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治平元年九月

治平元年九月

　　初，天圣七年置武举，皇祐元年诏罢之。嘉祐八年，枢密院奏，以为文、武二选，所关治乱，不可阙一，与其任用不学无术之人，临时不知应变，以挠师律；不若素习韬略，颇娴义训之士，缓急驱策，可以折冲。况今朝廷所用武人，稍有声称者多由武举而得，则此举不可废罢明矣。即诏两制详议所曾举业及较试取人推恩之数。两制议请随进士等科开设，许在京管军及正任横行使副使、知杂及三院御史、谏官、府界提点、朝臣、使臣；在外安抚、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三路知军州及路分总管、钤辖，各奏举一人，试策及武艺优者与殿直，次三班奉职、借职、殿侍、三班差使，策不中而武艺绝伦者取旨。学士贾黯又奏，请如明经之制，于太公韬略，孙、吴、司马诸兵法，及经史言兵事者，设为问目，以能用己意或引前人注释，辞明理畅，及因所问自陈方略可施行者为通。诏从之，而令每开举则兵部至岁终具所举人名数以闻。至明年三月，命馆职两人与判兵部同试策一道，命马军司试弓马武艺，具所试等籍送试官参校，合格以名闻。至八月，则命官与判兵部同试策于秘阁，命直学士以上及正任或横行使一人与军头司试弓马武艺，以所试等第籍送秘合试官参考，合格者以名闻。九月丁卯，遂诏复置武举。按：会要嘉祐八年十月八日密院初建请，治平元年三月二日王珪等上条件，二十一日贾黯乞试韬略；四月九日诏、六月十五日并八月十九日密院奏，皆武举条件。今依实录联书之，仍略删修，使不相抵牾。盖嘉祐八年始议，治平元年九月议定，乃降诏。其降诏固缘密院建请，非治平元年九月方建请也。

　　初，有诏以是日开迩英阁，至重阳节当罢讲。吕公著、司马光言：“先帝时，无事常开讲筵，近因圣体不安，遂于端午及冬至以后盛暑盛寒之际，权罢数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亲近儒雅，讲求治术，愿不惜顷刻之间，日御讲筵。”从之。

　　丁丑，礼院奏：“准画日孟冬荐飨太庙，改为祫祭。按春秋，闵公即位二十二月，丧未除而行吉禘，三传讥之。真宗以咸平二年六月丧除，至十月乃祫祭。仁宗天圣元年四月在谅阴，有司误通天禧旧禘之数，在再朞之内接行禘祭，故四十二年之间九禘八祫，例皆太速。事失于始，则岁月相乘，不可得而正矣。今年未大祥，未可祫；明年未禫，未可禘。今年十月乞依旧时飨。”从之。

　　辛巳，赠安远军节度使马怀德家请谥，礼院奏怀德已葬，难定谥。诏令更议，复奏曰：“自古作谥，皆在葬前。唐开元三品以上将葬，既启殡，告赠谥于柩前，无赠者设启奠即告谥。既葬加谥，出于唐时。如颜杲卿、卢奕皆尽忠王室，当时置而不议。至郭知运死五十余年，乃始请谥，右司员外郎崔庆以为非旌善之礼；而太常博士独孤及谓新制礼死不必有谥，又谓有故阙礼，追远请谥顺也。及长于开元之世，亲闻启奠告谥，而谓新制不必有谥，岂非诬哉！又有故阙礼，追远请谥，皆违礼经，何顺之有？国家给谥一用唐令，然请谥之家例供尚书省官酒食，撰议官又当有赠遗，故或阙而不请。景祐四年，判都省宋绶建议令官给酒食，其后又罢润笔，自此既葬而请谥者甚众。岁月寖久，官阀行迹士大夫所不能知，子孙与其门生故吏志在虚美隐恶，而有司据以加谥，是废周公圣人之法而徇唐庸有司之议。诏自今得谥者葬前奏请，或其家不请，则尚书太常合议定谥，前葬牒史馆及以付其家；即徇私谥不以实，论如选举不以实法；既葬请谥者更不定谥。臣等谓宜如旧。”从之。

　　翰林侍读学士刘敞以疾告满百日，求便郡，上谓执政曰：“如刘敞岂易得也！”复赐以告。每燕见诸学士，问敞疾少间否，赐以新橙，慰抚甚厚。

　　癸未，命敞知卫州，未行，改汝州。三司言敞再得告，例不当给俸，诏令特给。

　　戊子，诏免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李柬之进读，以其自陈有疾，求致仕也。帝谓柬之曰：“卿耆儒通识，期于咨访，以辅不逮，岂止经术而已。”先是，帝亟欲肃正宫省，柬之谏曰：“陛下，长君也，立自齐邸，人方观望，愿曲为容覆。”尝令押赐颍王生日礼物。故事，王拜赐接坐退，王入谢。帝欲其从容，敕毋即谢，留柬之食。翌日见帝，具道王英睿仁厚，社稷之福也。帝甚悦。二事附见，当考。

　　先是，夏国贺登极进奉人吴宗等至顺天门，欲佩鱼及以仪物自从，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廐置一夕，绝供馈。宗出不逊语，宜折之如故事，良久乃听入。及赐食殿门，愬于押伴张觐，诏令还赴延州与宜辨。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授诏通判诘之，宗曰：“引伴谓当用一百万兵，遂入贺兰穴，此何等语也？”通判曰：“闻使人目国主为少帝，故引伴有此对，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服，遂不复辨。庚午，赐谅祚诏，戒以自今宜精择使人，毋俾生事。司马光、吕诲乞加宜罪，不报。

　　是秋，夏国主谅祚数出兵寇秦凤、泾原路，钞熟户，扰边寨弓箭手，杀掠人畜以万计。诏遣文思副使王无忌赍诏诘问。

　　司马光言：“闻周书称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盖言诸侯傲很不宾则诛讨之，顺从柔服则保全之。不避强，不陵弱，此王者所以为政于天下也。臣伏见去岁先帝登遐，赵谅祚遣使者来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语轻肆，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临辞自诉于朝。臣当时与吕诲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为意，使其怨怼归国，一国之人皆以为耻。今岁以来，谅祚招亡命，点集兵马，窥边伺境，攻围堡寨，驱胁熟户八十余族，杀掠弓箭手约数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遣使臣赍诏抚谕。彼顺从则侮之，傲很则畏之，无乃非文王所以令诸侯乎！若使臣至彼，谅祚稽首服罪，禁止侵掠，犹或可赦，若复拒违王命，辞礼骄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将何以待之？伤威毁重，孰甚于此！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骄惰，将帅乏人，而西寇犯边，事之可忧，孰大于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无事者，其故何哉？岂朝廷自有其备而缙外之臣不得与知乎？臣窃惑之。所谓备者，非但添屯军马，积贮粮草而已也，在于择将帅而修军政也。二者皆阙，何谓有备？臣不胜愤懑。伏望陛下博延群臣，访以御边之策，择其善者而力行之。方今救边之急，宜若捧漏瓮沃焦釜，犹恐不及，岂可外示闲暇而养成大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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