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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七年十二月


  十二月辛丑朔,昌朝以贝州反书闻。内出札子下中书、枢密院,亟择将领往扑灭之,仍令澶州、孟州、定州、真定府豫设守备,毋致奔逸。其契丹贺正旦使,当由他道至京师。

  壬寅,遣宫苑使、象州团练使、入内押班麦允言,西京作坊使、资州团练使王凯,往贝州捕杀军贼,仍诏贾昌朝发精兵卫之。

  高阳关都部署、马军都虞候、象州防御使王信,闻贝州乱,亟领本路兵傅城下。甲辰,即以信为贝州城下招捉都部署。

  丙午,河北转运使言贝州军民降者六百余人。诏王信等,军营在关城内而与为乱者,家属并羁管之,非为乱者,常加晓谕,勿令忧疑。

  是夜,有星大如缶,坠贼城中。

  丁未,诏:“诸道兵马已会贝州城下,令王信、麦允言、王凯、郝质速行攻讨。其转运使、提点刑狱官,毋得与攻取事。”

  戊申,加恩百官,枢密使王贻永封遂国公,夏竦英国公,镇安节度使、同平章事章得象郇国公,保静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德用祁国公。旧制,将相食邑万户,即封国公。王旦为相,过万户,而谦抑不封。是岁南郊,中外将相唯竦满万户,中书请封英国。因诏节度使带平章事未满万户皆得封,于是贻永、得象、德用皆封国公,其后遂以封邑合万户者彻国。

  庚戌,权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明镐为河北体量安抚使。

  壬子,诏:“访闻贝州来投军民,多致杀戮,以邀功赏。其令贾昌朝、王信等严切约束,违者以军法从事。”

  癸丑,诏贝州有能缒索引官军致得城者,与诸卫上将军,赏钱二千贯。

  知郓州韩琦徙成德军。

  甲寅,知沧州、西上閤门使、荣州刺史高继隆为东上閤门使、知贝州。

  诏陈留、雍邱、襄邑、尉氏、咸平、阳武等六县兵马都监,自今令开封府及府界提点司更举閤门祗候曾经外任者为之。

  遣内侍何诚用赍敕榜招安贝州军贼。御史中丞高若讷言,河朔重兵所积处,今释贝州不讨,后且启乱阶,为敌国笑,不听。

  丁巳,赐贝州城下军士特支钱。

  乙丑,契丹国母遣安福军留后耶律寿、西上閤门使郑全节,契丹遣左千牛卫上将军耶律防、右谏议大夫知制诰韩迥,来贺正旦。

  庚午,诏自今策试武举人毋得问阴符诸禁书。

  知谏院王贽言,谏官例不与臣僚过从,今请除二府不听谒外,其两制官并许往还,从之。无其日,今附月末,会要十二月事。

  景祐南郊,礼仪使言:“天圣五年敕,礼仪院奏,宰臣、参知政事摄事宗庙,如有服制,即奏改差别官,多致妨阙。礼院检讨,按律称如有缌麻以上丧,遣充职事者,笞五十,陪从者,笞三十。皆唐初所定。贞元六年,吏部起请,凡有惨服既葬公除,及闻哀假告满,许吉服赴宗庙之祭。同宫未葬,虽公除,依前禁之。奉诏百官有私丧公除者,听赴宗庙之祭。后王泾著郊祀录称一时之事,非旧典也。又别无诏敕改更,是以历代施行。至大中祥符中,详定所乞依郊祀录,缌麻以上丧,不预宗庙之祭,当时诏可。自后有缌麻以上服者,虽是公除,不差预祭宗庙,参详唐吏部起请,证据甚明。王泾所说,别无典故,乞准贞元诏书预备祠官。”

  是岁,礼官邵必言:“古之臣子未言居父母丧而辄与国家大祭,今制但不许入宗庙,至于南郊坛、景灵宫皆许行事。唐金吾将军沈房有弟丧,公除,衣惨服入内阁门,上问宰相董晋,对有准式,朝官有周以下丧者,禁惨服朝会。则当时周以下丧,虽已公除,尚有惨服,至是乃禁。故前吏部所请惨服既葬公除者,谓周以下也。前后相承,误以为三年丧得吉服从祭,失之甚也。又据律文,诸庙享有缌麻以上丧,不许执事,祭天地社稷不禁,此唐之定律者不详经典意也。王制曰:‘丧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为越绋以行事。’注:‘不敢以卑废尊也。’是指言王者不敢以私亲之丧,废天地社稷之祭,非谓臣下有父母丧,而得从祀天地社稷也。兼律文所不禁者,亦止谓缌麻以上周以下丧故也,南郊太庙为吉祭,奉承之意,无容异礼。今居父母丧不得入太庙,至于南郊,则愈为重。朝廷每因大礼,侍祠之官普有沾赉,使居丧之人,得预祠事,是不欲庆泽之行有所不被,柰何以小惠而伤大礼?近岁两制以上并许终丧,唯于武臣尚仍旧制,是亦取古之墨衰从事金革无避之意也。然于郊社吉礼则为不可。”下礼院言:“郊祀大礼,国之重事,有司联职,仅取齐集。若居丧被起之官咸不与事,则或有妨阙。但不以惨粗之容接于祭次,则亦可行。请依太常新礼,宗室及文武官有遭丧被起及卒哭赴朝参者,遇大朝会,听不入。若缘郊祀大礼,唯不入宗庙。其郊祀坛景灵宫,得权从吉服陪位,或差摄陪位。”诏可。

  三司使张方平言:自庆历二年六月至七年六月,通计五年,方平疏称未满五年,则此疏必在六月以前上矣,今附见年末。

  勘会陕西用兵以来,内外所增置禁军八百六十余指挥,约四十有余万人,通人员长行用中等例,每人约料钱五百,月粮两石五斗,春冬衣紬绢六匹,绵一十二两,随衣钱三千。计每年共支料钱二百四十万缗,粮一千二百万石,准例六折,米计七百二十万石,紬绢二百四十万匹,绵四百八十万两,随衣钱一百二十万缗。每次南郊赏给六百万缗。内马军一百二十余指挥,若马数全足,计六万有余匹,每年支草一千五百一十二万束,料一百五十一万二千石。其系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卫、清边、蕃落等指挥并本道土兵,连营仰给约二十余万人,比屯驻戍兵当四十万人。本道财赋支赡不足,募商人入中粮草,度支给还钱帛,加抬则例价率三倍,茶盐矾缘此法贱,货利流散,弊悉归官。又自庆历三年以后,增添给送西北银绢,内外文武宂官,日更增广,以此三司经用不赡。庆历二年六月,圣恩特赐内藏银一百万两,绢二百万匹,仍尽放免日前所贷内库钱帛。庆历二年八月,又蒙恩赐内藏紬绢三百万匹。据此银绢六百万匹、两,为钱一千二百万缗。庆历五年,又赐江南所铸到大铜钱十一万,当小钱一百一十万缗。及今未满五年,相添费用已尽,乃是每年常将内藏银绢近三百万缗,供助三司经费,仍复调发诸路钱物应副,方始得足。即日外州府库搜刬亡余,不知内藏蓄积几何,可供今后支拨?天下山泽之利,茶盐酒税诸色课入,比之先朝以前,例皆大有增剩,可谓无遗利也。若据国家天下之广,岁入之数,自古无此之多者。然有司调度,交见匮乏,直以支费数广,不量入以为出所致尔。

  方今急务,莫先货食,货食不足,何以为国。昔唐自天宝之乱,肃、代之后,禁军乏饷,畿甸百姓至挼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门以望贡奉之至,王室可为危蹙矣。然患难既平,则兵有时而解,兵解则民力纾矣。今禁兵之籍,不啻百万人,坐而衣食,无有解期。七八年间,天下已困,而中外恬然,不知云救,请举一事而言,则他可以类知也。景祐年中,天下预买紬绢一百九十万匹,去年至买三百万匹,诸路转运司率多诉者,有司末如之何。议者徒知茶盐诸课利之法弊,而不知弊之所由,臣详求其故,法实不弊,势使然尔。置兵有策,则边费可省,边费省,则兼并之民不能观时缓急以侵利权,然后有司得制其轻重矣。

  臣以不才,谬当大计,职忧所切,心如焚灼。权诸利害,至于根本,则关配动静,臂指伸缩,乃系二府,非有司所预。谨具大略,乞下中书、枢密院审加图议,裁于圣断,变而通之,允底蒸民之生,兹为适治之路。

  又言:

  臣昨曾约计天下财利出入之籍,知天下之所以困本于兵,因勘会自宝元、庆历后,内外增置禁军,岁给钱帛粮赐等数进呈,乞朝廷图议其事,有以弛张之。伏以太祖皇帝取荆、潭,收蜀、广南、江南,备晋寇,御西戎、北敌,计所畜兵不及十五万。太宗皇帝平太原,备迁贼,御北敌,料简军旅,增修戎备,志在收取燕蓟,然畜兵亦不过四十万。先皇咸平中,备迁贼,御北敌,搜募战士至五十余万人。及契丹请和,祥符以后,稍稍消汰,弛马牧地给耕民,边将占兵自固者辄罢之,至于宝元,几四十年,可谓乂安矣。向因夏戎阻命,始籍民兵,俄命刺之以补军籍,遂于陕西、河北、京东西增置保捷、武卫、宣毅等军,既而又置宣毅于江、淮、荆湖、福建等路,凡内外增置禁军约四十二万余人,通三朝旧兵且百万,乡军义勇、州郡厢军、诸军小分剩员等不列于数。连营之士日增,南亩之民日减。迩来七年之间,民力大困,天下耕夫织妇,莫能给其衣食,生民之膏泽竭尽,国家之仓库空虚。而此宂兵狃于姑息,寖骄以炽,渐成厉阶。然且上下恬然,不图云救,惟恐招置之不多也。

  且太祖训兵十万人以定天下,今以百万人为少,此无他尔,各苟且及身之安,莫为经久之虑也。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谋,经久者,陛下国家之计。今负贩之家,犹汲汲于担石之备,安有虑不经久,而可以保天下者哉。比岁以来,三路入中粮草,度支给还价钱,常至一千万贯上下,边费如此,何以枝梧?臣较今大计,加之百万不为益,减之百万不为损。而比来鬻官,六千缗者与簿尉,万缗则殿直,诸监筦场务官,准课程以立赏格,收嬴至二三千缗,即以次迁陟,以知卖官迁官几何员数,可供三路一岁粮草之费,是谓聚畎浍之微,供尾闾之泄也。浅陋之人,更言遗利以裨经用,末矣。盖财计盈虚,时事安危,系诸兵而已矣。景祐以前兵五十万,三司财用无余,及今而加一倍,则何以得足?臣近约度今年在京支计,前已进呈,只是准拟常程用度,圆融变转,仅以有备。过此以往,若更因之以横费,加之以饥馑,虽有智者,亦恐难以善其后矣。况臣之愚,敢期克济?惟社稷之福,祖宗之灵,陛下至仁盛德,有以感格天地,降之以善祥,报之以有年,则兆民之所赖也。若观诸人事,臣愚窃甚寒心,伏望令中书、枢密院检会臣前奏,审加计议,裁于圣断。早为之所,犹须效在累年之后,如救焚溺,缓则益不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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