至四月初，仁宗圣体康宁，尧臣乃与臣及刘沆、富弼窃议曰：‘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臣以尧臣久居禁近，因谓之曰：‘必得贤嗣，以压人心。’尧臣曰：‘岂不知素育于宫中者？’尧臣以指书案，作‘下贯’字，臣等各言：‘无易此矣。至上前伏奏得请，此大事不可如常例退殿庐令堂吏书圣旨。’刘沆云：‘沆欲袖纸笔于上前亲书。’翊日，于垂拱堂，臣等四人具奏：‘春中服药，内外人情非常忧恐。’盖谓储副未立。仍引西汉故事，人主初即位即建储，今当以时立嗣，以固根本。仁宗渊默寡言，欣然嘉奖曰：‘知卿等尽忠，然此大事，朕更熟思之。’臣等再三论奏，乃曰：‘知子莫如父，尝选贤者育于宫中，计无易此。’仁宗虽渊默，而首肯之。是日晚，臣等再聚议，谓翊日必得旨，请尧臣密作诏意，欲进呈施行。尧臣归草诏意，然未及示臣等。既登对，复申前请，尧臣越次而奏曰：‘愿陛下早定此意，付外施行。’仁宗曰：‘朕意已定矣，卿等无忧。’臣等既得此意旨，谓无疑矣。是年八月，乞召韩琦充枢密使，盖以琦忠义，必能当此重事，仁宗可之。自后继有议论，未几，臣得请判河南府，尧臣寻卒。”

　　窃寻同老之言，谓：“仁宗不豫七十余日，内外寒心，尧臣与文彦博、富弼求立英宗皇帝为嗣，又率同列求罢免，仁宗感悟许之。彦博令尧臣草制，定立英宗为嗣，而仁宗渐安，遂少缓。”彦博则言：“仁宗服药罢朝两月余，至四月初，圣体康安，尧臣乃与臣及刘沆、富弼窃议，朝廷根本不可不早定，因问尧臣必得贤嗣之言，尧臣以指书案，作英宗藩邸旧名。翊日，臣等具奏，以时立嗣，仁宗欣然嘉奖。臣等再三论奏，尝选贤者育于宫中，计无易此，仁宗首肯之。退令尧臣密作诏意。翌日，复申前请，仁宗曰：‘朕意已定矣，卿等无忧。’”是说与同老之言前后抵牾，自相矛楯，灼然易见。

　　兼详彦博所陈，则仁宗未尝拒而不纳，何因尧臣率同列求罢免，以必冀开纳？此固不可信者一也。又所草诏意，将有待于得请而进呈以行也，彦博言“仁宗云，朕意已定矣”，同老亦云“仁宗感悟许之”，则彦博、尧臣等何为不奏知已草诏意，乞遂行之？此固不可信者二也。且建请立宗室为皇嗣，天下之事无大于此者，其危疑机会，间不容发，肯容大臣方共谋议，已窃草诏命而藏之私家，殆如儿戏？此固不可信者三也。又四月建请，而仁宗言“朕意已定”，彦博所言“臣等得此意旨，谓无疑矣”，何至八月乞召韩琦为枢密使，欲当重事，而继有议论，直至彦博补外、尧臣身死，而竟无定议？则所谓仁宗“欣然嘉奖，朕意已定”者皆为何事耶？此固不可信者四也。同老又言：“道过北都，彦博语及尧臣忠义，乃言“与富弼皆当日协心论议之人，难于自发明。”推迹此言，恐涉相期附会之意，此固不可信者五也。又富弼于治平中辞免进官表云：“窃闻制词叙述陛下即位时，以臣在忧服，无可称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书日，尝议建储，以此为效，而推今日之恩。嘉祐中，臣虽曾泛议建储之事，仁宗尚秘其请，于陛下则如茫昧杳冥之中，未见形象，安得如韩琦等后来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如弼此言，则何有至和三年与尧臣、彦博坚请立英宗皇帝为嗣之事，此固不可信者六也。

　　又韩琦初作宰相日，有札子言：“近岁已来，内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临御四海三十余年，而皇嗣未育，天下无所系心，乞于宗室中择幼而可教者，权以为嗣。臣愚窃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兹事至大，当独断于圣心。如陛下素有所属，已得其人，则望宣示中书、枢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望。”观琦此奏，方以择宗室为嗣，且言“如已得其人，望宣示而行之”，则至和中决无定议明矣。同老乃以琦谦挹不自有其功，谓圣意先定，遂取以为其父之功，何其不仁之甚，狂妄之极耶！

　　又李清臣状琦之行，曰：“仁宗春秋高，继嗣未立，天下以为忧，虽或有言者，而大臣莫敢为议首。公数乘间乞选立皇子，他日，复进曰：‘惟万世之业，不可不虑。臣备位冢宰，思所以报陛下为无穷计，宜莫先此。’上顾曰：‘后宫一二欲就馆，卿其无亟。’后诞育皆皇女。公一日挟孔光传进对曰：‘汉成帝立二十五年，无继嗣，立弟子定陶王为皇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乎此哉？太祖为天下长虑，福流至今，况宗子入继，则陛下真有子矣。惟陛下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矣。’仁宗感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力辞，公复启曰：‘陛下属之以大任而不肯当，盖其沉远详重，识虑有以过人，非有他也。且名未正，尚得以辞，名体一定，父子之分明，则浮议亦不复得摇矣。’仁宗欣然曰：‘如此，则宜乘明堂大礼前，亟立为皇子。’又诏学士为诏书，学士亦请对，然后进藳。”由此观之，尧臣辄草诏意藏之私家，以天下大事为儿戏然，岂亦常窃议而妄作之，终不敢建言而死，故其遗藳虽在，亦何足为功，但足彰其愚妄之罪尔。用此欲以揜琦之大勋，天下之人固未有信之者，况天地鬼神临之在上，岂可欺也？

　　加以神考圣作之碑，最著于天下，其略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皇嗣未立，天下共以为忧。大臣顾避，莫敢为上言，公乘间进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他日，又言：‘汉成帝在位二十五年无子，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子。陛下聪明睿智，奈何久不决也？’始以英宗判宗正寺。英宗恳辞不就命，仁宗以问公，公曰：‘名分之未定，去就之所难也，臣窃忧之。’帝悟，遂立为皇子。”由此论之，谓因尧臣论议绪余，决定大议者，妄也。又太常谥议，谓：“琦素蕴忠义，尊立明圣，固天下之本，延生民之命，顾大臣所不敢议，而身先之。”彦博自为祭琦之文，亦曰：“正朝廷于指顾，定社稷于须臾。”然则琦之殊勋伟烈，虽平、勃、霍光不足比伦，而尧臣碌碌备位之人，曾何足算，顾足预于此乎？

　　若夫包拯、范镇、司马光、吕诲、王陶则皆能抗论激切，以天下为忧。包拯则曰：“方今大务，惟根本一事。根本若固，则枝叶之患何恤？”吕诲则曰：“周爰忠谠，审择宫邸，以亲以贤，稽合天意。”范镇则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陛下宜择宗室贤者，以系天下人心。”司马光则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以未有继嗣，立弟之子定陶王欣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过之，岂可不为宗庙社稷深虑哉？况今亦未使之正东宫之名，但愿陛下自择宗室仁孝聪明者，养以为子，使天下皆知陛下意有所属，以系远近之心。”王陶则曰：“去岁，陛下发德音，稽故事，择宗室，使知宗正寺。厥后成命稍稽，四方观听，岂免忧疑？”是数人者，则皆忧国忘身、摅意敢言之人，其言则著闻于世，非如同老所讼尧臣私窃计议，而未尝敢发之事，妄欲希觊恩赏，而欺诬白日者也。

　　臣昔在疏远，传闻同老之疏与朝廷褒称之诏，以为尧臣真有援立之功，而韩琦定策乃为绪余之论。臣于是时，窃怀愤懑，深叹真主在上，而小人诈险得行，自伤其身卑贱，无路叩阍，隳裂肝胆，以明大义。因往来四方搜采公忠信实之言，以质其真伪，前后所得诏敕、碑志、表状、书疏、传记、谥议、祭文等凡二十余篇，参考本末，可谓详矣。今备数言路，稔闻史臣论撰先帝实录，未能决议者，在此一事。夫信史之作，垂训万世，苟史臣顾避，不敢建明是非，而并载方册，传疑于后，恐不足为一代之典，其体不轻。臣是以敢触冒雠怨，援据实理，陈天下之公言，非特发韩琦千载之忠实愤懑，诚欲敬述仁宗与子之盛德、英皇丕承之休烈、神考追述之善志，圣谋如皦日丽天，后世无敢窃议而献疑者，臣虽陨身，死无所恨。伏望圣慈深赐省览，推春秋善善之法，明诏史臣，直笔无隐，以伸正论，天下幸甚！

　　贴黄称：“同老碌碌庸人，见利忘义，固不足责，所可惜者，韩琦于仁宗皇帝有君臣千载之遇，故以身任天下，独建大议，援立圣明，以安社稷，垂福无疆，声名事业，近古未有，一旦无根横议，攘而取之，亏忠义之实，悖廉逊之风，所损岂小哉！且君子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臣窃伤一代名臣，其志与名皆遭掩蔽，是以剖心折肝，终究其说，使贤德晦而复明，公议缺而复著，诚有补于仁圣之治，伏乞哀怜幸察。”又称：“议者谓韩忠彦方在政府，而臣论辩其父勋劳，恐招附会之言，无乃避其形为是乎？臣则以谓不然，盖天下公议为之标的，若谓忠彦形迹可避，孰与文彦博位势极人臣之贵乎？夫天下以为忠义之事，人有盗而揜之者，忠义之人所当痛心疾首，如救焚溺，惟恐白之不早。使规规小嫌是畏，而为自全之计，是公朝无敢言之士也。恭惟太皇太后仁圣聪明，如韩琦定策大事，必闻之最详，伏望浚发德音，宣示史臣，俾直笔传信，为万世法，岂不尽善尽美哉？臣不胜昧死祈天之至。”又称：“范镇凡十余疏，皆在至和三年五月已后；吕诲、司马光之言，皆在嘉祐六年；王陶之言，又最近后。果如王同老所陈，已有定议，则此数人何为激切开陈如此之至耶？犹足验其狂妄不实。陛下纂承大宝，实自太皇太后推明先帝与子之意，而蔡确辈尚敢希冀盗取定策之名，盖其窃迹有自来矣，不可不察也。国史今已垂成，若不早赐降出臣此疏，使之决疑传信，则恐他时不免追改，其事不细，所宜深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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