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五年十一月(4)

熙宁五年十一月(4)

　　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宋敏求言：“治平四年，先帝祔庙，祧迁僖祖时，臣实为礼官，撰定祧迁文字。既有前议，不敢异同，今兹难以预闻。”诏免敏求详议。

　　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张师颜，同知礼院张公裕、梁焘等议曰：

　　伏以天下大礼，莫重于宗庙，崇孝事神，以临照四海，是以圣王重之，必务极其至当。伏惟僖祖神主祧藏夹室，于礼不顺，有司失之矣，宜其辅臣建立，明诏访逮，而垂为万世法。然议者因其藏主有失，遂欲推为始祖，臣等敢以此为议。

　　昔者商、周之兴，本于契、稷，考诸前载，其指有二：曰因其始封也，蒙其功德也。契有大功，始受封国，十有余世，世祀不失，至汤而有天下，修其封国，举天下之大而谓之商者，由契以致之也。稷有大功，始受封国，十有余世，世祀不失，至武王而有天下，修其世祀，因其封国，举天下之大而谓之周者，由稷以致之也。稷、契为商、周之祖，其礼素定，后世固无得而易之矣。奉以为太祖，以主庙祀，有以尽一时之宜也。诗之长发言商家兴发之久，历夏之世，其来长远；昊天有成命言后稷已有王命，生民、思文皆歌后稷之功，传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不可谓为祖不因功德也。

　　后世受命之君，功业特起，不因先代，则亲庙迭毁，身自为祖。郑康成云“夏五庙无太祖，自禹与二昭二穆而已”，唐张荐云“夏后以禹始封，遂为不迁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亲庙，则拟祖上迁，而太祖不毁。魏祖武帝，则处士迭毁；晋祖宣帝，则征西迭毁；唐祖景帝，则弘农迭毁。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既已法契、稷矣，则上之亲庙不得不毁，势当然也。借使魏、晋欲不祖武、宣而越取处士、征西，不惟上推世数，未知更当及于何人，且其如始封何？唐有天下，因以为法。韩愈有言“事异商、周，礼从而变”，臣等取之矣。要之，始封世近，则亲庙不可不立，若特以亲庙及远，便为始封而抑之，则前古未尝闻也。晋琅琊王德文曰：“七庙之义，自由德厚流光，飨祀及远，非是为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说是也。礼“天子七庙”，而太祖之远近不可以必，故但云“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未尝言亲庙之首必为始祖也。

　　国家治平四年，以僖祖亲尽而祧之，奉景祐诏书，以太祖皇帝为帝者之祖，是合于礼矣。而议者曰：“商、周之祖自以别子之故，非以有功与封国为轻重。”是不然也。别子之法，自谓公子不继世，故子孙为大夫、士者祖之，百世不迁，非天子、诸侯之礼也。使汤、武但为诸侯，则尚不祖此别子，况天下之君而可用大夫之法乎？若夫禹不先鲧，则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自以正文公之逆祀，非尊祖之论也。唐仲子陵所谓：“安知非夏后庙数未足之时，而言禹不先鲧邪？”伏惟宋之为宋，由太祖皇帝应天受命，首创洪业，建大号于天下，异乎商、周之为商、周，可知也。僖祖虽为圣裔之先，而有庙直由太祖，亲尽则迁，古之正义。今欲以有庙之始为说，扳而进之，以为始祖，臣等固疑其与契、稷异矣。使契、稷本无功德，初不受封，引以为据，庶其或可，若其不然，臣等不得判然无疑也。

　　设欲必据此论，则臣等又有可言者焉。盖三昭三穆是不刊之典、一定之论。国初，张昭、任澈之徒，不能远推隆极之制，因缘近比，请建四庙，遂使天子之礼下同诸侯。若使庙数备六，则更当上推两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谓之始祖也。若谓世次不可推，则斯言也，诏旨所不著，史臣所不录，历百余年，莫知当时之实，不敢以私意逆推而言也。谨按：建隆四年，亲郊崇配不及僖祖。开国已来，大祭虚其东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自祖宗以来，不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恐失祖宗之意矣。巍巍太祖，如神如天，垂祚万世，无以云报，奉之以为帝始祖，于礼无不宜者。

　　或谓仪礼：“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今谓始祖为太祖，乃诸侯制也。臣等以为远祖受封，子孙世袭，亲虽尽而庙不毁，是谓诸侯及其太祖也；若始封之君，既以为其国之祖矣，后世子孙，自诸侯而为天子，则始祖不易，理势自然，是谓天子及其始祖也。若必求太微之精、神灵之威，谓其始祖之所自出，将见迁就生说，奇谲无已，弥失圣人之意矣。唐神龙初，议云：“既立七庙，须崇始祖。”而张齐贤云：“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无始祖。”此前儒讲之熟矣。大抵契、稷不以功德为祖，无必然之论；特起之君自为一代之祖，无不可之理。

　　若乃藏主未顺，宜必改定，盖夹室者子孙庙之偏室，非庙之正也。议者谓神道尚右，失其旨矣。然则僖祖之主，必有所归。按周礼：“守祧掌守先公、先王之庙祧。其庙，则有司修除之；其祧，则守祧黝垩之。”所谓庙者，后稷、文、武诸庙也；祧者，所藏先公、先王之迁主也。先公迁主，藏于后稷之庙，僖祖犹周之先公也，宜有藏主之祧。虽无始封远祖，上为之主，而先公之祧不可以阙。臣等参详，乞略仿此制，筑别庙以藏之，大祭之岁，祀于其室，太庙则一依旧制，虚东向之位，郊配之礼，仍旧无改。事之宜而情之顺也。

　　魏、晋及唐尝议远庙之主矣，魏钟繇、高堂隆、卫臻皆当世名儒，并云据上当迁。故景初之制，三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则迁，一如后稷、文、武庙祧之礼。晋永和中，尚书议云：“周人之王，太祖世远，故迁有所归。今晋庙宣帝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从孙也；祫祭在上，是代太祖也。”范宣谓可别筑一室以居四主，四主迭迁，则宣帝位正矣。自虞喜、刘诩、韦泓、王松之、蔡谟之徒并同其议。唐陈京议请据魏、晋旧例，改筑别庙以藏献、懿。柳冕、王韶等七十余人亦同其说。虽卒藏于兴圣庙，然本无异于别室也。惟颜真卿引蔡谟“权东向之”一句，而不本其改筑之议，获讥于时。此前世之论，皆有考据，本于经意，不敢谓后世之史而一切黜之也。记曰：“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又曰：“亡于礼者之礼。”况有前人商确尽理之论乎？

　　或曰：“别庙而祭，非所谓合食也。”臣等应之曰：“夹室非便，当为别庙，则既正其大节矣。合食分食，要皆孝飨之道，但以于属既尊，不可寘昭穆之列，依准前代，祭之别庙，得礼之变，复何嫌哉？若云不可分食，当合于太庙，不惟永虚东向，且使下从子孙，孰为得失？是则僖祖别藏，则列圣不动，神灵安妥，情文皆得，其于义也，合矣。”

　　恭惟陛下仁孝天成，尊事宗庙，古之盛王所不逮也。臣等学术浅陋，讨论非长，徒能述遵朝廷正失之意，别白议者未通之论，冀以称上圣因情制礼之道焉，惟陛下留神详择。同知太常礼院苏梲议曰：臣伏闻天下大义，莫尚乎尊祖；天下大事，莫重乎宗庙之祀。故有天下者，推尊尊之义，以及乎上治祖祢，下以遗万世法，盛德之举也。王者必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所以别于诸侯也。今圣朝未有始祖之祀，于大典礼犹有所阙，故相臣以为言，陛下留听而善之，复下访于群有司，岂非以宗庙为甚重，改作为至难，极严恭寅畏之意，欲博问以尽臣下之虑乎？而臣末学小知，曷足以上当询谋，敢不论次其所闻，宣究其所思，惟陛下择焉。

　　伏以三代庙数，杂见于经，其详不可得而推。先儒谓夏后五庙，商人六庙，周人七庙。窃惟先王之道未尝不同其归，而别作名数，不能无小变损益以从时者，其于尊严祖考、称情立文之意，则一也。至于立庙，或五或六或七者，所因之迹有隆杀，故制礼以报之，不得而同也。是以殊时者不相沿乐，异世者不相袭礼，欲其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故也。秦、汉而下，典礼废缺，多不足法，而犹有能适变合情，足以便于一时而已。圣朝追原先帝事祖之意，欲尽传闻之所及，止于其所不及，而因奉以为始祖，又以正神灵之班，尊尊之至也。

　　臣伏思僖祖与商、周之祖，虽诒谋阴德无所先后，而时有污隆，道有显晦，故其迹亦缘而少异，谓宜追崇之礼因小有所损益，庶乎称情立文而为之极，以遗万世不刊之法也。若乃七世之庙，必欲奉先尊本，虽隆于夏、商可也；若于太庙之右，特立僖祖一庙，则祖考不附于子孙，此所谓有疏而无绝、有远而无遗，因情制礼而不践迹者，类于是矣。臣维、臣固谓夹室在右为尊于正室，不思之甚，非臣之所敢同也。至于郊配之礼，在于太祖之世尝行之矣，自太宗至于英宗，不复追配，而奉宣祖崇配，记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而臣详观建议之文，亦未尝及追配之说。如臣之愚，谓仍旧便。

　　臣再详祖庙之制，设若圣朝不欲于太庙兴作，而务崇尚简质，追迹古始，而参用近代之法，庶乎易行，则有唐贞元以懿、献二祖之主祔于兴圣、德明之庙，盖尊咎陶、武、昭以为远祖之庙，故升懿、献，于尊卑为顺也。臣又伏见外传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史记载赵氏之祖，出于柏翳，佐大禹平治水土，事虞训育上下鸟兽，皆有功；其后造父事周穆王为御，以救中国之乱，而受赵城之封，子孙因以为氏。今景灵圣祖，每岁陛下躬行酌献之礼，亦近兴圣、德明之类欤。若升祔僖祖，或因以祀柏翳、造父，如唐德明、兴圣之比，则不为下祔于子孙，虽不合经，而免于渎祖，亦因时制礼之道也。

　　伏缘宗庙重事，非小臣所能详究，敢乞圣聪垂听，咨访大臣而谨用之。若犹以为未安，则臣又闻古者有疑，必谋及卿士、龟筮、庶人，所以尽人神之意也。卿士者，谋于人者也；龟筮者，谋于神明者也。今朝廷未有龟筮之官，宜若可举而行。而又自咸平至有唐，历朝有宗庙疑议，必下尚书省，集台省诸司百官会议，而后朝廷断而从之。乞以此二者付有司检详施行。臣陋儒浅学，智虑止于其所闻见，至于通变达节，乃圣哲之任，非愚臣之所及也。惟陛下裁之。又言：“唐会要，开元十年，明皇特立九庙，献祖复列于正室，以备九室，禘、祫犹虚

　　太祖之位，则是以始祧而藏于西夹为非便，故复立庙，正与僖祖事体相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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