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嘉祐四年八月

嘉祐四年八月

　　八月甲戌，知制诰刘敞言：“伏闻礼官倡议，欲祔郭氏于庙，臣窃惑之。昔春秋之义：‘夫人不薨于寝，不赴于同，不反哭于庙，则不言夫人，不称小君。’徒以礼不足，故名号阙然。然则名号与礼非同物也，名号存而礼不足，因不敢正其称，况敢正其仪者乎！郭后之废，虽云无大罪，然亦既废矣。及其追复也，许其号而不许其礼且二十余年，今一旦欲治以嫡后之仪，致之于庙，然则郭后之殂也，为薨于寝乎，赴于同乎，反哭于庙乎，群臣百姓亦尝以母之义为之齐衰乎？恐其未安于春秋也。春秋，夫人于彼三者一不备，则不正其称，而郭氏于三者无一焉，而欲正其礼，恐其未安于义也。‘禘于太庙，用致夫人’，盖以致者不宜致也，不宜致者，以其不薨于寝，不祔于姑也。且传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废兴之间，必有正与不正之理存焉。今欲扶所废以为正，亦将抑所兴以为不正。古者不二嫡，则万世之后，宗庙之礼，岂臣子所当擅轻重哉！谨案景祐诏书，本不许郭氏祔庙，议已决矣，无为复纷纭以乱大礼。议者或谓郭氏之追命也，诏书薄其过，既复其号，不得不异其礼；譬犹大臣坐非辜而贬者，苟明其非辜，则复用之，岂得遂不使为大臣！夫物有殊类异势未可以相准者，臣之与妻，其义虽均，然逐臣可以复归，放妻不可复合，臣众而妻一也。故春秋公孙婴齐卒于狸脤，君曰：‘吾固许之反为大夫。’此逐官可以复归也。杞伯来逆叔姬之丧以归。夫无逆出妻之丧而为之者，此放妻不可复合也。今追祔郭氏，得无近于此乎！乞令诸儒博议，极其论难，以求折衷于礼为允。”诏下学士院详定。据苏颂所作孙抃行状，则倡议祔后庙乃孙抃也。又据汪藻所编诏旨、苏颂传，颂实倡议者。颂以至和元年十一月同知礼院。颂行状是曾肇作。抃行状云：初，仁宗追闵故后郭氏以微过废卒，久无祠所，诏于景灵宫建神御殿，岁时追享。上封者言神御殿不当建。或曰当祔于庙。诏下礼官，颂与僚属同执非是，献议曰：“先朝建神御殿已非礼，然犹尊奉祖考，不失孝思之义。今为后妃而置之，其于失礼又甚矣。倘陛下追念郭氏殂谢，既已追复位号，不若因而赐以谥册，祔于皇后庙，则恩意至而典礼存焉。”复下两制合议，久之不决，然卒罢神御不建。颂传云：“嘉祐初，诏礼院议立故郭皇后神御殿于景灵宫，颂以谓敕书云‘向因忿郁，偶失谦恭’，则无可废之事。又云‘朕念其自历长秋，仅周一纪，逮事先后，祗奉寝园’，此则有不当废之悔。又云‘可追复皇后，其祔庙谥册并停’，此则有合祔庙谥册之议。请祔郭皇后于庙，以成追复之义，备荐享之礼。众论未决，一日，白事都堂，曾公亮问曰：‘学士议郭皇后事甚善。然郭后是上元妃，若祔庙，则事体重矣。’颂曰：‘国朝祖宗三圣，贺、尹、潘皆元妃，事体正相类，今止祔后庙，则岂得有异同之言。’公亮曰：‘议者以谓阴逼母后，是恐万岁后配祔之意。’颂曰：‘若加一怀、愍、哀之谥，则不为逼矣。’公亮叹重久之。然事终不行。”

　　乙亥，御崇政殿，策试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明州观察推官陈舜俞、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旌德县尉钱藻汪辅之。舜俞、藻所对策并入第四等，授舜俞著作佐郎、签书忠正军节度判官事，藻试校书郎、无为军判官。辅之亦入等，监察御史里行沈起言其无行，罢之。辅之躁忿，因以书诮让富弼曰：“公为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天下何赖焉！”弼不能答。舜俞，乌程人。藻，璆五世孙也。辅之邑里未详。汪辅之与富弼书，见冯洁己御史台记。

　　戊寅，降知凤翔府、兵部郎中、直龙图阁宋禧知汝州，江南东路转运使、兵部郎中范宽之知濠州，礼宾副使王知和为均州都监，并坐前为两浙转运使、提点刑狱而失按知杭州孙沔也。

　　庚辰，诏学士院趣上郭皇后祔庙议。先是，礼官祥符张洞驳刘敞议曰：“窃以郭氏正位中宫，母仪天下，逮事先后，亲奉寝园，案于礼法，无大过恶，不可绌废。所以名臣感慨，抗论于朝，中外迄今韪之。陛下闵其偶失谦恭，旋亦昭洗，乃复位号。位号既复，则谥册、祔庙，安得并停！盖当时执政大臣，护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若以平昔之义为得，弥可骇惑。况引春秋‘禘于太庙，用致夫人’之例，据左氏，则哀姜之恶所不忍道；考二传之说，复有非嫡之辞。以此证本朝之事，恐非其当。若曰‘不薨于寝，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则郭后之没，不得其所，责当归于朝廷，死者何罪，而始俪宸极，终不庙食邪？傥以杞伯来逆叔姬之丧质之，讥其既弃而复逆，则天子之后，万方兆姓之母也，非有极恶，又可弃之乎？既追复曰皇后，可绝其享乎？议者欲用后汉、东晋故事，或祭于陵寝，或筑宫于外。稽考二史，皆称曰母后，况之于今，亦未见其合也。惟唐创立别庙，遇禘祫则奉以入享，于义为允。”敞复奏曰：“臣观洞之言，曼词饰说，似苟欲蔽前之失，而非忠信之道也。前世之君废斥后妃，皆溺于私爱，或嬖妾上谮，或谗诉妄及，此则群臣当引大体，伏节死争。如陛下于郭后固未尝有此，盖于时圣虑在宗庙社稷之际，不得不然尔。昔汉光武起于布衣，绍复天位。郭氏其后也，正位十有六年，子强为太子，辅为中山王，可谓盛矣。然自见年长宠衰，数怀怨怼，光武由此废之为中山王太后。其后太子强亦自贬为东海王。然当时文武之臣，元功俊德，布于朝廷，不以光武为情有厚薄，亦不以郭氏为过不当废者，其意识深远，知事有不得已也。今陛下之虑，岂不然乎？光武虽废郭氏，然顾待其家，初不衰减，亦明退人以义，不缘于私故也。此又诏书所以追复郭氏之意矣。用平生之爱，故尊以虚名，顾礼义之正，故绝其祔庙，是范晔所谓使后世不见薄厚进退之源者也。至公至平，可谓折中。今洞之意，以追复郭氏，则出于天子，以停止庙谥，则出于大臣。共一诏书也，而论之异同，未知洞何从见之？若不幸而此言传于后，且归过君父，亏损圣德，此其一也。且臣前奏最要切者，以谓废兴不两立，而人君无二嫡，备万世之后，而礼分不明也。洞既不以此为辨，若不幸朝廷过听之，是虽自以能讦上起废为功，而犹且阴偪母后，妄渎正礼，此其二也。臣以谓非臣子之义，忠信之道矣。伏乞并下臣章，令两制详议。臣诚愚，窃耻圣朝无光武之臣，是以莫能推明上德，而反崇饰诽谤，营为非礼也。”洞复疏难敞说，其后学士院卒不上议。时集贤校理苏颂亦为礼官，所请与洞合。一日，白事都堂，曾公亮问曰：“郭后乃上元妃，若祔庙，则事体重矣。”颂曰：“国朝祖宗三圣，贺、尹、潘皆元妃，事体正相类。今止祔后庙，则岂得有异同之言？”公亮曰：“议者以谓阴逼母后，是恐万岁后配祔之意。”颂曰：“若加一‘怀’、‘愍’、‘哀’之谥，则不为逼矣。”公亮称善。然议终格。

　　辛巳，赠知虔化县、卫尉寺丞赵枢为兵部员外郎。枢死事故也。

　　癸未，赐殿中丞致仕龙昌期五品服，绢百匹。昌期，陵州人。宝元中，韩琦使蜀，奏授试国子四门助教。文彦博知益州，召知州学，奏改校书郎。用明镐荐迁太子洗马致仕，又以明堂恩迁殿中丞。

　　先是，昌期上所著书百余卷，诏下两制看详，两制言：“昌期诡诞穿凿，指周公为大奸，不可以训。乞令益州毁弃所刻板本。”昌期年几九十，诣阙自辨。彦博少从昌期学，因力荐之，故有是赐。翰林学士欧阳修、知制诰刘敞等劾昌期异端害道，当伏少正卯之诛，不宜推奖。同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何郯，亦封还诏书，乃追夺昌期所赐，遣归。何郯传云：文彦博深恶郯言，自银台司徙判吏部铨。案郯徙判铨，乃明年九月，此时彦博不在中书，传误也。刘敞行状云：昌期惶恐不敢受赐。今从国史。

　　甲申，诏：“比者霖雨害稼，其遣官体量减放开封界及京东路民税以闻。”

　　乙酉，户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唐介为契丹国母生辰使，六宅使、梅州刺史桑宗望副之。侍御史丁诩为契丹生辰使，左藏库副使刘建勋副之。开封府判官、工部郎中张中庸为契丹国母正旦使，左藏库副使冯文显副之。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判理欠凭由司沈遘为契丹正旦使，供备副使高继芳副之。遘，钱塘人也。

　　先是，礼官张洞、韩维言：“国朝每遇禘祫，奉别庙四后之主合食太庙。据唐郊祀志载禘祫祝文，自献祖至肃宗凡十一帝，所配皆一后，其间惟睿宗二后，盖昭成，明皇之母也。又续曲台礼有别庙皇后合食之文，盖未有本室，遇祫飨即祔祖姑之下，所以大顺中以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孙以误认曲台礼意，当时不能改正，议者讥其非礼。臣等伏思每室既有定配，则余后于礼不当升祔，遂从别庙之祭，而禘祫之日复来参列，与郊祀志、曲台礼相戾。今亲行盛礼，义当革正。其皇后庙，伏请依奉慈庙例遣官致祭。”诏待制以上议。而翰林学士承旨孙抃、学士胡宿、侍读学士李昭述、侍讲学士向传式、知制诰刘敞王畴、天章阁待制何郯等议曰：“春秋传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且以国朝事宗庙百有余年，至祫之日，别庙后主皆升合食，遵用以为典制，非无据也。此圣祖神宗参用历代之法，因时施宜，以贻子孙者也，未易轻改。况大中祥符五年已曾定议，一时礼官著约中之论，而先帝有恭依之诏。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既执守以为常，一旦轻议损益，恐神灵不安，亦未必当先帝意也。议者乃谓四后之主于合食则贵有所屈，于别飨则尊得以伸。然则不疑于黜远四后，而独丰于昵者乎？他年有司摄事，故四后皆预合食。今陛下甫欲躬斋戒奉祖祢，而四后见黜，不亦疑于以礼之烦也，而不能事其先妣乎？受命之君，以议礼制典为急；继体之君，以承志遵法为美。先帝议之制之，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庙之祭至重，苟未能尽祖宗之意，则莫若守其旧礼。疑文偏说未可尽据。传曰：‘祭从先祖。’又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此之谓也。臣等以谓如其故便。”

　　翰林学士欧阳修吴奎、枢密直学士陈旭包拯、权御史中丞韩绛、知制诰范镇、天章阁待制钱象先唐介卢士宗议曰：“古者宗庙之制，皆一帝一后，后世以有子贵者，始著并祔之文，其不当祔者，则又有别庙禘祫。有司摄事，乃以别庙之后列于配后之下，绝席而坐，非惟于古无文，于今为不可者，又有四焉：淑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于元德之下，章怀皇后，真宗之元配也，列于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后不伦，一也。升祔之后，统以帝乐，别庙诸后，则以本室乐章自随，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册亦统于帝，别庙诸后乃从专飨，三也。升祔之后，联席而坐，别庙诸后，位乃相绝，四也。号为合食，反绝席而坐，牲牢、祭器、乐章、祝册皆自别而不同，又位序颠错，殊非严事之意。伏况章献、章懿皇后在奉慈庙未升祔时，每遇禘祫，不从合食，只于本庙致飨，所以申其尊者，最为得礼也。若四后各祭于其庙，则其尊自申，而于礼文无参差不齐之失，又有章献、章懿之明证。而议者以为国朝行之已久，重于改作，则是失礼之举，无复是正也。向者有司摄事，失于讲求，而今行亲飨之礼，礼官举职而改正，乃理之当然也。臣等请从礼官议。”久之，不能决。

　　刘敞又独上奏曰：“九经所载祫祭制度，最明备者，莫如春秋公羊传。自汉以下，皆引为证，所谓未毁庙者，岂有帝后之限哉！此乃国朝所以依缘循守，行之已百年者也。今群臣不务推原春秋之法，而独引后儒疑近之说；不务讲求本朝之故，而专倡异代难通之制；不务将顺主上广孝之心，而轻议宗庙久行之仪，欲摈隔四后，使亿万斯年，永不得合食于先帝，臣窃恨之。昔贡禹议罢园庙，匡衡议迁郊兆，群臣和之者非一，自以谓周公、孔子复生，不可得变。元帝、成帝信之，然而通人未以为当，既而皆悔之，则无及矣。夫宗庙之礼，神灵之位，岂可使举措数有后悔哉！此自陛下所当留圣思也。”此据刘敞行状增入。

　　丁亥，诏曰：“朕惟春秋大事在于禘祫。前诏太常按求旧礼，以孟冬之吉，恭祠祖庙，庶因合食，圣灵相接，以广烝烝之孝。而一二礼官，于别庙四后有疑论焉，订之诸儒，议久未一。深惟宗庙之祭，至重至严。祖宗以来，有司摄事，行之旧矣。祥符中，复经圣考著定，明诏当时博士讲求，已云义不可废。矧兹眇末，甫崇孝飨，其敢废先妣之常祀，违先帝之圣志哉！孝惠、孝章、淑德、章怀皇后祫飨且依旧，须大礼毕，别加讨论。”刘攽作刘敞行状云：初，上春秋高，朝议或有恐劳上拜起者，而礼官承旨，遂造此议。上微闻之，又得敞奏，谓近臣曰：“朕初谓礼当然，苟以拜起为烦，吾犹能之，何惮也？”按建此议者张洞、韩维，维等必不然。敞缘议郭后祔庙事与洞有隙，攽云尔似诬洞也，今不取。

　　己丑，提点河北刑狱、屯田员外郎张问，提点开导莫州、顺安乾宁军塘泊水口。初，河北屯田司言：“奉诏疏导缘边积水，而顺安军牙家港十洪桥石水限地近北界不可开。今欲调丁夫疏石冢等六口，以分边吴诸淀夏秋涨水。乾宁军自东明港至独流寨，凡有水口三十三，自可发泄水势。莫州会宾口、北堤口、泄水口、洛阳口并顺安军塘北护城堤，可令本处岁治之。其塘泊高仰之地，听人耕种夏田。”故命问专领之。问，襄人。尝为狄青掌鄜延机宜。六年七月己丑可考。

　　自郭咨均税之法罢，论者谓朝廷徒恤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赋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后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岁增赋谷帛之类，无棣总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总万四千八百四十七。既而或言沧州民不以为便，诏谕如旧。是日，复遣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林之纯、屯田员外郎席汝言、虞部员外郎李凤、秘书丞高本分往诸路均田，从中书门下奏请也。本独以为田税之制，其废已久，不可复均。朝廷亦不遽止，后虽均数郡田，其于天下不能尽行。实录在五年四月丙戌，今从会要及司马光记闻。按会要云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与记闻所书己丑相合也。

　　庚寅，降知河阳、龙图阁直学士、工部侍郎李柬之为给事中、知虢州，知苏州、工部郎中、知制诰王琪为度支员外郎、知饶州，并坐失保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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