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元年十月(3)

元祐元年十月(3)

　　十月己亥，礼部言：“占城国进奉大使布灵息弛琴蒲麻勿等乞续进方物。”从之。

　　户部言：“京都商税务取酌中元丰八年钱五十五万二千二百六十一贯七百二十八文立为新额，自元祐二年为始。”从之。

　　河东路转运司言：“上供钱物，惟三路不起发，盖沿边费用常自朝廷应副，比之自京支降，可免往回船运之费。今本路封桩禁军阙额请受，请立法止于逐路桩管，如有不可停贮物，即令提刑司变转见钱封桩。”从之。

　　庚子，端明殿学士、光禄大夫范镇落致仕，提举中太一宫兼集禧观公事，兼侍读。（镇加端明在二月十日己巳，此十月二十一日乙巳又降诏。）

　　大理寺言：“被旨根究军器监先乞市军器物料度僧牒，为钱计一十三万缗，而所差变买奉议郎刘仲昕等贩易欺弊，事连前军器少监蔡硕，请摄仲昕、硕等参对。”从之。（二年二月十六日断。）

　　金部员外郎穆衍充夏国祭奠使，诏曰：“故夏国主嗣子乾顺，维尔先人，世修职贡，讣音忽至，愍悼良深，相与诸臣，同增悲慕。惟忠可以保国，惟孝可以得民，各祗乃心，以服朕命。”（嗣子乾顺，政目于十月十六日书故夏国主秉常奏，又于七月十日薨，十一月十四日并二十四日可考。）

　　辛丑，都大提举成都府等路榷茶兼陕西等路买马黄廉言：“按元丰六年闰六月十三日并八年十二月七日朝旨，应缘茶事，于他司非相干者，不得关预。设使缘茶事有侵损违法或措置未当，即未有许令他司受理关送明文，深恐民间屈抑无由申诉。乞止依海行元丰令，监司巡历所至，明见违法及有辞讼事在本司者，听关送。应缘马事，亦乞依此。”从之。

　　荆湖北路转运司言：“准敕，刑狱、兵甲、贼盗事悉委提刑司；又准朝旨，诸路转运司兼管贼盗。本司如巡所部有器械损坏，合行修整，以致盗贼缓急差拨兵甲，若须候移文提刑司，恐后时别致败事。欲乞兵甲许本司通管，及遇巡按应甲仗库军器亦许点检施行。”从之。（新削去。）

　　侍御史王岩叟言：“伏见除知汝州章惇知扬州命下，累日物论喧然，以为未允。伏读告词，又不为经明堂恩霈，直是无故宠迁，臣愚不解此意。按惇以跋扈之材，怀怨望之志，肆行无礼，悖慢两宫，若正典刑，自当诛殛。陛下大度涵容，不加深罚，但罢机务，与之一州，又汝海善里，王畿近藩，物物便安，非为贬所。罪大责轻，公议已称其太幸，岂可曾未数月，遽易大邦？况大臣降黜，例是经年方有移命，又须考得罪之情重轻何如，亦未必经年便得易地。搢绅士大夫皆云：惇之凶慝，不独公卿大臣皆所忌惮，而朝廷似亦畏之，甚可怪也。臣窃惟皇帝陛下春秋方富，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帏，尤当严命令，肃政刑，立之风声，以重朝廷之势，不宜浸开姑息，稍自陵夷，以弱天子之威也。臣恐自此增强臣慢上之心，长群恶欺天之意，非国家之福尔。伏望圣慈深察臣言，特加裁处。”贴黄称：“惇告词中不言以恩移郡，必是非久别，欲引恩加之职名，以悦其心，乞陛下特赐省察。”（惇知扬州在六月庚寅，二录皆不载岩叟言章，当考。）左司谏朱光庭亦以为言。

　　壬寅，（十八日。）诏章惇依旧知汝州。（十一月二十四日，提举洞霄宫。旧录云：“光庭言惇在枢密府，于帘前悖慢失人臣礼。责官未踰年，遽移大郡，窃恐迁升无名，假借太甚。乞罢扬州新除，以协公议。”诏章惇依旧知汝州。新录因之。当求光庭全章增入。章惇女婿窦讷作惇行状云：“自汝州移知扬州，行至国门，以言者攻罢，复还汝州。”徽录、惇传，但书罢枢密，知汝州、提举洞霄宫，漏移扬州一节不书，疏略特甚。）

　　先是，左仆射吕公著等以惇父老，且自政府罢，既经赦宥，故迁之便郡，又欲以次甄叙诸放逐者，使各不至失所。既而言者交章谓惇不宜遽迁，语侵执政。太皇太后怒问：“主惇者谁耶？”公著前对曰：“众议也。”时惇子（宋朝要录：惇子持勾当京西排岸司。）又上书为其父讼冤，且侵执政，诏并责之。公著曰：“子之为父，何所不至。”乃止。惇被命将至国门，诏追扬州敕，复遣归汝州。自是当叙复者皆稍难矣。

　　同知枢密院范纯仁言：

　　臣近见执政议论，以章惇父年将九十，因明堂恩霈之后，欲请除一乡郡，使便其亲。臣但见其可裨仁化，不虑其他，遂共以为当然。继而闻三省奏上，陛下即赐允俞。臣以陛下天地之仁，念其垂年之亲，不录往咎，臣实喜不自胜，遂于帘前仰赞圣德，以谓自古臣子无如今日遭逢。继闻谏官有言，陛下遂寝前命，亦是圣心从谏之美。前日更蒙宣谕，此事三省有失思虑，戒其今后不得如此。臣愚恐有言者以谓朝廷所怒之人，不当遽有开陈；又谓执政都徇人情，必有主张之者，致烦陛下宣戒，敕谕丁宁。微臣固宜佩服圣训，然有未尽之恳，亦当罄竭敷陈。方陛下急于求治之时，是臣子知无不为之际，岂宜顾虑形迹，搐缩周防？今所用之大臣，多是老于患难，陛下奨之使进，尚恐心志不锐，思虑太周，若更戒使远嫌，则恐顾避保身，自防不暇。在陛下爱惜诸臣，则为恩德之厚，若使辅翊圣政，却恐事无所裨。盖人臣以匪躬自信为难，掩阿固宠为易，若今将容其所易，沮其所难，则其间希意顾望之人翻为得计，甚非朝廷之福。

　　臣昔见仁宗皇帝推委执政，一无所疑，凡所差除，多便从允，而使台谏察其不当，随事论奏，小则放行改正，大则罢免随之，使君臣之恩意常存，朝廷之纪纲自正，是以四十余年，不劳而治。况陛下方稽仁皇之治，圣度如天，从谏不倦，任贤不疑，录人之功，忘人之过，皆是自古人君所难。若便垂拱责成，逸于委任，台谏纠其误谬，侍从罄其论思，群臣一德一心，陛下无事，自然不须防虑，百职具修，坐致太平，垂休万世，天下幸甚。

　　凡人于富贵功名，皆愿乘时早立。近用一二执政，年皆六十已上或七十，正是余年无几。今幸遭逢陛下行尧、舜之政，擢居近辅，可谓千载一时。不于此时攀附神圣，早立功名，不知更待何日？岂肯别怀顾望，阿徇他人，自取上疑，以招危辱？在常情且无此理，况陛下以公望选择之人哉？其间或有进人不敢太速，责人不敢太深者，不过谓或当循致，不可黑白太明，却恐扇成朋党，害陛下和平之政耳。万一因此恐有间言，误陛下不细。

　　又蒙宣谕，譬如人家尊长所怒之人，卑幼岂可轻易宽解？臣愚以谓不然。盖人主之量，当如天地无所不包。众人所欲进退，则人主从而行之，所谓舍己从人，使无喜怒好恶之迹，不使奸人测见意旨，别生谗间，以惑聪明。古今尽然，商鉴不远，惟陛下稽察。唐魏征有毁其阿党亲戚于太宗者，帝使温彦博责征以不避形迹，远嫌疑，征谢曰：“臣闻君臣同心一体，岂有置公义，事形迹？若上下共由兹路，邦之兴丧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误矣！”以此可见自古君臣之间不当更事形迹，此陛下之所熟闻，臣敢引而言之。（承奉郎、勾当京西排岸司章持状奏：“臣伏闻父之于子，虽有过而不忘教诲；君之于臣，虽有过而不失礼数，盖恩义之施，不得不然也。臣子之于君父，虽数加责而不敢自弃，盖有所受而无逃于天地之间也。臣虽至愚，且世荷国恩，岂敢自弃？是以不避鈇钺之诛，而冒昧自陈。窃以臣父惇向因议论，遂致烦言，乃蒙圣慈不加深罪，出守汝海。非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照察保全之，若使群言得逞，将何所不至？深恩厚德，何以论报！比奉告命，移守维扬，窃读训辞，谓使不失亲庭之便。臣祖父俞年八十有七矣，祖孙父子所以感戴恩德者，又宜如何哉？此盖陛下以尧、舜之仁，天地之施，以优礼遇大臣而恩恤其私。命下之日，使臣辈感之极而不知涕泗之陨也。今闻传言，追寝前命，臣未知朝廷所以追寝之意。臣窃以扬州虽大藩，然自郎官皆可以为守，以臣父处之，即汝州与扬州亦何所异？盖是朝廷因大礼推恩，欲使奉亲庭之便，且以广朝廷孝治之意。今之追寝，必有误圣聪者，此臣所以不得默默也。臣窃以近事比之，台官王岩叟父荀龙自棣州移澶州，众人皆未知所以移之之意。在朝廷以澶、棣二州有何所殊，在荀龙于人材之中甚号阘宂，如此等人物，陛下必不尽记其姓名，是皆执政进拟，缘荀龙家在怀州，即澶州甚为近，荀龙当进呈之时，岂可谓欲使便其私？举此事足以见执政与台谏官互相交持，以欺罔陛下，而朋党相结之固也。陛下施恩惠，优遇大臣，欲使臣父便其私，则不可也；而执政、台谏互相结托，乃可行其私。伏愿陛下详察其情。又缘臣父在汝州，近因行气间风倒门扇，惊致左右手足麻痹，在假不领州事。臣方得此报，人子之心远闻亲疾，忧惶无地，见乞朝假往省。又闻朝廷有追寝之命，臣忧惶所以不敢不言者，切恐臣父所患未得便安，及追寝之命未到间，或已离次，虽复还任，必不能领职。于事理度之，虽欲求闲，即恐朋党之人又从而造为巧言，以欺罔陛下，臣父必不自辨，致陛下不能无疑也。臣又维国朝所以待前执政恩数甚重，设虽有罪，犹谨行之，岂容推恩移郡，而言者轻视国体，回大势如反掌耳。祖宗故事，臣虽不能熟闻，计必无此例。盖缘臣父禀性刚直，疾人之非，无所容忍，竭力向公，不负朝廷，每为同列所畏忌，而言者欲以深结执政用事者，故必极力攻，此所以深结于彼。伏愿陛下察臣之言，而验之已事。窃闻言者以谓臣父向在枢庭，帘前悖慢无礼，全失大臣之体。且臣父所论皆缘公事，岂有人臣自非病狂而敢悖慢无礼乎？设或论议之间，过有讦直，形于言者，不过如汲黯、朱云而已。以汉武帝尚能容汲黯，成帝尚能容朱云，而陛下之圣岂不能容哉？且如言者所云悖慢无礼，全无大臣之体，若谓悖慢无礼，岂止失大臣之体而已？其言无理，就此可见。且天子不可无诤臣，臣父以议论得罪，陛下不加重责而矜贷之，今又移以近乡之郡，使便亲庭，是陛下圣恩甚厚。而朋党之人曾不能推广圣意，使天下之人咸知圣德之宽大，反以朋党挟情相疾，用纵横捭阖之术，以悖慢无礼为说，欲以激怒陛下，此尤在陛下深察其情也。古人以谓巧诈不如拙讷，乐羊有功而见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盖乐羊之有功，巧诈也，而终以见疑；秦西巴之有罪，拙讷也，而终以益信。臣父之得罪，盖以拙讷。比者维扬之移，道须过阙，朋党之人恐因赐朝见之际，有以感悟发其奸，终以拙讷而陛下信之，故力为蔽障。乃不知臣父命未下之前，先以卧病不能视事，此臣又恐陛下未深照其底里也。臣虽至愚，服膺茂训，粗有知识，仰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恩厚德，所以爱育元元，革弊兴善，无所不至，诚尧、舜之用心也。而朋党之人沽名掠美，朝廷行一善事，更相推扬，皆掩有之。小民无知，归誉私门，而不知为陛下之德，臣窃疾之。伏愿陛下临照群情，总持权柄，无使朋党互相交结，弄权自恣。盖朋党上下相应，善为蔽欺。凡执政用事者所欲，必为使言者发其端，言者之所陈，执政者行其事。相为表里，公议壅隔，肆为欺罔，不可不察。此臣所常欲言，而恐言之轻，不足以感悟天听。古人以为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外远于万里。盖万里之情，行者百日而可闻，朋党比周蔽匿，情状终不复知，正谓此患也。方今朋党之患，在于言路之不广。且朝廷补谏员、任台官，其数非不多，而臣以谓言路之不广者，盖所任台谏之人，皆执政用事之党，凡有所言，唱出一口，则虽十数人犹一人也。夫以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之圣，从善如不及，纳谏如转圜，而言者不知所以图报，反敢肆为欺罔，向党背公，臣所以深病之。顷者司马光薨之后，既大礼假闲，垂帘之始日，谏官全院皆转，或别自外来，或内超除，是岂非用事者欲引党卖恩乎？言者曾无及此，他时有美除，若非其党，言者必有弹议，若除台谏，曾有人言，是以所除之人皆其党，是臣所谓言路不广也。古者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古者言路之广也如此。今者台谏之人与执政用事者结而为一，苟有阙失，朝廷何赖焉？伏愿陛下鉴其悃诚，赦其狂愚而详察之，幸甚！”贴黄称：“乞留御府，燕闲之间详赐省览。”章持奏状虽奸言不足录，然要见当日事，因附注此。王岩叟朝论云：“太皇太后谓持言执政欲陷其父。”今奏状乃无此，当考。王荀龙自棣州改澶州，政目在十月六日，实录不书。）

　　是日，（十月十八。）御史中丞兼侍读刘挚、侍御史王岩叟同入对。挚先进前，谢侍读之命，（八月十二日，挚兼侍读。）宣谕曰：“以卿有公望，故用卿。”就箔前四拜。岩叟即前，谢侍御史之命，宣谕曰：“以卿有材德，故任卿。”挚先进札子，乞罢武臣试换文资法，读讫，岩叟进札子，论听言与用人二事。又读挚奏：“差役事，近甚有人动摇，乞陛下守定差法。”岩叟曰：“司马光上章复差法，非司马光所造之法，乃是祖宗百余年行之已便之法。祖宗时，人情熙熙，天下安治，只以行此法。后因王安石误朝廷，行雇法，遂至纷然。祖宗法莫此最好。”又曰：“今只争‘差’字、‘雇’字，愿陛下既定‘差’字，便是祖宗法也。”挚又曰：“自陛下用司马光，天下弊事十去六七。今但修完，勿便移改。此人无毫发私。”太皇太后曰：“可惜！此人公正无毫发私，国家不幸。”挚曰：“司马光虽没，太皇太后如此至公，谁敢为私！昨罢章惇知扬州，甚合公议。”太皇太后曰：“章惇昨来得罪为无礼，岂可便移？”挚曰：“应是失勘会。”太皇太后曰：“应是差错。前时问他执政来，不知谁主张？”云：“为其亲老。”太皇太后曰：“若大辟罪人，为亲老不成不偿命？”对者曰：“于法，父母八十无兼侍，亦贷命。”挚曰：“国家典宪，于大臣不说如此。”岩叟奏曰：“若岁月合移，及若告词引明堂恩霈，则自不消论。”应曰：“极是，极是！岂可才半年便移？”又曰：“其子章持亦上书言执政者陷他父，故除扬州。今日三省进呈来。”吕大防言：“台谏官又言执政取悦章惇，其子却言陷其父。”太皇太后曰：“他乞留中，却与降出，教他执政辈知。”挚曰：“小子狂妄敢如此！”

　　挚遂言曰：“臣等有一事欲奏陈，此事体甚大。”岩叟曰：“缘为今来修神宗实录，须要合辨明。”挚曰：“此事太皇太后陛下合记得，不知当日英宗立为皇子，是至和间已定邪，直至嘉祐六年方定邪？不知宰相是何人？”太皇太后曰：“宫中必知是韩琦。已前文彦博、富弼辈虽曾言，只是乞选宗室贤者，几时敢指名！”岩叟奏曰：“既陛下分明知得此事子细，不胜幸甚。”挚又叙王同老上书之由，遂展读连衔一章。岩叟奏曰：“文字颇多，愿陛下少垂圣听。”读至半，又曰：“大臣言者岂敢指名，只是乞选立宗室耳。”至“宫中尝养二子”，又曰：“一人名宗实，昭成太子之第二子，仁宗尝与韩琦言道，较纯厚。”后又曰：“韩琦之功更不说也。见说富弼没胆不敢做，神宗只称文彦博，不言有乞建储之功，不谓曾指名也。神宗一子与韩琦做亲，便为报他功也。”又曰：“今为修实录，须煞好进取入来。”挚与岩叟皆奏：“乞陛下宫中子细看。”岩叟又曰：“此事若明，韩琦虽在九泉无所恨。”

　　挚又进曰：“今正人端士少，小人多，乞选正人在朝。”岩叟又曰：“正人盛则小人消，正人不厌多。”太皇太后曰：“正人可知不厌多，正人多则小人自出头不得也。”岩叟又曰：“先诏谕令二三老臣多方进拔正人。”挚曰：“二三老臣亦必体朝廷，不敢私。”太皇太后曰：“只为近日差除中也则惹言语。”挚曰：“些小须有，臣等不敢放过。”挚又奏曰：“臣曾荐数人，已蒙用一二，余更望采用。”又谕曰：“卿等有正人，但奏取入来。”又曰：“不拘甚事，但事事言来。”

　　亲从指使徐全书、崔吉、郭安并为御前忠佐步军副都军头，以逮事神宗皇帝于东宫故也。

　　熙河经略司言：“乞将新复呸累川一带地土，依旧令定西城招置弓箭手耕种。”从之，仍许于从来已耕占地内耕种，不得更有侵展，别生边事。

　　右司谏王觌言：

　　臣窃闻诸路州县颇有役人数多，而乡村等第人户数少，差役不足者。目今虽以次第人户相兼差足，将来役人年满，难得人户承替；及虽有人户可作三两番更休充役之处，亦是经来年岁不多，其中等人户应役既频，则其力必困，议者患之。臣窃以为不然。其弊有自来矣，议者或未之知也。

　　伏缘差役之法，本朝行之百余年，未尝患人户少而不足以充役也。至今日而患之，盖助役免役法推行之初，天下州郡皆先会一年雇役及宽剩钱之数，然后赋之于民也。赋于民者，不可无法，而且欲其均，又必会其民家业之多寡为缗钱而率之。其法大概曰，一州雇役及宽剩岁用钱若干，一州之民家业钱若干，即家业钱每贯岁出免役钱若干，而岁计足矣。法虽如此，而民财卒不可以得其实，则必至于骚动，而民情之所甚不悦者，如手实之法是也。故州县之吏，莫不以为虽尽得家业之数，其赋于民者，足乎岁计而已耳，徒致民情之不悦也；虽少得家业之数，其赋于民者亦足乎岁计而止焉，乃可持虚名以悦民情。天下之所谓家业钱者，或十得其一二，或十得其三四。宽于此者，固不可胜计，密于此者，未之有也。

　　不惟如此而已，州县又有先集等第人户，使各承认逐户合纳免役钱数，既足岁计矣，然后令供通家业而告之曰：“家业钱每贯当纳免役钱若干，今某人岁纳免役钱若干，即当家业钱若干贯矣。”彼人户乃具状供析家业，以取合所纳免役钱之数，则家业十得其一二者，又加少也。既用家业钱以定免役钱之多少，则所谓等第者无所用之，而等第之民又不可废，故郡县之吏皆于家业帐内率意妄说曰，自家业若干贯以上为第一等户，若干贯以下为第二等户，至五等、十等皆然也。其等第既公私皆以为虚名矣，然小民之情终恶为近上等第，则州县之吏亦何惜更以虚名而悦民，故天下州县之等第，除上等户物力显著，难以退减之外，其自中等而入下等者，可胜数哉？此臣所亲见也。今州县徒用前日不实之等第而差役，则人户之可以应役者至少，又何足怪耶？

　　臣愚以谓欲天下乡村应役人户稍多，得以更休而不困，即须告诏天下郡县，使复位等第，令颇得其实，则力役均，而论者之所患者不足以为患矣。惟圣慈详酌施行。

　　贴黄言：“免役法根究人户家业，以缗钱率之，又官司有故为假借之意，故难得其实。今乡村人户只是分为五等，推排家业之大概，易得其实也。兼等第亦不须特行排定，缘著令乡村三年一次造簿，只可申戒州县，遇依条造簿年岁，子细推排等第，不可漏落堪任充役之人隐在下等，以致中等以上人户数少，差役不均。庶几等第渐次得实，不为差役之害。”（觌自注云：“十月十八日。”今附本月日，行与不行当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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