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三年十一月

元祐三年十一月(1)

　　十一月癸卯朔。

　　甲辰，三省、枢密院言：“检会都水使者王孝先状：‘伏思大河决塞不常，为国之患屡矣。比自小吴之决，遂失堤防，贻患为甚。欲乞于西岸上自北京内黄第三埽，先起截河堤一道，与旧河孙村口相照，仍相度于樊河第三河靠水作缕河小堤，闸断河门，于大名府南第四铺下至孙村口北，仿往时作汴河规模，开修减水河一道，分杀水势，东趋入海。’寻召到孝先及俞瑾等，令陈述利害。据孝先等称，除孙村口外，更无不近界河可以回河入海去处。其孙村口欲作二年开修，今冬先备旧堤梢草一千万束，来春下手，先开减水河，分减水势，所用兵夫已有前申定数。至元祐五年方议闭塞北流，回改全河入东流故道。已令孝先等供结罪保明状讫。看详除预备旧堤物料便可施行外，所有元祐五年闭塞北流，回全河入东流故道，并来年开减水河，虑别有未尽利害，欲差官躬亲相度，具经久利害，诣实奏闻。”诏：“差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事中赵君锡躬亲往彼相度，并具的确利害，画图连衔保明闻奏。如孙村口不可开河，即别于不近界河踏逐一处，亦具保明奏闻。”（开河事始末，按实录所载殊不详，今取范百禄奏稿具载之，庶后世有考焉。九月五日，苏轼云孝先欲于北京南开孙村河，欲夺河身以复故道。然则孝先建议必在九月五日前矣。元符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工部状可考。）文彦博、吕大防、安焘三人者，实主回河议，范纯仁独以为不然。主议者谓纯仁曰：“某累官河北，河上利害，晓之熟矣。公足迹未尝及河北，安知其利害？”纯仁曰：“利害则非纯仁所知，至于水性趋下，则不待到河北而知也。纯仁不敢坚以回河为不然，但以边事未宁，百姓尚困，国家府库财用有限，主上初即位，垂帘之际，兴此大役，安得不审谨乎！”乃议再遣百禄、君锡按视。（明年正月十二日入对。累官河上，盖彦博也，当考详正言之。）

　　签书枢密院事赵瞻又言：

　　臣伏奉圣旨同议河事，然执政诸人皆未尝亲见河流地势深浅高下，故不敢决执其可回故道与不可回者，虽有议论，亦但是遥度，非有实据也。故今遣范百禄、赵君锡专往河上，行视其地，至则朝廷方决施行。臣议有五，敢预言之：

　　若百禄等所定合行回河，既得的确，朝廷必当信行，更不别听议论。即须依元计所用旧岸新开物料都数，作三年限，渐次收买。既是和买，即当严饬州县勿令配民。盖不遽行收买，则价不翔贵，故必缓期。又所兴工役，以河北连年灾伤，止可只科年例夫数，接续开掘，修治有绪，故限之三年，乃可以成，欲速则民力不胜，必致逃亡，别起事端，不可不虑。昔祥符中议滑州河事，亦先开减水河口，尚历数岁，至天禧三年方书毕工，足明大役难以遽兴。此其一也。

　　京东、河北累岁饥歉，民多流移，近兖州称民有夫妻相食，而村野新殡，率被发掘，啖其尸肉。使天下生灵有至于此，而议者犹欲配夫出钱，州县且将敛率，鞭棰驱索于门，臣遽闻之，痛切骨髓，以陛下慈仁，必当为之深恤，尚肯迫其货物耶？谨按周礼荒政之聚万民，则曰薄征弛力，今乃重之，故臣望朝廷宽其夫役，三数年后，俟得岁丰家给，则民和而事集，此乃臣子所不敢避谴谪而深言之者。此其二也。

　　若百禄等相度到孙村及上下并无回河去处，即亦须不惑前议，遂当速罢兴修及收买物料，则不损国用，不疲民力。况朝廷内外经度，可谓至矣，盖亦无如之何矣。虽有设险之意，无险可设，则险非可造之物也。止可疏导下流，自乾宁军由大禹所治徒骇、鬲津，见行河道，勿使壅遏，东入大海，接连界河、塘泺，亦足以为边境之巨防矣。议者惟虑它日河更北徙而失中国之险者，兹未易量，当俟河徙而议之可也。此其三也。

　　议者谓黄河为中国之险，今入北界，则失限隔，以为机事之极大，国论之最远者，非臣浅智之能识，而謏闻之敢议也。然臣窃疑之，虽尝有所辩，而未得其确论，辄愿粗陈于前者。尧、舜都蒲、冀，周、汉都咸、镐，历年皆数百，而不闻以黄河障外国，盖王者恃德不恃险也。今谓前日澶渊之役，若非大河，则敌南抵都城矣，此又不然也。澶渊之役，盖以庙社之灵，章圣之德，寇准之谋，威震北人，射中大帅挞兰，北人乃请和而退，岂独云河之力邪？如晋时河固在澶渊，而匈奴入塞，安能抗之哉？朝廷若内用贤辅，外有名将，则燕蓟非其所有，岂便窥中国耶！就如能为限隔，使北人外扰河北，旁连河东，则京师可得安居乎？臣之此论，特为按河者以为河不可回而言之，深虑圣意骇闻失险之言，虚积宵旰之忧，故极言之。此其四也。

　　朝廷始以王令图之说，欲开澶州旧河及孙村口，遣李常按视，以为不可而止。后张问往行，又请开孙村，而韩绛极言其害，遂亦报罢。去岁以顾临为河北都转运使，专主河议，乃欲开鱼池埽，闻者骇之，悉谓难行。王孝先又乞治孙村以回河，即召谢卿材、张景先会议，意又异同。今更敕百禄、君锡同行相度上下口岸，要须开决河流，于近南州军回使趋海。固哉议也！自李常至谢卿材凡四议矣，一使相度不可，而再使人往，再言不可，则三使人往，三言不可而四矣，四又言不可，及今则五矣。若又不可，则遣使无已，是必得一人顺此意而后乃止尔。历观前代国家议事，未有如此之固也，如此乃是皆不用使人之言，而回河计已决矣，不可止矣，违遣使之本意也。此其五也。

　　臣惟邦计民力是念，伏望陛下留神详览焉。

　　瞻又言：“臣近日帘前同进呈文字，窃见三省所奏，为修河欲只作减水河，于元料合用人夫裁减分数，自昨来都水监丞及都省两次几减一半以上。既不回河，只且减水，即于第四铺、孙村口河道内自合裁减夫数，其北流依旧通行，岂可大减工料？兼云令修河司通那使唤，尤为不可。昨来修河司指北流宗城口焦家堤决溢，谓欲回河以纾其患。今既不从其说，则本司惟喜北流有决，资为回河之议，安肯那移人夫修葺堤防，使之坚固？必且幸其水患，损坏民田，冲注塘泺，取以为辞，不复顾恤生灵被害之苦，深为不便。今监丞虽领北流，然是修河司使者属官，实难执守。窃缘北流数年，并不曾修全堤埽，以致昨来宗城口焦家堤、南宫上下埽相继溃决，此理当然，固不足怪。若更减却夫工，何以枝梧？朝廷若诚欲且开小河减水，未便闭塞河身，即乞令修河司结揽通认北流，将来分擘与元计人夫物料，以防疏虞，庶其公共承当河事。不尔，别委知晓河事官一员行都水丞事，不隶本监，专主回河，马头以北河岸，用元计料合使人夫物料修治堤埽，以备将来决溢，即责任有在，可保经久。”

　　范纯仁又言：“水官不候相度可否，便计买先修旧河埽梢草一千万束，用钱近四十万贯，此是将寻常价例约度。今来立限要二月中有备，则必诸州争买，价例更高，不惟所用钱物浩大，官吏逃责，恐不免劳扰。既称开减水河只要试探水势，已计梢草若干万束，内若干旧有，若干今买，即来春所用兵夫须与梢草相称，方能了当。其开减水河本只欲试探水势，已费财用如此，将来回复大河，塞决口，都未曾议及，此正臣前所谓用过财力既多，欲罢不能之端也。前来与执政入买一千万梢草文字已画可降出，有中书舍人彭汝砺议欲候相度见可开然后收买，其意亦在安民惜费。盖于义理当然，望陛下特赐采听。兼议者始谓今年丰熟，草梢易为收买，臣思之唯是草一色岁丰易得外，其梢既不近山，多是人家园林，凶年方肯斫卖，丰年却恐难得。况大河既未全复，物料自当减数，设欲预备，亦须渐次计置。”

　　中书舍人彭汝砺言：“臣看详孙村回河事，自王令图首议，后来经户部侍郎李常、冯宗道等，又经天章阁待制顾临及陈佑之相度，及其他臣僚上言不一，淹久未决。今年十月，都堂召河北转运使谢卿材、都水使者王孝先等合议，逐人所见不同，是致今来遣使，谓当尽付前后臣僚申陈利害事件，及计会逐路监司参详可否，然后可见利害之实。今来指挥即是以孝先之言为主，然尚令计会逐路监司详察可否，即是孝先所陈亦未为确论。王孝先之言未为是，则李常等言未为非。夫是非公器，非一人所能擅，利害系一国，当与一国共之，利害系天下，当与天下共之。今河议大臣可否者相半，近臣以谓不可者十六七，察于众人亦然。朝廷恐其难一，至烦陛下内降指挥。今来敕命惟是王孝先一说，众言屏弃不用，盖惟恐不复故道而已。臣以为不然，事之可为不可为天也，人不能胜天久矣。河事利害半天下，上系宗社，下系数十州人命。河非藏于山川，其道路形势，高下深浅，可见可测，其不可欺者如皦日。使可为也，而敢以为不可为，不可为也，而敢以为可为，是以国重事为玩戏。使者为聋瞽非人则可，苟有耳目，必不至此。臣闻之，天无心而万物生，圣人无心而天下治，是非并至，惟无心者能定。臣愚欲乞指挥相度河事官，尽取前后应干臣僚文字，计会逐路监司参详可否，如此则可为不可为立见，使有定议，众言自屈。譬之治讼，穷尽彼此曲直，然后情伪可见，刑罚可行，未有独用偏辞一说而能折狱者也。夫财力非出于天，出于民而已，中人之家，春夏有不能及耕种，饥寒有不敢辄衣食，以待上之政令赋役。使之有道，用之有名，民虽死不怨，或非其时，或非其义，怨疾且并作，此不可不审。京东、河北荐罹饥馑，去年苦寒，麦不及下种者十五六，今岁虽小熟，然流移者未复，病者未苏，赋役之作，尤须重惜。今回河议未定，所有指挥物料价钱，亦乞付相度河事官，候见得的确利害及合消得收买，即径仰施行。如此则议论得稳当。所有文字未敢行下，更乞详酌指挥。”（明年二月十一日，汝砺又论孝先，此奏即范纯仁所称汝砺意在安民惜费者。以苏辙第三奏考之，则买梢草文字竟行出也。）

　　户部侍郎苏辙言：

　　臣为户部右曹，领金、仓二部，任居天下财赋之半，适当中外匮竭不继之时，日夜忧惶，常虑败事。窃见左藏库见缗，一月出纳之数，大抵皆五十余万，略无赢余，其他金帛诸物，虽小有羡数，亦不足赖。臣之愚怯，常恐天灾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边鄙绎骚；河议失当，赋役横起。三事有一，大计不支，虽使桑羊、刘晏复生，计无从出矣，而况于臣之驽下乎！今者幸赖二圣慈仁恭俭，天地垂贶，诸道秋稼稍复成熟，虽京西、陕西灾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为深忧。羌人困穷，旋闻款塞。惟有黄河西流，议复故道，事阁经岁，役兵二万人，蓄聚梢桩等物三千余万。方河朔灾伤困敝之余，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劳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来岁。天启圣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转运司官吏，访以得失。近闻回河大议，已寝不行。（罢回河，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初得旨，不知辙所云指何时，若指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则并减水河亦罢修矣，当考。）臣平日过忧，顿然释去。然尚闻议者固执开河分水之策，虽权罢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则河北来年之忧，亦与今年何异。今者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哉。纵使两河并行，不免各立堤防，其为费耗又倍今日矣。臣闻自古圣人不能无过也，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举动，义当如此。今议河失当，知其害人，中道而复，本何所愧。虽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圣忧民之深，为之改过不吝。今乃顾惜前议，未肯旷然更张，果于遂非，难于迁善，臣实为朝廷惜之。

　　然臣闻议者初建开河分水之策，其说有三：其一曰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其三曰河徙无常，万一自北界入海，边防失备。凡其所以荧惑圣聪，沮难公议，皆以三说借口。夫河决西流，势如建瓴，引之复东，势如登屋，虽使三说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说皆未必然，臣请得以言之。昔大河在东，御河自怀、卫经北京，渐历边郡，馈运既便，商贾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灭，失此大利，谁则不知，天实使然，人力何及。若议者能复澶渊故道，则御河有可复之理。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压御河故地，虽使如议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则御河堙灭已一二百里，亦无由复见矣。此御河之说不足听，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涨溢，侵败秋田，滨河数十里为之破税，此其害也。涨水既去，淤厚累尺，宿麦之利，比之它田，其收十倍；寄居邱冢，以避淫潦，民习其事，不甚告劳，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势亦如此，远为堤防，不与之争，正得汉贾让治河之意。比之故道，岁省兵夫梢草，其数甚广，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赋役完复，为利不赀。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忧为东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涨水为害之说不足听，二也。河昔在东，自河以西郡县，与契丹接境，无山河之限，边臣建为塘水，以捍敌马之冲。今河既西行，则西山一带敌马可行之地已无几矣，其为边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议者尚恐河复北徙，则海口出北界中，造舟为梁，便于南牧。臣闻敌中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盖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势无徙移。臣虽非目见，而习北方之事者为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视，图画而知。此河入北界，边防失备之说不足听，三也。臣愿以此三说质之议者，则开河分水之说，诚不足复为矣。

　　又臣访闻今岁四五月间，河上役兵劳苦无告，尝有数百人持版筑之械，访求都水使者，意极不善，赖防逻之卒拥拒而散。盛夏苦疫，病死相继，使者恐朝廷知之，皆于垂死放归本郡，毙于道路者不知其数。若今冬放冻，来岁春暖，复调就役，则意外之患，复当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能罢此役哉！今建议之臣耻于不效，而坚持之于上，小臣急于利禄，不顾可否，随而和之于下，上下胶固，以罔朝廷。其间正言不避权要，才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职，亦不敢尽言。臣以户部休戚，计在此河，若复缄默，谁当言者？惟断自圣心，尽罢其议，则天下不胜幸甚。贴黄：“臣访闻河北转运司今年应副开河费用钱七万三千余贯，粮十七万余石，梢草一百五十二万余束，方灾伤之后，极力刬刷，先了河事，后及经费，极为不易。若使今年不兴河役，则上件钱粮梢草别将应付它事，固已有余，深为可惜。虽已往之事不可复追，而来年不可复使河北重有此费。”

　　辙又言：

　　臣顷闻朝廷议罢回河，来年当用役兵开河分水。（用役兵开河引水，乃三年二月八日德音，恐辙所云又非此也。）臣以为天下财赋匮竭，河朔灾伤之后，民力未复，未堪此役，辄奏言不便。既而采察众议，闻河北转运使谢卿材到阙，昌言于朝曰：“黄河自小吴决口，乘高注下，水势奔快，上流堤防无复决溢之患，而北流湍驶，行于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请不役一夫，不费一金，十年之间，保无河患。”大臣以其异己，罢归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画回河之计。三人利在回河，虽言其便，而亦知其难成，故于议状之末，复言若将来河势变移，乞免修河官吏责罚。都下汹汹传笑，以为口实。盖回河之非，断可知矣。然近日复闻内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复故道，终为河朔之患。外廷疏远，不知此说信否。（内批见十月二十六日。）然众心忧惧，深恐群臣由此观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职在财赋，忧责至深，不敢畏避诛戮，愿毕陈其说。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讲之熟矣，虽大臣固执，亦心知其非，无以借口矣。独有边防之说，事系安危，可以竦动上下，伸其曲说。陛下深居九重，群言不得尽达，是以迟迟不决耳。昔真宗皇帝亲征澶渊，拒破契丹，因其败亡，与结欢好，自是以来，河朔不见兵革几百年矣，陛下试思之，此岂独黄河之功哉？昔石晋之败，黄河非不在东，而祥符以来，非独河南无北忧，河北亦自无兵患。由此观之，交接敌国，顾德政何如耳。未闻逆天之性，引趋下之河，升积高之地，兴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为设险之计者也。昔李垂、孙民先等号知河事，尝建言乞导河西行，复禹旧迹，以为河自西山北流，东赴海口，河北诸州尽在河南，平日契丹之忧，遂可无虞。今者天祚中国，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决溢，渐及敌境，虽使异日河复北徙，则敌地日蹙，吾土日舒，其为忧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过计，以为中国之惧，遂欲罄竭民力，导河东流，其为契丹谋则多，为朝廷虑则疏矣。

　　议者或谓河入敌境，彼或造舟为梁，长驱南牧，非国之利。臣闻契丹长技在于鞍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系桥，当先两岸进筑马头，及伐木为船，其功不细。契丹物力寡弱，势必不能，就使能之，今两界修筑城栅，比旧小增，辄移文诘问，必毁而后已，岂有坐视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设契丹遂成此桥，黄河上流尽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战舰，养兵聚粮，顺流而下，则长艘巨缆，可以一炬而尽，形格势禁，彼将自止矣。臣窃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陈此说，意其谋已出口，重于改过，而假此不测之忧，以取必于朝廷耳。不然岂肯于天下困敝，河朔灾伤之后，役数十万夫，费数千万物料，而为此万无一成之功哉？

　　夫大役既兴，势不中止，预约工料，有少无多，官不独办，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数倍，公私费耗，必有不可胜言者矣。苟民力穷竭，事变之出，不可复知，饥饿相逼，必为盗贼。昔秦筑长城以备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设险，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劳变生，其计又在秦下，异日虽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数年休养民物，如恐伤之，今河已安流，契丹无变，而琼森疮痏以扰之，非计之得也。故臣愿陛下断之于心，罢此大役，惟留神察之。自河决小吴，于今九年，不为不久矣，然敌情恭顺，与事祖宗无异。陛下诚重违大臣，姑复以三年观之，事久情见，大臣之言与天下公议，可以坐而察也。臣不胜区区忧国之诚，干犯斧钺，死无所避。贴黄：“朝廷已遣范百禄、赵君锡出按回河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议，事势甚重，中外谁不观望风旨？百禄等虽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为身谋，能以实告也，故不避再渎，复为此奏。非陛下断之于心，天下之忧，未知所底也。”

　　辙又言：“近者闻有内批降付三省，言黄河若不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初闻此旨，中外无不惊愕，以为黄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横议，欲壅而复东，异同之论，方相持未决，而此旨复降，臣下观望，谁敢正言？方众心忧疑之际，旋闻复有圣旨收入前项批语，群臣释然，咸知陛下虚己无心，欲求公议，深得古先圣王改过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乐告善道之意。然臣窃闻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桩京东新法盐钱三十五万贯，指挥河北收买开河梢草，继又商量调拨来岁开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复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禄等按行河事利害，若开河之议可行无疑，则安用遣使？若犹遣使，则开河之议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门，而一面收买梢草，调拨役兵，则是明示必开之形，欲令使者默喻欲开之旨。臣虽愚暗，窃恐非陛下虚己无心，欲求公议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挥，收回买草、发兵二事，使范百禄等明知圣意无所偏系，得以尽心体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误国计。今中外财赋匮竭，见钱最为难得，新法盐钱虽不属户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轻用。况河北灾伤之余，明年大役决不可兴，虽如今岁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役苦财伤，为害已甚。将来若范百禄等以开河为便，犹当计较利害，宽展岁月，调兵买梢，皆非今议所急。若范百禄等以开河为不便，则聚兵积梢，梢草轻脆，稍经岁月，化为粪壤，皆非计也。况所用梢草动计千万，一时收买，价必踊贵，若止令和买，则所费不赀，必非止三十五万贯可了，若令配买，则河北灾伤之余，民间大有赔备，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虑也。臣受圣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微，窃不自量，再三干预国论，罪当万死，不敢逃避。”（鲜于绰传信记当考。调兵、买草二事，不知后来竟曾罢否，买梢事即彭汝砺所论者。）

　　皇伯祖前彰化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高密郡王宗晟特起复如故，宗晟凡四辞，并赐诏不允。翰林学士苏轼言：“谨按宗晟饬行有素，持丧中礼，所辞恩命已四不允，而宗晟确然固守，其词愈哀，且曰：‘念臣执丧报亲之日短，致命殉国之日长。’出于至诚，可谓纯孝。臣闻宗晟未经祥练之变，且无金革之虑，孝治之朝，宜听所守，因以风厉宗室，庶皆守礼笃亲，顾不美哉！若以宗正之任恐难其人，亦当差官权摄，须其从吉，复以命之。臣忝备禁从，不敢不言，所有不允诏书，臣未敢撰。”乃听宗晟终丧。（听宗晟终丧，在闰十二月二日，今并见于此。十一月二十日甲辰宗晟起复。）\208 左中散大夫晏知止为主客郎中。（司马光荐知止，累外任知州、监司，及今乃入为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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