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刑法志(2)

刑法志(2)

　　玄宗开元三年，黄门监卢怀慎等又著《开元格》。至二十五年，中书令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损益数千条，明年，吏部尚书宋璟又著后格，皆以开元名书。天宝四载，又诏刑部尚书萧炅稍复增损之。肃宗、代宗无所改造。至德宗时，诏中书门下选律学之士，取至德以来制敕奏谳，掇其可为法者藏之，而不名书。

　　宪宗时，刑部侍郎许孟容等删天宝以后敕为《开元格后敕》。

　　文宗命尚书省郎官各删本司敕，而丞与侍郎覆视，中书门下参其可否而奏之，为《大和格后敕》。开成三年，刑部侍郎狄兼篸采开元二十六年以后至于开成制敕，删其繁者，为《开成详定格》。

　　宣宗时，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戣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为《大中刑律统类》，诏刑部颁行之。

　　此其当世所施行而著见者，其余有其书而不常行者，不足纪也。

　　《书》曰：“慎乃出令。”盖法令在简，简则明，行之在久，久则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为变革。至其繁积，则虽有精明之士不能遍习，而吏得上下以为奸，此刑书之弊也。盖自高宗以来，其大节鲜可纪，而格令之书，不胜其繁也。

　　高宗既昏懦，而继以武氏之乱，毒流天下，几至于亡。自永徽以后，武氏已得志，而刑滥矣。当时大狱，以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杂按，谓之“三司”，而法吏以惨酷为能，至不释枷而笞棰以死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十九条，犯者或至死而杖未毕，乃诏除其四十九条，然无益也。武后已称制，惧天下不服，欲制以威，乃修后周告密之法，诏官司受讯，有言密事者，驰驿奏之。自徐敬业、越王贞、琅邪王冲等起兵讨乱，武氏益恐。乃引酷吏周兴、来俊臣辈典大狱，与侯思止、王弘义、郭弘霸、李敬仁、康暐、卫遂忠等集告事数百人，共为罗织，构陷无辜。自唐之宗室与朝廷之士，日被告捕，不可胜数，天下之人，为之仄足，如狄仁杰、魏元忠等皆几不免。左台御史周矩上疏曰：“比奸憸告讦，习以为常。推劾之吏，以深刻为功，凿空争能，相矜以虐。泥耳囊头，摺胁签爪，县发燻耳，卧邻秽溺，刻害支体，糜烂狱中，号曰‘狱持’；闭绝食饮，昼夜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残贼威暴，取决目前。被诬者苟求得死，何所不至？为国者以仁为宗，以刑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武后不纳。麟台正字陈子昂亦上书切谏，不省。及周兴、来俊臣等诛死，后亦老，其意少衰，而狄仁杰、姚崇、宋璟、王及善相与论垂拱以来酷滥之冤，太后感寤，由是不复杀戮。然其毒虐所被，自古未之有也。大足元年，乃诏法司及推事使敢多作辩状而加语者，以故入论。中宗、韦后继以乱败。

　　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获安乐，二十年间，号称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岁刑部所断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时大理狱，相传鸟雀不栖，至是有鹊巢其庭树，群臣称贺，以为几致刑错。然而李林甫用事矣，自来俊臣诛后，至此始复起大狱，以诬陷所杀数十百人，如韦坚、李邕等皆一时名臣，天下冤之。而天子亦自喜边功，遣将分出以击蛮夷，兵数大败，士卒死伤以万计，国用耗乏，而转漕输送，远近烦费，民力既弊，盗贼起而狱讼繁矣。天子方侧然，诏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释械系。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而棰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诸军自效。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终养。”以此施德其民。然巨盗起，天下被其毒，民莫蒙其赐也。

　　安、史之乱，伪官陆大钧等背贼来归，及庆绪奔河北，胁从者相率待罪阙下，自大臣陈希烈等合数百人。以御史大夫李岘、中丞崔器等为三司使，而肃宗方喜刑名，器亦刻深，乃以河南尹达奚珣等三十九人为重罪，斩于独柳树者十一人，珣及韦恒腰斩，陈希烈等赐自尽于狱中者七人，其余决重杖死者二十一人。以岁除日行刑，集百官临视，家属流窜。初，史思明、高秀岩等皆自拔归命，闻珣等被诛，惧不自安，乃复叛。而三司用刑连年，流贬相继。及王玙为相，请诏三司推核未已者，一切免之。然河北叛人畏诛不降，兵连不解，朝廷屡起大狱。肃宗后亦悔，叹曰：“朕为三司所误。”临崩，诏天下流人皆释之。

　　代宗性仁恕，常以至德以来用刑为戒。及河、洛平，下诏河北、河南吏民任伪官者，一切不问。得史朝义将士妻子四百余人，皆赦之。仆固怀恩反，免其家，不缘坐。剧贼高玉聚徒南山，啗人数千，后擒获，会赦，代宗将贷其死，公卿议请为菹醢，帝不从，卒杖杀之。谏者常讽帝政宽，故朝廷不肃。帝笑曰：“艰难时无以逮下，顾刑法峻急，有威无恩，朕不忍也。”即位五年，府县寺狱无重囚。故时，别敕决人捶无数。宝应元年，诏曰：“凡制敕与一顿杖者，其数止四十；至到与一顿及重杖一顿、痛杖一顿者，皆止六十。”

　　德宗性猜忌少恩，然用刑无大滥。刑部侍郎班宏言：“谋反、大逆及叛、恶逆四者，十恶之大也，犯者宜如律。其余当斩、绞刑者，决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故时，死罪皆先决杖，其数或百或六十，于是悉罢之。

　　宪宗英果明断，自即位数诛方镇，欲治僣叛，一以法度，然于用刑喜宽仁。是时，李吉甫、李绛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赏罚，陛下频降赦令，蠲逋负，赈饥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举，中外有懈怠心。”绛曰：“今天下虽未大治，亦未甚乱，乃古平国用中典之时。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乱之世，始专任刑法。吉甫之言过矣。”宪宗以为然。司空于頔亦讽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谓宰相曰：“頔怀奸谋，欲朕失人心也。”元和八年，诏：“两京、关内、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道死罪十恶、杀人、铸钱、造印，若强盗持仗劫京兆界中及它盗赃逾三匹者，论如故。其余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孙欲随者，勿禁。”盖刑者，政之辅也。政得其道，仁义兴行，而礼让成俗，然犹不敢废刑，所以为民防也，宽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顾风俗谓何而废常刑，是弛民之禁，启其奸，由积水而决其防。故自玄宗废徒杖刑，至是又废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为幸也。

　　穆宗童昏，然颇知慎刑法，每有司断大狱，令中书舍人一人参酌而轻重之，号“参酌院”。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国家法度，高祖、太宗定制二百余年矣。《周礼》：正月布刑，张之门闾及都鄙邦国，所以屡丁宁，使四方谨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别设参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议其出入，是与夺系于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职。昔子路问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为参酌之名不正，宜废。”乃罢之。

　　大和六年，兴平县民上官兴以醉杀人而逃，闻械其父，乃自归。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请减死。诏两省议，以为杀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许以生，是诱之杀人也。谏官亦以为言。文宗以兴免父囚，近于义，杖流灵州，君子以为失刑。文宗好治，躬自谨畏，然阉宦肆孽不能制。至诛杀大臣，夷灭其族，滥及者不可胜数，心知其冤，为之饮恨流涕，而莫能救止。盖仁者制乱，而弱者纵之，然则刚强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贼也。

　　武宗用李德裕诛刘稹等，大刑举矣，而性严刻。故时，窃盗无死，所以原民情迫于饥寒也，至是赃满千钱者死，至宣宗乃罢之。而宣宗亦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虽子弟不宥也。”然少仁恩，唐德自是衰矣。

　　盖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乱，治以宽平，民乐其安，重于犯法，致治之美，几乎三代之盛时。考其推心恻物，其可谓仁矣！自高宗、武后以来，毒流邦家，唐祚绝而复续。玄宗初励精为政，二十年间，刑狱减省，岁断死罪才五十八人。以此见致治虽难，勉之则易，未有为而不至者。自此以后，兵革遂兴，国家多故，而人主规规，无复太宗之志。其虽有心于治者，亦不能讲考大法，而性有宽猛，凡所更革，一切临时苟且，或重或轻，徒为繁文，不足以示后世。而高祖、太宗之法，仅守而存。故自肃宗以来，所可书者几希矣；懿宗以后，无所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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