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治平元年十一月

治平元年十一月

　　十一月甲子，诏中外文字不得用“受益”二字。翰林学士贾黯奏仁宗旧名所当避也。

　　乙亥，命屯田郎中徐亿、职方员外郎李师锡、屯田员外郎钱公纪刺陕西诸州军百姓为义勇。

　　初，宰相韩琦奏：“三代、汉、唐以来，皆籍民为兵，故其数虽多而赡养至薄，所以维制万方而威服四夷，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为近古，天宝已后，废不能复，因循至于五代，广募长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给。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生于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简练，亦唐之府兵也。陕西当西事之初，亦尝三丁选一丁为弓手，其后刺为保捷正军，及夏国纳欵，朝廷拣放，于今所存者无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今若于陕西诸州亦点义勇，止刺手背，知不复刺面，可无惊骇。或令永兴、河中、凤翔三府先刺，观听既安，然后次及诸郡，一时不无小扰，而终成长利。”诏从之。枢密副使胡宿请且刺沿边州军。上曰：“不若即了之。”韩琦意亦欲如此，乃命亿等往，除商、虢二州不籍，余悉籍义勇。凡主户家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止刺手背。以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并副二人，正都头三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岁以十月番上，阅教一月而罢。又诏秦州成纪等六县，有买保毅田承名额者，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为义勇，人赐钱二千。总得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案英宗纪作十三万，盖据会要之数，故与此异，至司马光传云刺义勇二十万，则因后韩琦骤益二十万兵之语而误也。其后复诏秦、陇、仪、渭、泾、原、邠、宁、环、庆、鄜、延十二州义勇，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月给酱菜钱三百。实录云刺义勇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会要与实录数同，今从本志。十二州别给米及钱，会要乃三年八月十日事，本志以为是岁，今从本志，并附见于此。

　　于是知谏院司马光奏曰：“伏见康定、庆历之际，赵元昊叛乱，王师屡败，乏少正军，遂籍陕西之民，三丁之内选一丁，以为乡弓手，寻又刺充保捷指挥，于沿边戍守。闾里愁怨，不可胜言。耕桑之民，不习战斗，官中既费衣粮，私家又须供送，骨肉流离，田园荡尽。陕西之民至今二十余年终不复旧者以此也。是时，河北，河东边事稍缓，朝廷但籍其民以充义勇，更不刺为正军。今议者但怪陕西独无义勇，不知陕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来，陕西困于科调，比于景祐以前，民力减耗三分之二；加以近岁屡遭凶歉，今秋方获小稔，且望息肩，又值边鄙有警，众心已摇，若更闻此诏下，必大致惊扰。况即日陕西正军甚多，不至阙乏，何为遽作此有害无益之事，以循覆车之辙？”

　　又奏曰：“臣前上殿乞陛下留意备边。所谓备者，非但添屯军马，积贮粮草而已，在于择将帅而修军政。今将帅不才者未闻有所改更，军政颓敝者未闻有所振举，而无故籍耕桑之民，使之执兵，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昔康定、庆历之间，籍陕西之民为乡弓手，始者明出敕牓云使之守护乡里，必不刺充正军屯戍边境。牓犹未收，而朝廷尽刺充保捷指挥，令于边州屯戍。当是时，臣丁忧在陕西，备见其事。民皆生长太平，不识金革，一旦调发为兵，自陕以西，闾阎之间如人人有丧，户户被掠，往往逃避于外，官中絷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卖田园以充购赏。刺面之后，人员教头利其家富，百端诛剥；衣粮不足以自赡，须至取于私家；或屯戍在边，更须千里供送，父母财产日消月铄，以至于尽。况其生平所习者唯桑麻耒耜，至于甲冑弩槊，虽日加教阅，不免生疏，临敌之际，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丧其身，兼更曳动大陈。自后官中知其无用，遂大加沙汰，给以公据，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复肯服稼穑之劳；兼田产已空，无复归望，皆流落冻馁，不知所在。长老至今言之，犹长叹出涕，其为失策，较然可知。今朝廷虽云所籍之民止刺手背，农隙之时委州县召集教阅，止在乡里，不令戍边，而民间惩往年之事，必大兴讹言，互相惊扰。朝廷号令失信，前后已多，虽州县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晓谕，亦终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狱必繁，怨嗟之声，周遍一方，足以动摇群心，感伤和气。若使分毫有益于国，亦无所顾；此有害无益，显然明白。伏望陛下轸念生民，早赐寝罢。”

　　又奏曰：“臣闻之，易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说命曰：‘无耻过作非。’今虽敕命已下，若追而止之，犹胜于遂行不顾。不可避反汗之嫌而蹈迷复之凶也。百姓一经刺手，则终身羁縻，不得左右，人情畏惮，不言可知。康定年中拣差乡弓手时，元不刺手，后至庆历年中，刺充保捷，富有之家犹得多用钱财，雇召壮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则是十余万无罪之人永充军籍，不得复为平民，其为害民，尤甚于康定之时也。望指挥下陕西路，其义勇未得拣刺，别候指挥，然后博延卿士大夫，更熟议其可否。”

　　又奏曰：“臣比日以来，熟思其事，诚于民有世世之害，于国无分毫之利。何谓于民有世世之害？臣窃见河北、陕西、河东，自景祐以前，本无义勇，凡州县诸般色役，并是上等有物力人户支当。其乡村下等人户，除二税之外，更无大段差徭，自非大饥之岁，则温衣饱食，父子兄弟熙熙相乐。自宝元、庆历之间，将陕西一路弓手尽刺充保捷正军，自此骚然愁苦矣。其河北、河东之民，比于陕西路，虽免离家去乡戍边死敌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后，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尽典卖田产，欲浮游作客，皆虑官中非时点集，不敢东西。又差点之际，州县之吏宁无乞纣教阅之时，人员教头宁无敛掠？是以常时色役之外，添此一种科徭。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诸路减省色役，至于弓手、壮丁、解子、驿子之类，州县所不可阙者，亦皆减放，谓之宽恤民力，今乃无故刺一路之民十余万以为义勇。何朝廷爱之于前，忍之于后，悯之于小而忘之于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后，则州县义勇皆有常数，每有逃亡病死，州县必随而补之，然义勇之身既羁縻以至老死，而子孙若有进丁，又不免刺为义勇，是使陕西之民子子孙孙常有三分之一为兵也。故臣曰于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谓于国无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时未有义勇，至于正军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广南，克江南；太宗取两浙，克河东，一统天下若振槁拾遗。此岂义勇之力也？盖由民政修治，军令严肃，将帅得人，士卒精练故也。康定、庆历之间，赵元昊负累朝厚恩，无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边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边鄙，刘平、任福、葛怀敏相继覆没，士卒死者动以万数。正军不足，益以乡兵，外府不足，继以内帑，民力困极，财物殚尽。终不能出一旅之众，涉区脱之地以讨其罪，而不免含垢忍耻，假以宠名，诱以重赂，仅得无事。当是时，三路新置乡兵共数十万，何尝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观之，义勇无用，亦可知矣。贾谊曰：‘前车覆，后车戒。’康定、庆历御边之策，国家当永以为戒，今乃一一检当时体例而行之，是后车又将覆也。有难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间，岂民兵可用于古而不可用于今乎？’臣则对曰：‘三代之时，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车马，居则为比、闾、族、党、州、乡，行则为伍、两、卒、旅、师、军，为之长者，皆卿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营府，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以相统摄，是以令下之日，数万之众可以立集，无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纲纪素备故也。今乡兵则不然，虽有军员节级之名，皆其乡党族姻，平居相与拍肩把袂、饮博斗殴之人，非如正军有阶级上下之严也。若安宁无事之时，州县聚集教阅，则亦有行陈旗鼓，开弓彍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战敌者；设若闻敌寇大入，边兵已败，边城不守，则莫不迎望风声，奔波迸散，其军员节级将鸟伏鼠窜，自救之不暇，岂有一人能为县官率士卒以待寇乎？以臣观之，此正如儿戏而已。’安有为国家计，骚扰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业，而为儿戏之事乎？臣故曰于国无分毫之利也。”

　　又奏曰：“今建议以义勇为便者，必曰即日河北、河东不用衣粮而得胜兵数十万，皆教阅精熟，可以战敌；又兵出民间，合于古制。臣请言其不然。彼数十万者，虚数也；教阅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间者，名与古同而实异也。古者，兵出民间，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处则富足，出则精锐。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财力安得不屈？以臣愚见，河北、河东已刺之民犹当放遣，况陕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害之实，何不试召建议者而问之曰：‘河北、河东自置义勇以来，敌寇凡几次深入腹内州军，用义勇拒战而敌寇败退？今既有义勇之后，三路正军皆可废而不用乎？’若果然，敌寇曾深入，因得义勇之力而败退，今来刺义勇之后，正军皆可废罢，此乃万世之长策也，愿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义勇以来，未尝经陈敌使用，今来虽有义勇，正军亦未可废罢，则何忍以十余万无罪之赤子，尽刺以为无用之兵乎？若以为敕命已行，不肯遽改，即乞且免刺手背，候边事宁息，依旧放散，则民虽有一时骚扰之劳，犹免终身羁縻之苦。若以臣所言皆孟浪迂阔，不可施行，则臣之知识愚暗，更不可久污谏诤之列，望别择贤才而代之。”

　　又奏曰：“臣昨上殿乞罢刺义勇，陛下宣谕以为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胜郁悒，终夕不寐，深病陛下此言之失。自古明圣之君，闻一善言立为之变更号令者多矣，不可悉数。惟近岁大臣自知思虑不熟，号令已失，无以抑夺台谏之言，则云命令已行，难以更改，此乃遂非拒谏之辞。陛下新临大政，当求善无厌、从谏如流之时而亦有此言，天下将何望焉！且唐室以前，谏议大夫、拾遗、补阙皆中书、门下省属官，日与中书令、侍中侍于天子之侧，议论大政，苟事有阙失，皆得随时规正。今国家凡有大政，惟两府大臣数人相与议论，深严秘密，外廷之臣无一人知者，及诏敕已下，然后台谏之官始得与知。或事有未当，须至论列，又云命令已行，难以更改，则是国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复救也。如此，岂惟愚臣一人无用于时，谏诤之官皆可废也。以臣所见，但当论其事之得失，言之是非，不当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今陕西一路之民，小大皇皇，正如在汤火之中，若忽得朝廷指挥，云所有义勇且休拣刺，其已刺手背者，并给与公凭放令逐便，是得出汤火之中，死而复生也。其谁不欢呼鼓舞，感戴圣恩，岂有一人云命令已行不当复改邪！陛下万民之父母，万民陛下之赤子，岂有父母误坠其子于井而曰‘吾误矣’，遂忍不救邪？昔舜称尧之德曰‘稽于众，舍己从人’；仲虺称汤之德曰‘用人惟己，改过不吝’。臣愿陛下勿以先入之言为主，虚心平意以察臣前后五次所言果然为是为非。若其是欤，即乞早降指挥，罢刺陕西义勇；若其非欤，即乞如臣前来所奏，特赐降黜，别择贤才而代之。所有‘命令已行’之言，伏望陛下自今永以为戒，不可使天下闻之，塞绝善言之路也。”终勿听。光又六奏及申中书，自劾求去，亦终勿许。

　　尝至中书与韩琦辨，琦谓光曰：“兵贵先声后实，今谅祚方桀傲，闻陕西骤益二十万兵，岂不震慑？”光曰：“兵之用先声，为无实也，独可以欺之于一日之间尔，少缓则敌知其情，不可复用矣。今吾虽益二十万兵，然实不可用，过十日，西人知其详，宁复惧乎？”琦不能答，复曰：“君但见庆历间陕西乡民初刺手背，后皆刺面充正军，忧今复然耳。今已降敕牓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虽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此语之不信。”光曰：“光终不敢奉信，非独不敢，但恐相公亦不能自信尔。”琦怒曰：“君何相轻之甚耶？”光曰：“相公长在此可也，万一他人当位，因相公见成之兵，遣使运粮戍边，反掌间事耳！”琦默然竟不为止。其后十年，义勇运粮戍边率以为常矣。案此处原本多错讹，今据宋史及薛氏续纲目改正。

　　戊寅，诏内侍遇圣节、南郊进子食禄如故事，案宋史云复内侍养子令当即此事。嘉祐四年五月庚子诏，除之。从枢密院奏请也。会要载枢密院奏请，此必有故，当考。

　　己卯，知桂州陆诜奏交趾使所议事，上因问：“交趾于何年割据？”辅臣对曰：“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护府，梁贞明中土豪曲承美专有此地。”韩琦曰：“向自黎枢叛命，案宋史黎枢作黎桓。太宗遣将讨伐不服，后遣使招诱，始效顺。山路险僻，多潦雾瘴毒之气，虽得其地，恐不能守，当怀柔之尔。”

　　是冬，陆诜始按边至邕州，召左、右江四十五峝将领诣麾下，阅土丁得精兵五万，补置将校，请更铸印给之，奏免两江积欠税物数万。交趾大恐，因遣使朝贡，辞礼加恭。其后诜又奏请每岁一教土丁，从之，仍自今三岁一造籍以闻。此事附见。交趾遣使当自有日月，诜请邕州溪洞丁比岁一教，三岁一造籍以闻，乃明年八月事，今附见。

　　屯田员外郎、知襄邑县范纯仁为江东转运判官。襄邑有牧地，卫士纵马暴民田，纯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隶县，有诏劾纯仁。纯仁言兵须农以养，恤兵当先恤农，朝廷是之，释不问，且听牧地隶县，自纯仁始。纯仁，仲淹子也。

　　戊子，将作监致仕、赠太子少师吴怀德卒。枢密副使奎父也，赠太子少师。怀德少贫贱不羁，及奎贵，尚与市井小人饮博无所择，然遇奎甚严，不以贵故有所宽假也。奎居丧毁瘠，庐于墓侧，终丧不饮酒食肉，岁时洁严祭祀，不徇俗为浮屠事。范镇东斋记事可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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