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二年（1087）正月(2)

元祐二年（1087）正月(2)

　　庚午，翰林学士苏轼言：

　　臣近以试馆职策问为台谏所言，臣初不敢深辩，盖以自辩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窃闻圣明已察其实，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义，身非己有，词穷理尽，不敢求去，是以区区复一自言。

　　臣所譔策问，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齐、鲁，后世皆不免衰乱者，以明子孙不能奉行，则虽大圣大贤之法，不免于有弊也。后有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废，核实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无观望希合之心，则虽文帝、宣帝，足以无弊也。中间又言六圣相受，为治不同，同归于仁，其所谓偷与刻者，专谓今日百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识朝廷所以师法先帝之本意，或至于此也。文理甚明，粲若黑白，何尝有毫发疑似议及先朝？非独朝廷知臣无罪可放，臣亦自知无罪可谢也。

　　然臣闻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亲者，母子也；不惑者，圣贤也。然至于窃鈇而知心目之可乱，于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于拾煤而知圣贤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数十，而圣断确然深明其无罪，则是过于心目之相信、母子之相亲、圣贤之相知远矣。德音一出，天下颂之，史册书之。耳目所闻见，明智特达，洞照情伪，未有如陛下者。非独微臣区区欲以一死上报，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欲碎首糜躯，效忠义于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独臣受暧昧之谤，凡天下之为臣子者闻之，莫不以臣为戒，崇尚忌讳，畏避形迹，观望雷同，以求苟免，岂朝廷之福哉？

　　臣自闻命以来，一食三叹，一夕九兴，心口相谋，未知死所。然臣所譔策问，似实亦有罪，若不尽言，是欺陛下也。臣闻圣人之治天下也，宽猛相资；君臣之间，可否相济。若上之所可，不问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问曲直，下亦否之，则是晏子所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孔子所谓“惟予言而莫予违，足以丧邦”者也。臣昔于仁宗朝举制科，所进策问及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对访问，退而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臣之区区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贤，可否相济，盖如此也。伏睹二圣临御以来，圣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衔戴恩德，固无可议者。然臣私忧过计，常恐百官有司矫枉过直，或至于偷，而神宗励精核实之政渐致隳坏。深虑数年之后，驭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而意外之忧有不可胜言者。虽陛下广开言路，无所讳忌，而台谏所击不过先朝之人，所非不过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济水”，臣窃忧之。故辄用此意，譔上件策问，实以讥讽今之朝廷及宰相、台谏之流，欲陛下览之，有以感动圣意，庶几兼行二帝忠厚励精之政也。台谏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则斧钺之诛，其甘如荠。今乃以为讥讽先朝，则亦疏而不近矣。且非独此策问而已，今者不避烦渎，尽陈本末。臣前岁自登州召还，始见故相司马光，光即与臣论当今要务，条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者诸事，皆上顺天心，下合人望，无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何则？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光闻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计将安出？”臣即答言：“法相因而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昔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之卒。自迩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户率出钱，专力于农，虽有贪吏猾胥，无所施其技。坊场、河渡，官自出卖，而以其钱雇募衙前，民不知有仓库纲运破家之祸，此万世之利也，决不可变。独有二弊：多取宽剩役钱，以供他用；实封争买坊场、河渡，以长不实之价。此乃王安石、吕惠卿之阴谋，非先帝本意也。公若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事易成。今宽剩役钱，名为十分取二，通计天下乃及十五，而其实一钱无用。公若尽去此五分，又使民得从其便，以布帛谷米折纳役钱，而官亦以为雇直，则钱荒之弊亦可尽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则公又何求？若其未也，徐更议之，亦未晚耳。”光闻臣言，以为不然。

　　臣又与光言：“熙宁中，常行给田募役法，其法以系官田及以宽剩役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边郡弓箭手。臣时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圣意所建，推行未几，为左右异议而罢。今略计天下宽剩钱、斛约三千万贯、石，兵兴支用，仅耗其半。此本民力，当复为民用。今内帑山积，公若力言于上，索还此钱，复完三千万贯、石，而推行先帝买田募役法于河东、河北、陕西三路，数年之后，三路役人可减大半，优裕民力，以待边鄙缓急之用，此万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犹以为不可。

　　此二事，臣自别有画一利害文字甚详，今此不敢备言。及去年二月六日敕下，始行光言，复差役法。时臣弟辙为谏官，上疏具论，乞将见在宽剩役钱雇募役人，以一年为期，令中外详议，然后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即用旧人，仍一依旧数支月给；重难钱以坊场、河渡钱，总计诸路，通融支给。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详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辙前议，先与本局官吏孙永、傅尧俞之流论难反复，次于西府及政事堂中与执政商议，皆不见从，遂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之意，因乞罢详定役法。当此之时，台谏相视，皆无一言决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许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变法许雇，天下皆以为便，而台谏犹累疏力争。由此观之，是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也。

　　臣为中书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宁以来不该赦降去官法，凡数十条，尽欲删去，臣与执事屡争之，以谓先帝于此盖有深意，不可尽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监司守令告词，皆以奉守先帝约束，毋敢弛废为戒，文案具在，皆可复按。由此观之，臣岂谤议先朝者哉？所以一一缕陈者，非独以自明，诚见士大夫好同恶异，泯然成俗，深恐陛下平居法宫之中，不得尽闻天下利害之实也。愿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损所有余，补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识忌讳，虽赐诛戮，死且不朽。

　　辛未，傅尧俞、王岩叟入对，论苏轼策题不当，曰：“汉、唐以来，多少策题，无有将祖宗与前代帝王比量长短者。策题云：‘欲师仁宗之忠厚，则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若当时百官有司皆不举其职，不知仁宗在上却何所为，乃是全然荒怠，致得百官有司如此。果如此，因何成得四十二年太平，至今耆老言之，犹往往流涕？仁宗何负，却言不如汉文？”

　　尧俞既读札子竟，太皇太后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且休。”对曰：“此虽数句言语，缘系朝廷大体，不是小事，须合理会。”又曰：“苏轼不是讥讽祖宗。”对曰：“若是讥讽祖宗，则罪当死，臣等不止如此论列。既止是出于思虑言词失轻重，有伤事体，亦合略有行遣。譬如误入禁门，于法罪亦不可轻。何则？君臣上下之分不可不严也。今若不以此事为戒，他日有一人指斥乘舆，而云本出于误，亦可恕否？陛下虽欲恕之，七庙威灵在上，岂得容恕！昨执政于都堂对臣等皆言苏轼不是，既知不是，岂可却教朝廷做不是底事？又岂有朝廷明知不是，却抑言事官要休？若寻常人私事则可休，朝廷事则不可如此。臣等为朝廷持风宪，若凡所论奏常指挥令休，要将安用耶？是臣等坏却风宪，更有何面目居职。真宗朝，知制诰张秉譔一叙用官制辞云：‘顷因微累，谪于荒遐’，真宗览之曰：‘如此，则是先帝失政。’遂罢其职。今所论苏轼，若是臣等分上私事则可休，事干祖宗、干朝廷，臣等如何敢休？朝廷若不行，被书在史册，后世视朝廷如何哉？传入四夷，必有轻慢朝廷之心，万一辽使发问，不知如何为答。”乃曰：“言事官有党。此朱光庭私意，卿等党光庭耳。光庭未言时，何故不言？”皆对曰：“有一人论之，且观朝廷行不行。中间或有差失，方当继言。昨朱光庭初言，朝廷有放罪指挥，则是朝廷行遣得正，自不须言。后见反汗，又是非颠倒，臣等方各论奏。”岩叟因于袖中取轼所譔策题，就帘前指陈。未终，帘中忽厉声曰：“更不须看文字也！”岩叟又进读札子，帘中极不以为然。尧俞曰：“如此，是太皇太后主张苏轼。”又厉声曰：“太皇太后何故主张苏轼，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岩叟曰：“陛下不主张苏轼，必主张道理，愿于道理上断事。适蒙宣谕，言事官有党，臣等不知有党无党，但只据事之是非论列。陛下亦只合看事如何，若心疑于有党，则必失事之实，既失事之实，即是非难辨。自古小人欲倾害君子者，君子无过，别无可以奈何，惟是指为朋党，人主遂疑，人主既疑，因而可挤矣。陛下不可不察也。此事是苏轼轻易不思，语伤大体，以致议论。若不正其罪，则此失却在陛下，陛下何苦力主此人，反自取后世讥诮？台官之职，只在触邪指佞，岂当却为人解纷？此意可察。”帘中曰：“策题是里面点去。”对曰：“闻是进入三首策题，其两首是邓温伯譔，最后一首是苏轼譔。陛下已爱其虚名，故点轼所譔者，必然不曾反复详览。则虽是点中，于陛下何伤？今既分别得事理明白，陛下已知其虚名，不欲加罪，是惑也。陛下今不欲人言轼之短，假令司马光在，政事或失，不知合论与不合论。臣等所职是言责，所论只据是非，更不敢问其人。问著人，则须生私意。”曰：“今日改先帝事，何故不得问？”对曰：“修改政事，典形于文字不同，兼今日所改政事，皆是复祖宗旧法。况陛下下诏求民间疾苦者力改之，乃所以承祖宗之美，不知策题须得论耶，不须得论耶？陛下如此主张，臣等却如此力言，违忤陛下，以就罪责，不知臣等是何意，陛下可体察。况臣等与轼皆熟，素无怨雠，只知忠于陛下，要正朝廷事，使天下后世不能指议陛下，故都无所避。陛下只当责臣等不言事，不可戒约臣等令不言，恐天下窥陛下此意，阴相顾望，不肯尽忠于朝廷，更非朝廷之福。前日召臣等去都堂，外庭不知，皆言是奉圣旨召台谏官戒励，甚骇听闻。臣等被摧抑则不足道，却是损朝廷风宪，且愿陛下爱惜朝廷事体。陛下于苏轼所惜者小，则于言路所损者大不可不思风宪之地，非臣之私，乃陛下家事。陛下不崇奨，则臣等一匹夫耳。”帘中峻语曰：“待降责苏轼！”尧俞、岩叟皆曰：“此在陛下。假令暂责，随即召之，亦是行遣。”乃曰：“正待相度。”尧俞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乃所以为平。今待轼如此，轼骄，将何以使之？”曰：“便总由台谏官。”岩叟曰：“若台谏所言，陛下能尽听纳，自足以成陛下之美，台谏何预焉？”又曰：“但言不妨，行与不行须由宸衷。”岩叟曰：“如此，则是顺朝廷意者乃得行，恐非朝廷之福。尚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愿陛下常如此加察，恐逊顺陛下之言有非道之事。”岩叟又曰：“小人之欲破坏言路者多，陛下欲求言路则难，欲沮之则易。一沮之，则人将以言为戒，恐陛下不得尽知外事，愿加深察。”尧俞曰：“臣尽至诚告陛下，陛下不察，亦无可奈何，愿为国家更深思远虑。”遂下至台，尧俞与岩叟议待罪，乃同奏曰：“臣等今月十八日奏事延和殿，蒙宣谕谓臣等党附谏官朱光庭，弹奏翰林学士苏轼譔试馆职策题不当事，臣等误承厚恩，上辜任使，更不敢诣台供职，伏候谴斥。”自十九日各家居，已而却降出尧俞、岩叟札子付三省。（二十二日进呈。王岩叟朝论叙十八日入对时事，其初甚略，二十七日供职后，别叙初对时语言，方更详悉，但文字互换，颇有不同，其实不异也。今参考删修，只作一段，庶易于观览。盖二十三日既降各供职指挥，二十五日三人俱待班次，二十七日仍俱入谢，未必登对，亦无缘更重说许多也。）

　　司封员外郎盛侨为国子司业。国子司业旧止一员，于是更增其一，侨与黄隐并为之。（苏轼草词云：“先帝肇新辟雍，以养多士，于兹历年，学者云集，师儒之任，此亦重焉。是以增命乐正之官，以主司成之教。”）

　　殿中侍御史吕陶言：“近曾弹奏国子司业黄隐问学寡陋，操尚邪诐，行不知义，事不徇公，教化之地，非所宜处，伏请罢隐职任，未蒙施行。（陶前章附十月末。）臣谨按：隐叨冒学职，无以训导诸生，私枉之迹，众所不伏，嘲诮姗笑，諠闻庠序。近日考校私试文字，不与祭酒、博士公共去留，辄敢专纵，擢其婿张汝明为第二。升降高下多出其意，皆此类也。恭惟至治之世，为官择人，循名究实，咸欲宜称，虽一司、一局米盐簿书之责，不敢虚授，苟有旷废，必论其罪。而师表之官，风化渊源，乃以素履回险之人窃位久处，则士林何所法？臣属何所劝？伏乞检会臣前章及今所奏，早赐降出，以允公论。”又言：“隐平日阿私无状，固宜罢黜，况今盛侨已除司业，则隐不可尚处冗员，玷累教育之寄。伏请早赐施行。”久之，乃左迁隐为鸿胪少卿。（政目八月十五隐改鸿胪少卿，实录无之。曾肇集有制词云：“烦言屡至，士不诚服。”朱无惑萍州可谈云：“黄降与时宰韩绛同名，乃托故改名隐，清论贬之。”按：黄降以元丰五年正月除监察，八年五月迁殿中，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司业，皆非韩绛当国时。又“绛”与“降”音同而字别，恐无惑云云未可信。又八月十五，丁骘云云当并考。登科记：黄降，开封人，治平四年第四人及第。）

　　朝奉大夫章楶为吏部郎中。御史孙升言：“楶自成都府路转运副使有此除授。按：楶昨任荆湖北路提点刑狱司，内臣甘承立在本路肆为贪暴不法，残虐人命几千人。臣近闻公安县僧清愿者，经荆南陈状，于打造上供生活所收拾承立虐死无主工匠骸骨数百副，作大冢以葬之。道路闻者莫不痛愤。岂有仁圣在上，而承立小臣乃敢残虐人命至于如此！良有章楶在本路迎逢承立，以希进用，随意上下，无所不至。所部官稍违承立意，楶则随以他事劾之，故承立肆意虐人，无所忌惮，皆楶所致。臣窃以章楶职按一路刑狱冤滥，身寄朝廷外台耳目，坐视承立残虐平人性命，以为容纵，成就其恶，格不上闻，按楶之罪，重于承立。今承立虽流岭表，未足以偿冤命万分之一，而章楶置而不问，复被迁擢进用，何以惩小人之恶，为后来之戒？伏望圣慈详察，特降指挥罢黜，以慰存没之冤。”楶寻知越州。（四月二十二日知越州，盖除吏中未知改命。）

　　朝散郎黄景为职方员外郎。初，文彦博荐楚建中、李之纯、唐义问、范育、杜纯及景凡六人。景时知怀州，纯等皆擢用，彦博复以景为言，故有是命。（此据彦博奏札增入。）

　　校书郎黄庭坚为著作佐郎。

　　权知陕州陈侗为直秘阁、知梓州，侗辞之。（六月末，吕陶云云可考。）

　　诏看详诉理所：“应元祐元年明堂赦恩以前内外官司所断公事，情可矜恕者，并听于元限内进状诉理，依前诏看详。”（政目云，诏诉理所展至元祐明堂赦已前。）

　　诏：“助役钱只许支充补助役人费用，岁终具剩数奏。”（政目十八日事，新、旧录并无，当考详增入。）

　　壬申，诏：“明堂赦书条目甚多，皆所以宽恤下民。深虑吏奉诏不虔，其诸路转运司、开封府界提点刑狱司分按所部，纠不如令者。即监司违慢，令互察以闻。”（旧录有此，新录乃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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