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至和二年十二月

至和二年十二月

　　十二月乙酉，参知政事程戡言：“前知益州，风闻俗所传岁在甲午，当有兵起，而民心不安，盖淳化中李顺狂逆之年。请禁民间私习六十甲子歌。”从之。

　　丁亥，中书奏：“自商胡决，为大名、恩冀患。先议开铜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难卒就缓之，则忧金堤泛溢，不能捍也。愿备工费，因六塔水势入横陇。宜令河北、京东预完堤埽，并上河水所占民田。”从之，始用李仲昌议也。

　　戊子，知澶州、天平留后李璋为修河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周沆权同知澶州、都大管勾应副修河公事，宣政使、果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邓保吉为修河钤辖，殿中丞李仲昌都大提举河渠司，内殿承制张怀恩为修河都监。寻以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侍押班王从善代保吉。周沆有论列，附明年六月。

　　庚寅，降知泸州、龙图阁直学士、刑部郎中包拯为兵部员外郎、知池州，坐失保任也。

　　壬辰，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施昌言为都大修河制置使。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度支员外郎蔡挺，都大提举河渠司勾当公事、太常博士杨伟，并同管勾修河。昌言辞之，不许。

　　丁酉，诏武臣有赃滥无得转横行，其有战功者许之。初，閤门通事舍人柴贻范乞迁閤门使，御史台言其尝坐滥事免官，不可以例除也。

　　己亥，广南安化州蛮来贡方物，诏以知州蒙全会为三班奉职，监州姚全科为借职。

　　故翰林学士王禹偁孙延己上所藏太宗皇帝赐其祖御书诗一轴，诏赐钱一万，以御诗还其家。

　　庚子，契丹遣右宣徽使左金吾卫上将军萧运、翰林学士给事中史馆修撰史运来献遗留物。

　　辛丑，诏国子监学官自今以三年为一任，愿留者许之，仍不理资考。

　　甲辰，赐左屯卫大将军克敦钱三十万。克敦进所为文求试，及试学士院，乃乞以两日分试诗赋论，既从所乞，因罢推恩而赐之。克敦，德均兄也。

　　侍御史梁蒨以病乞解言职，改刑部员外郎、直史馆、知襄州。蒨罢言责，必有故。刘挚铭蒨墓，云自乞解言责。御史台记云迁起居舍人、知谏院，以病乞补外郡。按蒨未尝入谏院，台记误也。以病乞补外郡，当得之。然台记毁蒨太过，未可全信。挚云请裁减任子恩，自宰相始。恐蒨出亦不缘此，今并不取。

　　己酉，契丹国母遣林牙保静节度使萧衮、文州观察使知客省使杜宗鄂，契丹遣崇仪节度使耶律达、益州观察留后刘日亨来贺正旦。又遣林牙右领军卫上将军萧镠、归州观察使寇忠来谢册立。

　　辛亥，欧阳修又言：

　　朝廷定议开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陇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为国家极言其利害者，何哉？盖其说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任小人，三曰无奇策。今执政之臣，用心于河事亦劳矣。初欲试十万人之役以开故道，既又舍故道而修六塔，未及兴役，遽又罢之，已而终为言利者所胜，今又复修，然则其势难于复止也。夫以执政大臣锐意主其事，而有不可复止之势，固非一人口舌之说可回，此所以虽知非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伪言，众所共恶。今执政之大臣，既用其议，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无患之河，今河侵恩、冀，目下之患虽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将来之害虽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为大臣所主，欲与之争未形之害，势必难夺。就使能夺其议，则言者犹须独任恩、冀为患之责，使仲昌得以为辞，大臣得以归罪，此所以虽知非便而罕敢言也。今执政之臣用心太过，不思自古无无患之河，直欲使河不为患。若能使河不为患，虽竭人力，犹当为之。况闻仲昌利口诡辨，谓费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为奇策，于是决意用之。今言者谓故道既不可复，六塔又不可修，诘其如何，则又无奇策以取胜，此所以虽知不便而罕肯言也。

　　众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独敢言者，臣谓大臣本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兴利除害尔。若果知其为害愈大，则岂有不言也哉，至于顾小人之后患，则非臣之所虑也。且事贵知利害，权轻重，有不得已则择其害少而患轻者为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无奇策，相地势，谨堤防，顺水性之所趋耳，虽大禹不过此也。夫所谓奇策者，不大利则大害，若循常之计，虽无大利，亦未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择利者之所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终不可成而为害愈大；言顺水治堤者，常谈也，然无大利亦无大害。不知为国计者欲何所择哉？若谓利害不可必，但聚大众，兴大役，劳民困国，以试奇策而侥幸于有成者，臣谓虽执政之臣亦未必肯为也。况臣前已言河利害甚详，而未蒙采择，今复敢陈其大要，惟陛下计议之。

　　臣谓河水未始不为患，今顺已决之流治堤防于恩、冀者，其患一而迟；塞商胡复故道，其患二而速；开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为害无涯。自河决横陇以来，大名金堤埽岁岁增治，及商胡再决，金堤益大加功。独恩、冀之间，自商胡决后，议者贪建塞河之策，未尝留意于堤防，是以今河水势浸溢。今若专意并力于恩、冀之间，谨治堤防，则河患可御，不至于大害。所谓其患一者，十数年间令河下流淤塞，则上流必有决处，此一患而迟者也。其患二者，今欲塞商胡口使水归故道，治堤修埽，功费浩大，劳人匮物，困敝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复归，高淤难行，不过一二年间，上流必决，此二患而速者也。其患三者，今六塔河口虽云已有上下约，然全塞大河正流，为功甚大，又开六塔河道，治二千余里堤防，移徙一县两镇，计其功费又大于塞商胡数倍，其为困敝公私，不可胜计，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东，横流散溢，滨、棣、德、博与齐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号富饶，河北一路财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坏田产，河北一路坐见贫虚，此二患也；三五年间，五州凋敝，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涩，则上流必决，此三患也。所谓为害无涯者也。今为国误计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喻也。

　　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横陇故道，本以高淤难行而商胡决，今复驱而注之，必横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余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虽成，必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无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后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时，已尝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为。且河水天灾，非人力可回，惟当治堤防顺水为得计。及奉使往来河北，询于知水者，其说皆然。而恩、冀之民今被水害者，亦皆知其不便，皆愿且治恩、冀堤防为是。下情如此，谁为上通，臣既知其详，岂敢自默。伏乞圣慈特谕宰臣，使审其利害，速罢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命一二精干之臣相度堤防，则河水不至为患，不必求奇策，立难必之功，以为小人侥幸冀恩赏之资也。惟朝廷熟计，亟罢六塔之役。

　　时宰相富弼尤主仲昌议，疏奏，亦不省。

　　壬子，新修醴泉观成，即祥源观也，因火更其名。

　　庆历初，淄、潍、青、齐、沂、密徐淮阳八州军既弛盐禁，兖、郓亦相继许通海盐。自是诸州官不贮盐，而岁应授百姓蚕盐皆罢给，然百姓输蚕盐钱如故。是岁，始诏百姓输蚕盐钱以十分为率，听减三分云。此据食货志但云至和中，不得其时。实录、会要俱无之。今改“至和中”作“是岁”，附至和二年末，盖至和三年九月方改元嘉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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