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五年十月

熙宁五年十月(1)

　　冬十月丁丑，以太常丞、检正中书户部公事邓润甫为集贤校理、直舍人院、同知审官东院。初，曾布举润甫经筵馆职，诏取润甫应制科进卷，至是始擢用之。

　　戊寅，太子中允、集贤校理吕惠卿为天章阁侍讲、同修起居注、管勾国子监。上初欲召见乃除差遣，王安石请先除差遣。上曰：“惠卿有吏材，恐不须令在经筵。”安石曰：“惠卿经术明，前已为说书，今不当罢，亦自不妨别主判，欲令勾当国子监，或令同检正五房。”上曰：“且令专管勾国子监。”

　　知华州吕大防言：“九月丙寅，少华山前阜头谷山岭摧陷，其下平地东西五里、南北十里，溃散坟裂，涌起堆阜，各高数丈，长若堤岸，至陷居民六社凡数百户，林木庐舍亦无存者。并山之民言，数年以来，谷上常有云气，每遇风雨即隐隐有声。是夜初昏，略无风雨，山上忽雾起，有声渐大，地遂震动，不及食顷，即有此变。已检录存恤死伤人户。”诏遣兵部郎中、判太常寺王瓘乘驿致祭，仍建道场，并赐陷没之家钱有差，其不能葬埋者官为葬祭之。又遣内侍冯宗道抚问。此据吕大防集。本志云：华州郑县石子陂山摧地涌，覆田百有余顷，压死九百余人。

　　庚辰，诏陕西都转运司：“应华州山谷摧陷，地土涌裂处，见存人户地产，如因变移不堪耕种者，量口数给与户绝没官田；如阙种粮、牛具，以常平钱谷贷之，免出息，宽为输限；仍人各别赐钱有差。”此即本纪所书，附注九月二十一日。

　　诏：“麟府州归投蕃部，前以新附，储蓄未充，所给口食，如合住支，可且减半，至来年十月罢。”

　　详定编敕所、开封府奏：“定夺沂州军贼李则，依条合斩刑，上从按问，欲举自首减二等。奉旨，依其沂州官吏失入李则死罪，审刑院、大理寺、御史台定夺不当官，并取勘闻奏。”此据密院时政记十月五日事。十一月二十二日丁卯，张商英责官，当考。

　　辛巳，荆湖南路转运判官、太子中允王子韶知高邮县。御史张商英言其资性憸佞，巧于自媒，及不葬父母。王安石曰：“子韶固不为端良，但比其他憸人尚有尺寸之能。又顽然为奸不变者尚多，故亦且用之。今罢去，却当与一合入差遣。”遂有此命。

　　癸未，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曾布等言：“近奉诏详定恩例，今具条上。公主子与殿中丞、孙光禄寺丞，壻太常寺太祝，外孙试衔知县；亲王壻大理评事，外孙初等职官监当，女之子壻试监簿；应宗室缌麻以上女壻试衔知县，袒免判、司、主簿或尉。”从之。本志初等职官下无监当字。

　　诏秦凤路缘边安抚司以官钱买镇洮军蕃部田置弓箭手。

　　王安石白上曰：“姚原古勘李定等，故变易情状，其意有所附会而然也。”上曰：“勘见有情弊否？”安石曰：“情弊如何勘见，但事理分明如此，而故变易情状。又教道所推勘人作欵，若无情弊，何故如此。”上曰：“当得何罪？”佥曰：“杖一百，该去官。”上曰：“与冲替情理轻。”安石曰：“诈欺如此，似不宜作轻。”上曰：“于法已是无罪。”乃已。安石又白上曰：“陛下遇君子小人不分明。为天下须用君子，若用小人必乱。然则陛下于君子当厚，虽有不及，尚且宽假，况其无罪。若于小人，即恐不当宽假。陛下于小人每事宽假，于君子乃不能无疑。君子以礼义廉耻事陛下，非为利禄也。若为利，即舍礼义廉耻，何往而不获利？以礼义廉耻事陛下而不免于疑，不知君子何须为陛下致身竭力。君子小人诚难知，然忠信即君子，诞谩即小人。诞谩明白，方更宽假，不肯致法；未尝见其诞谩，乃更怀疑，所以小人未肯革面，君子难为自竭。陛下但有所疑，即子细穷究；若究其诞谩，便可致法；若未见其诞谩，即须以君子之道遇之，不可遇君子以待小人之道。如姚原古事，陛下已是不能究穷作奸之本，于作奸之末又务宽假，此极为好恶不明。然陛下好恶不分明非特此一事，臣以谓陛下于君子小人宜加明察。”原古初见四月十七日。

　　甲申，引进副使、带御器械高遵裕为西上閤门使，荣州刺史、入内供奉官李宪为礼宾副使，西京左藏库使孙直为左藏库使，其余使臣、选人、蕃官、效用等改官减磨勘年，赐银绢有差，以收复镇洮军之劳也。十七日王安石论李宪，可考。

　　赐秦凤路缘边安抚司钱一万缗，于镇洮军建僧寺，以大威德禅院为额。

　　丙戌，上批：“枢密院言：‘四方贼盗，朝廷近多不知。’问进奏院，乃称‘中书条约须十人已上，又须强恶者，乃许申提点刑狱司录奏，故非十人及州县奏者并退回。昨有德州通封奏状，本院却收接进呈。’与枢密院所言不同，何故？”王安石曰：“旧例，贼五人以上即取旨降札收捉。中书乞自今奏到十人以上，或虽不及十人，情理凶恶，乃降札收捉。其余依条合奏外，仍付提点刑狱司类聚，半年一奏，中书点检最多路分，取旨施行。”上曰：“如此，则法更密于旧。进奏院如此，必作奸。”冯京曰：“当是误认新条。”上曰：“密院又言，为行役法后，所以多盗贼，故中书不令奏，言京东多贼盗，然京东元未行役法。”安石曰：“适会丰年，故少贼盗。若贼盗多，臣亦未敢任责。不知陛下推行得如何政事，便要百姓皆不为盗贼也！”

　　丁亥，上批付王韶：“闻木征杀李都克占父子，都克占侄乞汉兵借助复绚，可详定。如当乘此机会，即以时经制。”

　　上谓王安石曰：“文彦博称市易司不当差官自卖果实，致华州山崩。”安石以为官未尝自卖果实也，且曰：“华州山崩，臣不知天意为何，若有意，必为小人发，不为君子。汉元时日食，史高、恭、显之徒，即归咎萧望之等，望之等即归咎恭、显之徒。臣谓天意不可知，如望之等所为，亦不必合天意。然天若有意，必当恕望之等，怒恭、显之徒。”上因叹人臣多不忠信。安石曰：“陛下勿怪人臣不忠信也。‘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武王时也。非特武王时，如尧、舜、禹、汤、文、武之时皆如此。望之与恭、显等更相谮愬，乃元帝时。赵憬、裴延龄之徒倾害陆贽，乃唐德宗时。杨嗣复、陈夷行之徒交相非毁忿争，乃唐文宗时。陛下能为尧、舜、禹、汤、文、武所为，即群臣自当同心同德，若与汉元帝、唐德宗同道，即不须怪人臣多乖戾不忠信也。此事陛下但当自反而已。”安石又欲令诸司库务系市易务，行人买纳上供物处，令提举市易司管辖。上曰：“如此，必致人言，以为所买物不良。”安石曰：“不如此，则库务公人利于诸路科纳，必非理邀索拣退，行人无由肯揽。”上曰：“今行人扑买上供物亦易尔。前宋用臣修陵寺，令行人揽买漆，比官买减半价，不知市易司何故乃致人纷纷如此，岂市易司所使多市井小人耶？”安石曰：“市易司无小人，一有违法，便加案治，虽有小人，亦不敢为小人之事。如陛下所称，乃是小人，缘陛下于诞谩之人曲示含容，所以小人之志得行。”安石又白上：“凡有奏中书者，乞一一宣谕考校，若架造事端，动摇人情使怨怒，即臣所无奈何。如唐垧乃为人诳，以臣已商量送审官，与合入差遣，此垧所以妄发。如唐垧固不足惜，如薛向即朝廷方收其用，屡为人诳，以臣商量差向出外，向既不能无利心，即不能无忿怒，或因忿怒妄发，即朝廷复失一薛向，于国计乃为可惜。”上曰：“何故如此？”安石曰：“陛下御人臣之道，未有以禁其如此。”上曰：“但要利害明耳。”安石所云诳垧及向者，指冯京也。

　　戊子，诏：“诸州军驻泊钤辖、都监、监押与知州、军同管驻泊军马，在城钤辖、都监、监押与知州军、通判同管屯驻、就粮本城军马，内屯驻、就粮仍与驻泊兵官通管辖差使，其河北、河东、陕西诸路帅府所在州、军，即通判与在城兵官更不通管。”

　　己丑，诏秦凤路缘边安抚司，以渭源、庆平堡隶镇洮军。镇洮岁赐公使钱三千缗，可权增二千缗，候有杂支钱即住支，以经制之初，费用不给故也。

　　庚寅，朝献景灵宫。

　　壬辰，诏镇洮军造船置水手及壮城兵，共以五百人为额。先是，王韶以洮水自北关下结河，泝流至香子城，可通漕，故有是诏。

　　诏提举在京宫观寺院，自今武臣横行使及两省押班以上为提举，余为提点。

　　先是，李若愚解内侍押班，枢密院特令提举庆基殿，添支二十千。王安石以为庆基殿旧无提举官，虽石全彬有军功，又以都知罢带留后，亦但为提点，添支十千耳。若愚朋比外廷为奸，妄沮王韶事者也。且内臣不宜崇长之，恐须改正。上曰：“竢即令密院改正。”安石曰：“若愚奸邪尤难知，其病去，是天佑陛下聪明，不然荧惑多端，恐陛下未易察。近日大臣以陛下听信近习之故，多挠法阿媚近习，此事极非所以观示天下。”于是创立此条。

　　他日，安石白上曰：“学士旧多提举宫观，陛下指挥罢差。都知、押班自祖宗以来只提点宫观，今却改为提举，月添支十千至二十千。学士虽容有非其人，然以道德事陛下，以论思为职事，比都知、押班不宜轻。今学士即一概罢差宫观，都知、押班却更每月与增十千至二十千，臣不知都知、押班禄赐为薄为厚，若禄赐已厚，何须如此！”上曰：“近习自祖宗以来如此，如霞帔之类，学士不得，都知、押班乃得之。”安石曰：“祖宗以来虽若此，陛下欲跻圣德及尧、舜之道，即不知此事在所消在所长？祖宗时崇长此辈，已是不当，然只令提点宫观，陛下更改令提举，增与添支，臣恐不须如此。假如学士有以病退者，陛下必不肯令提举宫观。今若愚以病废，只令提点庆基殿，已是过优，又令提举，实为非理。”上曰：“此事乃密院误。”安石曰：“陛下以为误，中外观听孰不以为误。陛下必欲好恶是非出己，必不欲为近习所移。然陛下有所好恶，近习能因事疑陛下心，故令好恶不明。陛下有所是非，近习能因事疑陛下心，故令是非不果。陛下以近习故，好恶不明，是非不果。此大臣不知义命以利害事陛下者，所以不能不阿媚此辈也。”上曰：“事有因时宜，如穆王命太仆，亦非不重。”安石曰：“太仆官固不轻，穆王所以命之者，使之怀忠良，使之正而已，非假借名位礼数令躐等也。”上曰：“此辈岂尽小人？亦必有忠良。近日裁制已不少，添支微末，亦非分外，亲近左右使令之人，不可使怀怨望。”安石曰：“此辈固有忠良，假令非忠良，若陛下御之以道，即虽小人，自当革面而为君子；若陛下不能御之以道，即今天下所望以为君子者，变为小人多矣。况此辈岂可保信。若愚等差遣事，陛下似未能御之以道，臣所以未敢保此辈忠良。近日法制虽裁制此辈徼幸事不少，然此辈比外廷臣亦未为失所。苟不以理分裁之，则是后义先利，不夺不厌；苟以理分裁之，则此辈未宜怨望。如大臣最宜避其怨望，要处之有义不使失所而已。今一人以义事陛下，以义裁制近习，一人以利事陛下，以利崇奖近习，此所以激怒近习，令生怨望，陛下岂可不察！陛下谓此辈亦有忠良，臣亦谓如此。然陛下当以道揆其言，则所谓忠良者，果非邪慝；若不能以道揆，即臣恐陛下所谓忠良者，未必非邪慝也。盘庚无敢伏小人之攸箴，小人之言不可忽。况此辈选择亲近，所寄亦不轻，非为小人也，则其言岂可忽。然古人以言为箴者，为其由正道以治病故也。若不由正道治病，乃妄刺要害，即箴亦能有杀人之理。陛下受小人攸箴，亦恐不可不审。”

　　初，程昉之再迁官也，安石言昉功多赏不厚，欲升昉资序。上令与昉都钤辖请受，王珪乞且与钤辖。上曰：“昉自合入钤辖，既云酬奖，当与都钤辖。”珪曰：“密院言内臣无作都钤辖者，昉亦止欲得钤辖耳。”安石曰：“昉未尝以资序为言也。”宋昌言：“往修河时，称昉资序深，但为中书使昉故，密院不与勘会理资序。”上既批出与昉都钤辖，明日又令再进呈取旨，及再呈，上曰：“闻密院言路分都监无条例以资考平入钤辖、都钤辖，数任有功乃特迁，今当何以处昉？”珪又乞与昉钤辖，安石曰：“昉资序自合入，无以赏其买草之功，欲且与钤辖，候三年除都钤辖。”上曰：“善。”上又言：“路分都监、钤辖，于条都无著定资序。”安石曰：“虽无条，然自有熟例，如宫观提举、提点，密院亦未尝有条。”上曰：“李若愚提举，已令改正矣。”

　　是日，安石留身，上问安石何以处陈升之，安石曰：“升之故相位，本在臣上，陛下当自决，非臣所敢预。”上固问之，安石固辞。上曰：“朕与卿计此，卿勿固辞。”安石曰：“陛下欲如何？”上曰：“中书必不可容，与郡可乎？”安石曰：“升之以人望亦可驱使，顾陛下御之如何尔，恐不当与郡。”因白上：“李宪论功转一官，减磨勘三年足矣。密院乃拟定，依诸司副使例更超转一资，前此未尝有如此例也。此与李宪所系利害亦不多，密院所以如此者，陛下知其说否？宪迁礼宾副使，在初九日。此乃密院与中书同进呈，臣既论其不可，方改定。盖藉此为质验，激怒李宪，以为密院欲厚赏其功而中书不肯也。以陛下崇信此辈，故欲借其力沮害正论。诸如此类甚众，陛下当审察，不当使奸臣得计。”上曰：“近习亦有忠信者，不皆为欺，不可以谓皆如恭、显。”安石曰：“臣固以谓如此，若为恭、显小人，便谓近习之言，都不可听，即为卢杞、李林甫小人，便谓大臣都不可信，可乎？盖先王于君子、小人之言无所不听，亦无所偏听，虽尧于舜亦询事考言，决其是非，然事有难知，此浸润所以得行，故先王难任人，畏‘巧言令色孔壬’。”上曰：“小人不过以邪谄合人主，人主有好邪谄，即为其所中。”安石曰：“人主要闻道，若不闻道，虽不好邪谄、好正直，即有人如刘栖楚叩头出血谏争，却阴为奸私邪慝，而无术以揆之，亦不免乱亡。自古惟大无道之君，乃以恣睢致乱亡。如汉元帝非不孜孜为善，但不闻道，故于君子、小人情状无以揆之，而为小人所蔽。陛下试读石显传，天下后世皆知其为奸邪，能害当时政事，然求其显然罪状即不可得，自非人主闻道即不能见微，不能见微即为此辈所蔽，至于衰乱而不悟。陛下不迩声色，忧勤政事，可谓有至仁之资，然要揆君子、小人情状，决天下大计，须闻道；苟能闻道，即声色玩好不能累其心，不必强勉而后能胜也；君子、小人之情状来接于我，即有以应之，不必劳耳目思虑而后能察也。三公以论道为职者，必以为治天下国家，不可以不闻道故也。”陈瓘论曰：宦者四星在皇居之侧，其人近至尊，国家安宁则其身亦安，尤当自异于疏远之臣也。故善为计者莫如爱国。国以忠贤为本。忠贤者，兆民之命也，护民之命，则贤者亦必与之矣。曹日升方危难之时，不顾万死，颜真卿深与其忠，但以一言助之，共成王事。巷伯有疾谗之心，孔子取焉。先圣之所取、后贤之所与，皆以其忠信而已矣。神考谓近习亦有忠信者，此圣主公平之训也。一于爱国之谓忠，公议信之之谓信。马存亮非不憎宋申锡也，而能救申锡一门之祸，舍己爱憎，存国大体。其所为如此，公议不以为信，可乎？魏弘简之于裴度，则既憎其人，又沮其军，遂使臣盗不除，为国之患。其所为如此，天下岂以为忠乎？是故持正论者，其类不同，而同乎爱国；为奸计者，其类不一，而一于图私。然则所谓沮害正论，奸臣得计者，果独在于近习耶？神考之取忠信，岂非公平之词哉！吕强请赦党人，杨复光泣忠武周岌，严遵美力辞两尉，张承业极谏横费，如此之类，皆忠于国家而信于公议者，岂可谓古有恭、显曾害忠良，便以为今日之人都无可听者乎？汉诏公卿子弟为郎，以补宦官之职，侍于殿上。当时谋者，正谓其人都不可听，故欲以此而代彼也。新经义既取其说，而日录又欲变乱旧规，自以为此乃宗庙社稷久长之计。鸣呼！太祖皇帝规模宏远，保全内外，国本强固，私家亦宁，一百五十年矣，长久之计何以加此，何为而忽欲变更也？自有经义以来，凡三十余年，而王氏学术始见窟穴，计谋秘奥，包藏深远，章惇不知也，蔡京虽凶果敢行，而亦不能深察其谋，主此谋者，蔡卡而已矣。序辰、洵武，其心腹也，阴挟计数，用新经、日录之术，算人于谈笑之中，陷人于简册之内，使人习之而不觉，信之而不疑，积日累年，然后令人大悔恨也。既往之事不可追矣，未来之事岂可不以为鉴哉？然则今当何鉴，莫如忠信爱国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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