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乐志序

乐志序

　　声无形而乐有器。古之作乐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声不可以言传，惧夫器失而声遂亡也，乃多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声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广，积而为分、寸；一黍之多，积而为龠、合；一黍之重，积而为铢、两。此造律之本也。故为之长短之法，而著之于度；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于量；为之轻重之法，而著之于权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时而弊，则又总其法而著之于数。使其分寸、龠合、铢两皆起于黄钟，然后律、度、量、衡相用为表里，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则推其法数而制之，用其长短、多少、轻重以相参考。四者既同，而声必至，声至而后乐可作矣。夫物用于有形而必弊，声藏于无形而不竭，以有数之法求无形之声，其法具存。无作则已，苟有作者，虽去圣人于千万岁后，无不得焉。此古之君子知物之终始，而忧世之虑深，其多为之法而丁宁纤悉，可谓至矣。

　　三代既亡，礼乐失其本，至其声器、有司之守，亦以散亡。自汉以来，历代莫不有乐，作者各因其所学，虽清浊高下时有不同，然不能出于法数。至其所以用于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则各因其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

　　自汉、魏之乱，晋迁江南，中国遂没于夷狄。至隋灭陈，始得其乐器，稍欲因而有作，而时君褊迫，不足以堪其事也。是时郑译、牛弘、辛彦之，何妥、蔡子元、于普明之徒，皆名知乐，相与撰定。依京房六十律。因而六之，为三百六十律，以当一岁之日，又以一律为七音，音为一调，凡十二律为八十四调，其说甚详。而终隋之世，所用者黄钟一宫，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调而已。

　　《记》曰：“功成作乐，盖王者未作乐之时，必因其旧而用之。”唐兴即用隋乐。武德九年，始诏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窦琎等定乐。初，隋用黄钟一宫，惟击七钟，其五钟设而不击，谓之哑钟。唐协律郎张文收乃依古断竹为十二律，高祖命与孝孙吹调五钟，叩之而应，由是十二钟皆用。孝孙又以十二月旋相为六十声、八十四调。其法，因五音生二变，因变徵为正徵，因变宫为清宫。七音起黄钟，终南吕，迭为纲纪。黄钟之律，管长九寸，王于中宫土。半之，四寸五分，与清宫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变，循环无间。故一宫、二商、三角、四变徵、五徵、六羽、七变宫，其声繇浊至清为一均。凡十二宫调，皆正宫也。正宫声之下，无复浊音，故五音以宫为尊。十二商调，调有下声一，谓宫也。十二角调，调有下声二，宫、商也。十二徵调，调有下声三，宫、商、角也。十二羽调，调有下声四，宫、商、角、徵也。十二变徵调，居角音之后，正徵之前。十二变宫调，在羽音之后，清宫之前。雅乐成调，无出七声，本宫递相用。唯乐章则随律定均，合以笙、磬，节以钟、鼓。乐既成，奏之。

　　太宗谓侍臣曰：“古者圣人沿情以作乐，国之兴衰，未必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陈将亡也。有《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有《伴侣曲》，闻者悲泣，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以是观之，亦乐之所起。”帝曰：“夫声之所感，各因人之哀乐。将亡之政，其民苦，故闻以悲。今《玉树》、《伴侣》之曲尚存，为公奏之，知必不悲。”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孔子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在音也。”十一年，张文收复请重正余乐，帝不许，曰：“朕闻人和则乐和，隋末丧乱，虽改音律而乐不和。若百姓安乐，金石自谐矣。”

　　文收既定乐，复铸铜律三百六十、铜斛二、铜秤二、铜瓯十四、称尺一。斛左右耳与臀皆方，积十而登，以至于斛，与古玉尺、玉斗同。皆藏于太乐署。武后时，太常卿武延秀以为奇玩，乃献之。及将考中宗庙乐，有司奏请出之，而称尺已亡，其迹犹存，以常用度量校之，尺当六之五，量、衡皆三之一。至肃宗时，山东人魏延陵得律一，因中官李辅国献之，云“太常诸乐调皆下，不合黄钟，请悉更制诸钟磬。”帝以为然，乃悉取太常诸乐器入于禁中，更加磨剡，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观之，以还太常。然以汉律考之，黄钟乃太簇也，当时议者以为非是。

　　其后黄巢之乱，乐工逃散，金奏皆亡。昭宗即位，将谒郊庙，有司不知乐县制度。太常博士殷盈孙按周法以算数除镈钟轻重高卬，黄钟九寸五分，倍应钟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图上口项之量及径衡之围。乃命铸镈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宰相张浚为修奉乐县使，求知声者，得处士萧承训等，校石磬，合而击拊之，音遂谐。

　　唐为国而作乐之制尤简，高祖、太宗即用隋乐与孝孙、文收所定而已。其后世所更者，乐章舞曲。至于昭宗，始得盈孙焉，故其议论罕所发明。若其乐歌庙舞，用于当世者，可以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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