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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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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重农政，自世祖始。世祖以御史中丞勃罗为大司农卿，安重奏：“台臣兼任，前无此例。”帝曰：“司农非细事，朕深喻此，其令勃罗知之。”世祖之言，可谓知本矣。其劝课农桑之法度越唐宋，岂不宜哉！ 中统元年，帝命十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次官。 二年，命宣慰司官劝农桑、惩游惰。是年，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成仲宽、夹谷从中为滦棣、平阳、济南、河间劝农使，李士勉、陈天锡、陈历武、忙古歹为邢铭、河南、东平、涿州劝农使。 至元七年，始立司农司，以中书左丞张文谦为司农卿，专掌农桑水利，凡滋养、栽种之事皆附而行焉。仍分遣劝农官及知水利巡者行劝课，举察勤情，委所在亲民长官为提点，年终第农事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秩满之日，注于解由，赴部照勘，以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时加体察。是年，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设巡行劝农使、副使各四员。 八年，命劝农官举察勤惰。高唐州达鲁花赤忽都、州尹张廷瑞、同知陈思济以劝擢任，河南陕县尹王仔以惰降职。 十年，以立大司农司已三年，再降明谕，委大司农司依旧分布劝农官巡行劝课，务期敦本抑末，功效有成。是年，中书省以畿内秋耕妨刍牧，请禁之。帝以农事重，诏勿禁。 十二年，罢随路巡行官，以事归提刑按察司。 十六年，并劝农官入按察司，增副使、佥事各四员。 二十三年，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书颁诸路。立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于江南。 二十五年，诏：行大司农司岁具府州县劝农官勤惰实迹，以为殿最。有侵官害衣者，从按察司究治。 二十八年，又以江南长吏劝课扰民，罢亲行之制，移文谕之。 二十九年，诏提调农桑官帐册，有差者验数罚降。是年，大司农上诸路垦地一千九百八十三顷有奇，植桑枣诸树二千二百五十二万七千七百余株，义粮九万九千九百六十石。此有司劝课之成效也。 三十一年，成宗即位，颁行诏书内一款，罢妨农之役，公吏人等勿辄令下乡，纵畜牧损田禾桑枣者，倍其偿，而后罪之。终元之世，凡即位、改元、建储之德音，咸遵而效之，以为故事焉。 大德三年，诏廉访司及府州县官提调点视农桑。 武宗至大三年，诏大司农司总挈天下农政，年终考管民官之殿最，定夺黜涉。 仁宗延祐二年，诏江浙行省印《农桑辑要》一万部，颁降有司遵守劝课。 三年，以浙东廉访司佥事苗好谦课农桑有效，赐衣一袭。 文宗天历二年，各道廉访司所察勤官内邱何主簿等凡六人，惰官濮阳县尹等凡四人。 至于劝农立社，尤一代农政之善者。先是，大司农卿张文谦奏上立社规条五十款。至元二十三年，命颁于各路，依例旅行。今撮其大概载之： 一，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杜，择高年晓农事者立为社长。增至百家，别设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杜。社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杜者听。社长专以教劝农桑为务，本处官司不得将社长差占，别管余事。 一，社长宜奖勤罚惰，催其趁时耕作。仍于田塍树牌械书某杜某人地段。社长以时点视。 一，每丁岁植桑二十株或附宅地植桑枣二十株。其地不宜桑枣者，听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限十株，仍多种苴蓿备凶年。 一，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偕知水利人员，以时浚治。如别无违碍，许民量力自行开引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给车材。 一，近水村疃应凿池养鱼并鹅鸭之数，及种莳莲藕、芡菱、蒲苇等，以助衣食。 一，社内有疾病凶丧之家，不能耕种者，众为合力助之。 一，社内灾病多者，两社助之。其养蚕者亦如之。耕牛死，令均钱补买，或两和租赁。 一，荒田，除军营报定及公田外，其余投下、探马赤官之自行占冒，从官司勘当，得实先给贫民耕种，次及余户。 一，每社立义仓，社长主之。丰年验各家口数，每口留粟一斗，无粟者抵斗存留杂色物料，以备凶荒。 一，本社有孝弟力田者，从社长、保甲、本处官司量加优恤。若所保不实，亦行责罚。 一，有游手好闲及不遵父兄教令者，社长籍记姓名。俊提点官到日，实问情实，书其罪于粉壁。犹不改，罚充本社夫役。 一，每杜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如学文有成者，申覆官司照验。 一，每年十月，委州、县证官一员，巡视本管境内有蝗虫遗子之处，设法除之，务期尽绝。其规画详密如此，近古所未有也。 二十九年，命蒙古探马赤军人一体入社，依例劝课。 大德三年，申明杜长不得差占之制。仍免其本身杂役。六年，翰林院侍讲学士王中顺呈称：“前赈济通州一州，靖海、海门两县次序支请。尽系杜长居前，里正不预。多有少年愚骇之子，草履赤胫，语言嘲哳。怪而间之，州县同词而对，通例如此。切详按察司、达鲁花赤、管民官下，便列社长，责任非轻。当时又立社师，教诲子弟迁善改过。二事外似迂缓，中实要切。况《至元新格》内一款，杜长有少年德薄，不为村疃信服，即听举换易。伏思自中统建元迄于今日，良法美意莫不备举。但有司奉行不至，事久弊生。愚意以为，宜申明旧例，社长依前劝课农桑，诫饬子弟，社师依前农隙授学，教以人伦，斯为治之本也。”中书省韪其言，下诸道行之。 延祐元年，命廉访司每岁攒造农桑文册，赴大司农司考较。监察御史许有壬言：“农桑之政，贡之廉司者，盖欲劝课官知所警畏。初不系文册之有无。文册之设，本欲岁见种植垦辟、义粮、学校之数，考较增损勤惰，所以见廉访司亲为之。然养民以不扰为先，害政以虚文为甚。农桑所以养民，今反扰之，文册所以核实，今实废之。各道比及年终，令按治地面，依式攒造。路府行之州县，州县行之社长、乡胥。杜长、乡胥则家至户到，取勘数目。幸而及额，则责报答之需，一或不完，则持其有罪者恣其所求。鸡豚尽于供给，生计废于奔走，一切费用首会箕敛，率以为常。以一县观之，自道册以来，地凡若干，连年栽植有增无减，较其成数，虽屋垣池井尽为其地，犹不能容。故世有纸上栽桑之语。大司农岁总虚文，照磨一毕入架而已。于农事果何益哉。乞命廉访司，依旧巡行劝课，举察勤情。籍册虚文，不必攒造。民既无扰，事办两成。”其后大司农司亦言：廉访司所具栽植之数，书于册者类多不实云。 其种植之法，颁于诸道者。至大二年，淮西道廉访司佥事苗好谦献莳桑法，分农民为三等，上户地十亩，中户地五亩，下户地三亩或一亩，以时收采桑椹，依法种之。其法出《齐民要术》诸书。至元十六年，江南行御史台尝采其法，通行所属。延祐三年，以好谦所至植桑有成效，命诸道仿行焉。是年，又命各社出地共莳桑苗，以社长领之，分给诸村，四年，以社桑分给不便，令民各萌桑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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