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庆历四年五月

庆历四年五月

　　五月壬戌朔，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上四策曰：

　　昨元昊叛命，王师数出不利，而北敌举数十万众，谓元昊是舅甥之邦，中国不当称兵。国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缯，以续盟好。今元昊虽暂求通顺，后如物力稍宽，则又有长驱深入、并吞关辅之心。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战，彼作伪诏，诱胁边人，欲定关中。盖汉多叛人陷于穷漠，必以刘元海、苻坚、元魏故事，日夜游说元昊，使其侵取汉地，而以汉人守之，则富贵功名，衣食嗜好如其意。乃知非独元昊志在侵汉，实汉之叛人日夜为贼谋也。朝廷若从其和，则北敌要功，下视中国；若拒绝之，则元昊今秋必复大举，北敌寻亦遣使，问所以拒绝元昊之故，或便称兵塞外，张势黢我。国家必于陕西选将调兵，移于河北，河北未战而西陲已虚，元昊乘虚而来，必得志于关辅。此二敌交结之势，何以御之？臣等思和与不和，俱为大患。然则为今之谋者，莫若择帅练兵，日计用武之策，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彼知我有谋有备，不敢轻举，而盟约可固；如不我知，轻负盟约，我则乘彼之骄，可困可击，未必能为中国之害。试画一言之。

　　其一曰：臣等观西戎畜祸，积有岁年。元昊外倚北敌，屡乘战胜，而乃辄求通顺，实图休息，所获者大利，所屈者虚称，然犹干请多端，奸谋未测。国家以生灵为念，不可不纳。如唐高祖、太宗之权略，犹屈于突厥，当始毕之卒，为之举哀废朝，遣百僚诣馆吊其来使。又太宗驰六骑于渭上，见颉利与语，复亲与之盟。既退，左右劝击之，太宗谓“我击彼败，惧而修德，后患必深，周旋俯就，使之骄怠。”一旦李靖擒之，威振四极，此盛主之谋也。陛下当如唐高祖、太宗，隆礼敦信，以盟好为权宜；选将练兵，以攻守为实务。彼不背盟，我则抚纳无倦；彼将负德，我则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也。

　　其二曰：元昊未叛时，受朝廷恩信甚厚，尚或时扰边境，今累次大举，曾无沮败，乃遽请和，实畜阴计，非屈伏之志也。今若以权宜许之，更当严作守备。然陕西减兵，则守备不足，不减则物力已困。臣等以谓缘边城寨，须日加缮完，使戎狄之心，无所窥伺。又久守之计，则莫如畜土兵，盖其众谙山川而多习战斗，比之东兵，其功相倍。然沿边、次边土兵数少，而分守不足，更当于要便城寨，益招置之。若有近里土兵愿益隶边寨者，即迁其家而团集之。向庆州创大顺城，欲置振武、保捷两指挥，乃于永兴华州、耀州土兵中召愿守寨者，而应募甚众，何则？关内诸土兵多在边上，或代归而数月之间复出远戍，岂但星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嫠妇颇多犯法，人情久则怨起，如得并迁其家于边住营，更免出军，父母妻子，乐其完聚，战则相救，守则相安，此可恃之兵也。或谓土兵携家寨下，则请给之费尤多，臣等曰不然，土兵月给差少，又素号精强，使之戍边，比之东兵，数复可减。然于逐路渐为增损，一二年间方能整集，固非一朝可骤改也。又陕西新刺保捷，其中有孱弱不堪战者，宜少汰之，使归于田亩，既省军费，复增农力。然后三分东兵，以一屯边，以助土兵之势；以一徙次边，或屯关辅，以息馈饷之劳；以一归京师，以严禁卫之势。彼如纳欵未变，则东兵更可减三分之一。又沿边无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必使聚居险要，每一两指挥，共修一堡，以完其家，与城寨相应。彼或小至，则使属户蕃兵暨弓箭手与诸土兵，共力御之。彼或大举，则必先闻举集之期，我之次边军马，尽可驻于坚城，以待敌之进退。沿边山阪重复，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速战。既胜，则方敢散兵掳掠，过越险阻，更无顾虑。我若持重不战，则彼之重兵行川路中，刍粮无所继，牛羊无所获，不数日人马俱困，既不敢越险，又未能决胜，必不得已而散兵掳掠。我于山谷中，伏精锐以待之，使散无所掠，聚不得战；欲长驱而来，我则使诸将出奇以蹑其后；欲保师以归，我则使诸城并力以乘其敝。彼将进而无利，退而有祸，不三两举，势必败亡，此守策之得也。

　　其三曰：元昊巢穴，实在河外，河外之兵，懦而罕战。惟横山一带蕃部，东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余里，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之事，与汉界相附，每大举入寇，必为前锋。故西戎以山界蕃部为强兵，汉家以山界属户及弓箭手为善斗。以此观之，各以边人为强。所以秦、汉驱逐西戎，必先得西界之城，彼既远遁，然后以河为限，不能深入。傥元昊归欵，则请假和策以抚之，用守策以待之。或顺而翻变，则有可攻之策。窃计陕西四路之兵，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战兵，大率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轻动。盖不知贼人果犯何路，其备常如寇至。彼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或忽尔点集，并攻一路，故其众动号十余万。以我分守之兵，拒彼专举之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且彼为客，当劳而反逸，我为主，当逸而反劳。我若复用此计，使彼劳我逸，则取胜必矣。臣等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一万，骑兵三千，以为三军，训以新定阵法。俟其精勇，然后观贼之隙，使三军互掠于横山，降者纳质厚赏，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击，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军先出，贼必大举来应，我则退守边寨，或据险要，勿与之战。不越旬日，彼自困敝，势将溃归，则我复出环庆之军，彼必再点兵而来，即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使贼奔命不暇，部落携怨。我则兵势自振，如宥、绥二州，金汤、白豹、折姜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远，救援不及，又我以坚城守之，以精兵临之，彼既乐其土，复逼以威，必须归附，以图自安。三二年间，山界可以尽取。此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横山之势，可谓断其右臂矣。矧汉、唐之旧疆，岂今日之生事？此攻策之得也。

　　其四曰：臣等既以三策陈之，又以北敌为忧。且北敌久强，在后唐日，以兵四十万送石高祖至洛阳，立为天子，遂与石晋为父子之邦，邀求无厌，晋不能支。一旦衅起，长驱直抵京师，虏石少主暨当时公卿，尽室而去，为中原千古之耻。国家始与之结和，将休兵养民，有所待也。及天下无事，人人怀安，不复有征战之议。前年北敌骤起，诡谋称兵，有割地之请。今来元昊欲议和，又因而要功，其势愈重，苟不大为之备，祸未可量。请朝廷力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为经略，二再议兵屯，三专于选将，四急于教战，五训练义勇，六修京师外城，七密定讨伐之谋。

　　一，密为经略者，自河朔罢兵以来，几四十年，州郡因循，武事废弛，凡谋兴葺，则罪其引惹。昨朝廷选差转运使，盖欲革去旧弊，预为之防。然既有本职，则日为冗事所婴，未暇周虑。请选有材识近臣，假以都转运使之名，暂往经画，使亲视边垒，精究利害。凡边计未备者，皆条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归奏阙下，更令中书、枢密院仔细询访，熟议经久之计。若敌情骤变，则我有以待之矣。

　　二，再议兵屯者，自来真定府、定州、高阳关分为三路，其所辖兵马，未甚整齐，乃有一州兵马却属两路之处，又未晓本路将来以何处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处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应援次第。须差近臣往彼密为经略，方可预定法制，临时不至差失。或事宜未动，亦当相度兵马合那移于何处驻泊，使就刍粮，以省边费。庶免先自匮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

　　三，专于选将者，委枢密院于閤门祗候使臣以上选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选人，殿前、马步军司于军旅中选人，或有知略，或有材武，堪边上试用者，逐旋进呈。据选到人数，以籍记之，候本路有阙，则从而差授。如此，则三二年间，得人多矣。

　　四，急于教战者，于陕西四路抽取曾押战队使臣十数人，更授以新议八阵之法，遣往河北阅习诸军，使各知奇正循环之术，应敌无穷。

　　五，训练义勇者，今河北所籍义勇，虽约唐之府兵法制，三时务农，一时教战。然未建府卫之官，而法制不行，号令不一。须别选知州、知县、县令可治兵者，并增置将校，使人人各知军中之法，应敌可用，斯则强兵制胜之本矣。

　　六，修京师外城者，后唐无备，契丹一举，直陷洛阳；石晋无备，契丹一举，直陷京师。故契丹之心，于今骄慢。且为边城坚而难攻，京师坦而无备，一朝称兵，必谋深入。我以京师无备，必促河朔重兵，与之力战。彼战或胜，则更无所顾，直趋澶渊，张犯阙之势，至时，遣使邀我以大河为界，将何以御之？是京师不可以无备也。若京师坚完，则戒河朔之兵勿与之战，彼不得战，则无乘胜之气。欲谋深入，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将沮而自退。退而不整，则邀之击之皆可也。故修京城者，非徒御寇，诚以伐深入之谋也。汉惠帝时，起六百里内男女城长安，二年而就；唐明皇时城长安，九十日而就。今约二年而城之，则民不劳而利大，不可不早计也。

　　是日，琦、仲淹指陈于上前，数刻乃罢。

　　谏官余靖言：“窃闻大臣建议，内有修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伏以庙堂建论，天下具瞻，帝王言动，万世为法。安危所系，举措非轻，事之几微，不可不重。难与虑始，人之常情。臣愿陛下深思远虑，以安民为本。臣请缕陈二事，望陛下择其可否。臣闻西贼僭号之初，宋祁请修函谷关，此时关中动摇，谓朝廷弃关西而自守。今无故而修京城，乃是舍天下之大，而为婴城自守之计。四方闻之，岂不动摇？强弱之势，正在此矣。无戎而城，春秋所讥，守在四夷，义不如此。又前岁以边鄙之警，而河北诸路拣点乡兵，天下百万农夫，皆失其业。北敌慢书，亦随而至。乃是乡兵之利未集，而先致其害也。况今北方之赂既厚，西戎之好既讲，虽知信誓不可卒保，嗷嗷苍生，咸望帖泰。而都畿之下，先自扰之，根本不宁，四方何所望哉？昔魏侯恃险，吴起以为失词；宣王料民，山甫言其害政。惟是二者，皆古今之所戒，而安危之所起，愿陛下舍此二策，别议远图之术。”二策竟不果行。罢置府兵，已附三年九月丁卯，乃十事之七也。靖言不得其时，因韩、范请修京城，附此。

　　先是，郑戬奏修水洛城，乞令韩琦不预商量。琦言：“臣常患臣僚临事多避形迹，致赏罚间或有差误。因退思之，臣任西边及再任宣抚，首尾五年，只在泾原、秦凤两路，于水洛城事，比他人知之甚详，今若隐而不言，复事形迹，则是臣偷安不忠，有误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诛责，辄陈所见利害。”凡十三条，大略言：

　　水洛左右皆小小种落，不属大朝，今夺取其地，于彼置城，于元昊未有所损，于边亦无益，一也。

　　缘边禁军弓箭手，连年借债修葺城寨，尚未完备，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计须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转见劳敝，二也。

　　将来修成上件城堡，计须分屯正军不下五千人，所要粮草，并须入中和籴，所费不小，三也。

　　自来泾原、秦凤两路通进援兵，只为未知得仪州黄石河路，所以议者多欲修水洛城一带城寨。自近岁修成黄石河路，秦凤兵往泾原，并从腹内经过，逐程有驿舍粮草，若救静边寨，比水洛远一程，若救镇戎、德顺军，比水洛却近一程。今水洛劳费如此，又多疏虞，比于黄石河腹内之路，远近所较不多，四也。

　　陕西四路，自来只为城寨太多，分却兵势，每路正兵不下七八万人，及守城寨之外，不过三万人。今泾原、秦凤两路，若更分兵守水洛一带城寨，则兵势单弱。兼元昊每来入寇，不下十余万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静边、章山堡以来出没，则两路援兵自然阻绝。其城寨内兵力单弱，必不敢出城，不过自守而已。如此，枉费功力，临事一无所济。况自来诸路援兵，极多不过五六千人至一万人，作节次前来，只是张得虚声。若先为贼阨其来路，必应援不及。若自黄石河路，则贼隔陇山，不能钞截，五也。

　　自陇州入秦州，由故关路，山阪险隘，行两日方至清水县，清水北十里则𢇲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两日，方至秦州。由此观之，秦州远在陇关之外，最为孤绝。其东路隔限水洛城一带生户，道路不通，秦州恃之以为篱障，只备西路三都口一带贼马来路。今若开水洛城一带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渐有人鞕耕种，蕃部等更不敢当道住坐，奸细之人，易来窥觇。贼若探知此路平快，将来入寇，分一道兵自𢇲穰寨，扼断故关及水洛，则援兵断绝，秦州必危。所以秦州人闻官中开道，皆有忧虑之言，不可不知，六也。

　　泾原路缘边地土最为膏腴，自来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内地浮浪之人，诣城寨官员求先刺手背，候有空闲地土摽占，谓之强人。此辈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夺得蕃部土地耕种，又无分毫租税，缓急西贼入寇，则和家逃入内地，事过之后，却前首身，所以人数虽多，希得其力。又商贾之徒，各务求属于新城内射地土居住，取便与蕃部交易。昨来刘沪下倡和修城之人，尽是此辈，于官中未见有益，七也。

　　泾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渭州至水洛城凡六程，若将来西贼以兵围黢水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不救。少发兵则不能进前，多发兵则与前来葛怀敏救定川寨覆没大军事体一般。所以泾原路患在添置城寨者，一恐分却兵马，二恐救应转难，八也。

　　议者言修水洛城，不唯通两路援兵，亦要弹压彼处一带蕃部。泾原、秦凤两路，除熟户外，其生户有蹉鹘者谷达谷必利城、殒家城、鸱枭城、古渭州、龛谷、洮河、兰州、迭宕州，连宗哥、青唐城一带种类，莫知其数。然族帐分散，不相君长，故不能为中国之患。又谓元昊为草贼，素相仇绚，不肯服从，今水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开拓边境，须待西北无事，财力强盛之时，当今取之，实为无用，九也。

　　今修水洛城，本要通两路之兵，其陇城川等大寨，须藉秦凤差人修置。今秦州文彦博累有论奏，称其不便，显是妨碍，不合动移，十也。

　　凡边上臣僚图实效者，在于选举将校、训练兵马、修完城寨、安集蕃汉，以备寇之至而已。贪功之人则不然，唯务兴事求赏，不思国计。故昨来郑戬差许迁等部领兵马修城，又差走马承受麦知微作都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毕，则皆是转官酬奖之人，不期与尹洙、狄青所见不同，遂致中辍，希望转官，皆不如意。今若水洛城复修，则陇城川等又须相继兴筑，其逐处所差官员将校，人人只望事了转官，岂肯更虑国家向后兵马粮草之费！十一也。

　　昨者泾原路抽回许迁等兵马之时，只筑得数百步，例各二尺以来。其刘沪凭恃郑戬，轻视本路主帅，一面兴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听从，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来若以刘沪全无过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计修水洛城经久利害，只听郑戬等争气加诬，则边上使臣，自此节制不行，大害军事，十二也。

　　陕西四路，唯泾原一路所寄尤重，盖川平原阔，贼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经略之任。近西界虽遣人议和，自杨守素回后，又经月余，寂无消耗，环庆等路，不住有贼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远，西贼奸计，大未可量，朝廷当劝逐路帅臣，豫作支吾。今乃欲以偏裨不受节制为无过，而却加罪主帅，实见事体未顺，十三也。

　　诏札与鱼周询、程戡等，而周询及戡已先具奏修城之利，且言水洛城今欲毕工，惟女墙未完，弃之诚可惜，宜遂令讫役。乃诏戡等卒城之。丁卯，遣内殿崇班陈惟信往泾原路催修水洛城。韩琦十三条，据司马光记闻称“今已五月”，必是五月初所言。而五月六日丁卯，已遣陈惟信往泾原催修城，盖鱼周询、程戡等先言修城之利，奏到在琦言后一两日间，故朝廷虽以琦言札付周询、戡等，及周询、戡奏到，即从其请，遣惟信催修城也。记闻称“五月十六日，诏戡等卒城水洛”，盖误以初六日为十六日，今改之。

　　赠兴元府都监、内殿崇班张昭亮为左骁卫将军、嘉州刺史，以其捕光化军贼死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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